2.阶级意识问题的论证逻辑
总体而言，在论证阶级意识问题的时候，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是一般性地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而是以此来反思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陷入低潮的原因，因而进一步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所以，他们不但要从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的角度再一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般结论，还要进一步深入分析阶级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从社会的物化现象和阶级意识的无意识方面探求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分析的新的方法。
在表面上看，卢卡奇是通过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来回答阶级意识问题的。不过，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卢卡奇实际上是通过压抑客观科学和夸大主体性来凸显阶级的主体性地位和阶级意识问题的重要性的。因此，他的论证实际上深深地依托于从哲学逻辑的角度对主体性做出的论证。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将意识的地位提高到和存在等同的程度上。
而在意识的一般作用的问题上，青年卢卡奇从认识论出发，最后落脚于存在与思维关系的本体论架设上。卢卡奇在认识论上反对将意识看做一种对外部事物的抽象的、静止的反映，因此他认为第二国际有一种将自己作为旁观者的错误倾向。在卢卡奇看来，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所谓的“客观”概念总是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旦脱离了人的因素来说客观，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立场。卢卡奇这一思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深远，成为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思路。所以，青年卢卡奇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看做向实在论的立场的倒退，而马克思并没有将观念看做对对象的直接的实在论式的临摹，而将对象看做被历史中介过的关系的反映。
当然，青年卢卡奇并不会泛泛地谈论意识的一般作用，而是引入与社会发展特定状况相关的客观可能性作为尺度，用以确定作为一定阶级的总体意识状况。换句话说，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无关的社会意识是没有研究的意义的，只有具体的总体及与其有关的关系才能产生具有客观可能性的范畴。而奠基于客观的可能性之上的意识研究，才可以“将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就能认识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能认识与客观状况相符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4页。）。
由此可见，在青年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是与一定的社会存在紧密相关的、具有总体性的阶级意识。从这种关系出发，只有通过对有客观可能性的范畴进行历史分析才能真正认识阶级意识的本质。所以，人们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从特定的经济地位出发，对这个社会的经济总体的认识能深化到什么程度，是不可能超越这个社会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界限的。因此，卢卡奇说：“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Unbewuβtheit)。”（同上书，第106页。）
具体来说，阶级意识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是可以被意识到的“无意识”，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所决定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这种矛盾使资产阶级拥有两种意识形态，即虚假的意识和虚伪的意识。这种矛盾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与之相反的是，无产阶级可以通过中介的方式把远离生产过程的各种形式联系起来，置于辩证的总体中加以认识，从而得以窥探物化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才得以通过中介，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隐藏着的真正本质，人们也才可以真正将人作为一切社会的衡量尺度，把握到历史的主体性质。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力量正在于“把拜物教的事物形式转变为发生在人之间的、而且是在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中具体化的过程，把不可转变的拜物教形式导源于人的关系的所有原初形式”（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4页。）。也就是说，阶级意识的真正力量在于它可以将隐匿于复杂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分散的征兆之后的自身同一性辨识出来，并将其看做社会的真正发展趋势。这一点，也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以达到。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这恰恰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任务，使其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所以，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直接利益和最终目的、个别因素和整体的辩证关系就必然会成为重要的问题。只有这种阶级意识，才可以将社会看做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才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认识物化，才可以将发展付诸行动。
由此，青年卢卡奇完成了无产阶级总体性阶级意识形成的历史可能性与其现实实践指向的逻辑论证，但这样的论证逻辑仍缺少一个环节：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最终推动社会进步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就是说，相比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为什么能够站在科学这一边？或者说，无产阶级缘何能比资产阶级更接近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青年卢卡奇是从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社会地位来展开的。
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都是同样存在的客观事实。可是，这两个阶级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却是根本异质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必然囿于直接性之中，而无产阶级相反能够超越这种直接性。如前所述，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并非偶然，而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的。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的支持者，所以他们会成为商品运动中的无所作为的旁观者，而自身的劳动力已经沦为商品的工人阶级则相反，他们要重新找回自己作为人存在的生存方式，因而他们肯定会对社会采取批判的立场。所以，工人的意识就是商品的自我意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揭露和自我认识。卢卡奇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借助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将经济对象从事物变回过程，变回不断变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工人阶级也必须看到，物化的关系绝不是人与人的直接的关系，而是被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中介了的关系。从这一点来看，工人阶级应该把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提升到对这种认识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的实际消除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走向一种变革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
至此，青年卢卡奇将自己的理论基点置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现实实践之上。他认为共产党就是一种为革命利益服务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独立形式。他通过对组织问题的论述，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并最后回到“十月革命”的道路上。卢卡奇最后产生影响的并不在组织问题，而在于将阶级意识这种主体性哲学作为革命的基础这一点上。
3.卢卡奇的理论影响及其评价
总体而言，青年卢卡奇以其独特的学术尝试向后人展示了其过人的哲学悟性和时代感知力。他批判第二国际“伪科学主义”的教条主义，并力图超越“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化道路，从而凸显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并将其定位于黑格尔式的总体性与主客体统一的逻辑。他对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批判，无意识地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批判思路推进到了生产力批判的维度，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下推进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事业。当然，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其说是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质的，不如说是韦伯西美尔式的物化批判。也正因如此，当他试图回到黑格尔来重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时，唤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美好愿望终将落空。
卢卡奇被尊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更主要是因为他的理论最终促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因此，直到20世纪，依然有后人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回到卢卡奇，寻找新的理论的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哈贝马斯。
青年卢卡奇的学术尝试不仅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且与葛兰西、柯尔施一道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路线。总体而言，其理论影响主要集中体现为如下两点：
首先，卢卡奇创造了一种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模式，从而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进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辩证法框架。
青年卢卡奇的理论基础，是在黑格尔的主客体同一性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历史辩证法，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架构。从理论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第二国际，人们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因为受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影响，把辩证唯物主义也看做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甚至成为第二国际理解马克思的基础，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体系的教科书的出发点。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更接近一种与人无关的自然规律，被等同于自然科学。而卢卡奇和同时代的柯尔施则主要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去解释辩证法，提出了一种与自然本体相对的历史的本体。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路径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同时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也由此形成，这是卢卡奇为后人开辟的一个新的理论路径。
其次，卢卡奇在哲学理论的逻辑上为西方的工人运动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他通过对历史辩证法的再解释，使人们开始关注意识形态、阶级问题和文化问题。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此产生了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
卢卡奇将哲学批判作为革命斗争的基本手段，是与他对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的重视有关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这一点上看，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寻找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问题上产生了重要的分歧，他们开始从经济、政治的斗争，走向文化、哲学的斗争，所以到后来，他们会从现实斗争走向理论批判。
以青年卢卡奇为起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这种研究路径的转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是直接相关的。20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的革命渐渐进入低潮，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却突飞猛进，统治力量也不断增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被迫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分离。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人们，大多是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家，而不再是直接参与工人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们。可以说，从现实斗争转向文化批评，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当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为一种合理化的、自动化的和已经被整体管理的世界之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拒斥，对唯物主义的坚持，是面对世界走向总体控制的前景之时的退守式的理论选择。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的是一种哲学式的反抗，不管是面对法西斯主义，还是科学主义，还是强大的资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种哲学社会学，他们的革命，也只能是文化上的大拒绝，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化的哲学逻辑的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