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革命批判的原则。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但他对作为一定历史发展时代特别关系的现存资产阶级社会所进行的论述，实际上包含了科学地批判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和在实际上对它实行彻底变革的基础。这正是实证的社会学所无法坚持和达到的。当实证社会学坚持一种非历史的研究原则时，就会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关系、它的生产方式、它的国家和它的法律，看做最终达到的、自此在特征上不可改变的、有无限完善能力的、自然的与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形式。这种非历史的方法，在柯尔施看来实际上是反动的、保守的，而资产阶级从革命者转变为守旧者的原因在于，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原则早就最终地取得了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这时获胜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由一种对过时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进攻者，猝然地变成了反对继续推进发展倾向的现存制度的守护者。（［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在柯尔施对马克思批判原则的分析中，他对历史上几种不同的批判类型进行了界划：一种是黑格尔式的批判，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自我批判，也是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的批判，其不可超越的界限在于黑格尔把这个新的社会阶级仅仅消极地理解为“民众”，而不是同时积极地理解为“无产阶级”，这决定了黑格尔的批判是一种内部改良式的批判，这才是黑格尔的体系与方法相矛盾的关键所在。第二种是西斯蒙第式的批判，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外部批判，这种批判带有社会主义人本主义性质，具有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特点。与这两种批判不同，马克思开辟了第三条道路，马克思的批判则限于现存的现实，“不是与观念，而是与其他事实”相对照，并通过尽可能精确地研究这两种事实，把这一事实与另一事实相对立地作为“不同发展因素”来加以论述。而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竟然要同样地运用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经济生活的抽象的普遍的规律；而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原则，这样的普遍规律对于经济生活来说恰恰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将这种批判与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揭示与尽力实现所论述的事物的可能性发展趋势，这时哲学批判同革命的实践实际上是同一回事情，这才是马克思哲学批判性的根本特征。在柯尔施看来，这些原则使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社会学理论区别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这恰恰是将之非马克思主义化。
2.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实证社会学，但是在马克思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从其青年时期一般的革命唯心主义达到更精确地确定他自己理论和实际的任务之初，就赋予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来说首要的意义。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居于何种地位呢？柯尔施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论述。
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对待政治经济学与同时代其他人如李嘉图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勃雷、格雷等人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他并不是从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理论中寻求一种逻辑式的结论。而这些社会主义者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在逻辑推论上得出了社会主义劳动平等的观念。例如勃雷就坚持在新社会中，劳动是生存的第一需要，因为保存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资料——食，衣，住——在我们的周围是到处皆有的，但是它们在自然状态之下，对人是没有价值的，并且必须通过劳动的媒介才能为人所用；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劳动，因为人类的生命全靠衣、食、住三者有了适当的供应，而且这些东西一定是要用劳动去取得的。（［英］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8页。）因此，只有劳动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财富，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却被颠倒过来了，原本应归工人占有的财富却被资本家攫取了。格雷也认为，劳动是一切财产的唯一公平的基础。同样，在蒲鲁东的理论中，他也明确地对启蒙理性的契约论立场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劳动是所有权的根据，如果按照社会契约来说，所有权是以平等为条件，那么到了不再有平等存在的时候，契约就告破裂，一切所有权都成为霸占了。因此，用这个所谓的普遍的承认来说明所有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凡是劳动的人都可以成为所有人：这个事实是从政治经济学法学的公认原理中必然推论出来的，当我说所有人的时候，我不是像我们那些假仁假义的经济学那样，只是对他所得到的津贴、薪金、报酬所有权；我指的是他对他所创造的价值所有权，而现在却只有雇主可以从这个价值中得到利益。（［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5页。）由此，蒲鲁东认为资本家不劳而获，因而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权即是盗窃”。从逻辑上看，李嘉图社会主义者从劳动价值论引申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基于法理学而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圣西门、傅立叶等人要深刻得多。柯尔施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地方在于，不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地推导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了唯心主义的认识：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因此为了消除这种状况，人们必须对经济学做别样的解释，通过实际地变革社会来造成一种状况，即在这种状况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停止发生作用，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成为无对象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柯尔施与传统理解模式即将马克思主义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不同学科的理解模式不同，他十分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正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超越了直观唯物主义的肤浅性。在直观唯物主义者看来，可以借助于新的理论，或者单纯凭借自己的良好主观愿望，就可以超越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现存社会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解视角，正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需要重视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