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柯尔施看来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第一，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一种新的阶级意识的表达。在他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摆脱封建桎梏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马克思则通政治经济学批判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第二，这种批判并不是对政治经济学个别结论的批判，而是从前提上颠覆了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第三，这种批判并不是一种纯粹学理上的批判，它有着明确的现实实践指向，就是要对现实社会关系进行革命的批判。所以柯尔施强调，在马克思的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涉及的问题，不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的阶段同它的以往阶段的对立，而是经济科学的、历史与理论的主题变换。同时它所涉及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它的全面彻底的变革。柯尔施的这一论述涉及后来一些引起重大争论的理论问题：第一，关于马克思的思想分期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就实现了思想变革，后来只是将自己的唯物主义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只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实现了自己的思想革命。柯尔施则从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关系来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只是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才真正地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还是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形式即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来批判蒲鲁东的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成熟是同步的，所以，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才能制定出他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充分发展的形式。比起正统理解模式，柯尔施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的这一理解，更接近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过程，也更能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深层理论内涵。第二，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问题，这不仅涉及后来关于瓦格纳教科书的评论，而且也涉及如何看待后来者对马克思的批评。瓦格纳从边际效用论出发，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使用价值，认为只有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这种观念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都是商品的价值规定性，两者须臾不可分离，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从商品中解放出来就是将使用价值解放出来，在逻辑上是一种悖论。因为从商品中解放出来就是废除商品的统治，而这时再谈论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没有了意义。（参阅《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主旨是要实现使用价值的解放，由此他对马克思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认为马克思所追求的使用价值的解放并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是将人的需要与物的使用联系在一起的。在鲍德里亚看来，商品拜物教的实质是：表面看来是交换价值拜物教，在深层上看来却是使用价值的拜物教。当然无论是瓦格纳还是鲍德里亚，之所以会对马克思提出批评，问题的关键就是马克思的使用价值究竟该如何理解。柯尔施的下述分析是值得关注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经济学中并不涉及一般的使用价值，而是涉及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它的“价值”来说不仅是（经济学之外的）前提。它是价值的要素并且甚至是经济学的（从而像商品和交换价值一样，同时历史的和社会的）范畴。物品对于任何人例如对于它本身的制造者来说具有某种可使用性（对于“别人”的可使用性），这一事实才得出作为商品特性的“使用价值”的经济学定义。（［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与交换价值没有任何关系的独立存在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存在的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时将使用价值解放出来只是一种理论的幻想。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并没有理解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理论。第三，经济异化与拜物教批判。这个问题也与第一点即马克思思想发展分期的论述相关。在写作《卡尔·马克思》一书时，柯尔施已经读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笔记》，在他看来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是其哲学理论向社会领域的一个拓展，但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他把经济异化看做一个现实存在的具体事实，并从中看到了社会的对立，而不是一种抽象思维的想象过程。但到了后期思想即商品拜物教批判中，马克思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种对经济的‘自我异化’的哲学批判同后来对同一问题的科学论述之间内容上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并已在1859年《批判》等著作）中，通过把经济学所有其他的异化范畴归结为商品的拜物教形式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最为根本和更普遍的意义。”（同上书，第87页。）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最为根本和普遍的特征，而这种特征与抽象的人性的异化及其复归问题没有任何的关联。当商品拜物教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所有层面时，商品的形式和价值形态就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而不是特殊的、历史性的存在，而这种历史性的事实，正是马克思所要批判和颠覆的对象。
柯尔施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商品拜物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事实，它反映的是阶级对立关系，与此相关，价值与剩余价值问题，也不是一种经济学上的计量关系，而是体现了社会不平等的阶级关系。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形成一种自觉的阶级意识。所以商品拜物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商品崇拜现象，而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结构特征。资产阶级学者所强调的自由与平等，政治经济学所谓的科学性，都是通过商品拜物教这个镜像得以成立的，没有商品拜物教的形式，也就体现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与平等现象，商品拜物教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柯尔施认为，从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中，由它提出的原理已变化了作用方式。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首先是由于基本范畴与货币所固有的“拜物教”性质，经济学的论述不再直接地涉及实际的对象；经济学知识所认定的“对象”只不过是出于它后面的、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所进入的一定关系的、由物掩饰的表达。另一方面，经济学范畴尽管具有“拜物教”性质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性质，而形成这样一种必然形式，即采取那种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特征的不完全的社会性、特别历史的与历史上过时的形式，便在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中表达出来。因而，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话语，这种批判是反话语，它的目标正是要刺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外衣，通过现实的革命实践来消灭这种话语所由产生的物质基础。
3.历史情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向度
在传统的理解模式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基点是建立在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这个表述之上的，即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看做同自然一样的客观发展过程。柯尔施驳斥了这一看法，他强调当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时，这个“社会的自然规律”是在历史性的意义上来规定的，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规律”并不是自然界那样的永恒规律，同时也与启蒙学者所谓的最合乎人性的规律有着重大的区别。这是一种是受拜物教意识所中介的社会自然规律，因而，“社会的自然规律”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一个肯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指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在这个名义下由马克思论证过的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并不具有真正的自然规律对于物理学家来说的那种肯定的与决定性的意义，而且也不具有由较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揭示的、摆脱了封建制度“认为的”桎梏的新的资产阶级生活“自然的”规律的意义。在这种否定性的规定中，“社会的自然规律”这一概念对于马克思批判的与革命的科学来说同时存在着肯定的意义。因而自然的社会规律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蕴含着批判性张力的历史性范畴，而正是对历史性的重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展现了其独特的理论内涵。
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由两个层面的内容构成的：一个层面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客观描述视角，在这种视角中历史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客观发展过程；另一个层面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阶级斗争立场上来描述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视角。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在逻辑上似乎是不相容的，但柯尔施认为，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解，必须要结合特定的历史情境，必须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进行分析。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关于主体和客体的联系，例如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或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和这样的一般概念如阶级与阶级斗争，以及甚至导致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的一般表述，对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并且马克思在做这个表述时采用过的特定的形式，在严格意义上也仅仅对于当前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定历史形式来说是适用的。因而，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逻辑问题，而是与特定的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的。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代背景来看，时值欧洲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在这个时候应该高扬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而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内在矛盾的分析和强调，并不像后来一些学者指责的那样是一种宿命论，而是为了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进而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柯尔施认为，这种客观的、唯物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得给对最初狂热的、空想的、唯意志论的进攻意志感到失望的工人，指明新的出路。由于后来出于理论体系建构的需要，作为理论建构背景的历史性情景被擦除了，与现实历史情境密切关联的理论变成了一种普适性的真理。为了论证这种理解的合法性，传统理解模式甚至用全面的、包括自然界与社会的唯物主义哲学和一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来为自己的合法性做论证。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作为对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严格经验的研究，并不需要这种哲学基础。因此也不需要从其他地方为马克思的理论补充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有其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发展的一定起点上（与在这种倾向上他们开始的领路人费尔巴哈和莫泽斯·赫斯相比更加坚定地）抛开包括唯物主义在内的任何哲学。其唯一的原因在于，他们希图通过直接唯物主义的科学与实践超越哲学唯物主义。但是，他们随后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不再研究哲学问题时仍然不断把无情地反对任何非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无论它们以何种伪装出现），看作是重要的任务。（［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唯物主义两个层面的内容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才能得以准确的把握。
历史情境不过是特定社会关系结构在某一历史时刻的瞬间凸现，因此要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无疑是个基础性的概念。在柯尔施看来，将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之处。在《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并没有为研究历史与社会的实际的人世界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费尔巴哈没有意识到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没有看到社会中物的关系对人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将人的自然关系不恰当地置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上，最后既无法批判宗教，也不能真正地对当下的社会进行分析。与之相反，尽管康德、黑格尔看到了社会中的一般的物质联系，但在康德那里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眼界，而黑格尔则将这种联系神秘化了。虽然早期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市民社会概念，但他们更多地是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种非历史的永恒存在。可以说，对社会的科学理解与历史性的视野是一致的，如果不具备历史性的视野，社会就无法得到批判的分析；反之，如果不把社会作为唯物主义的地平线，那么历史性的视野也无法在马克思那里形成。所以，柯尔施又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认为“社会的唯物主义”。
在柯尔施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解释中，特定的历史情境与主客体辩证法构成他理论解释的双重维度，他由此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重大主题重新进行了阐发。比如在传统的解释框架中，生产力通常是被其视为一种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客观的、超历史的力量，而在柯尔施看来，这个概念更多地与资本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认为在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中没有丝毫神秘的与形而上学的东西。“生产力”首先不过是作为活着的人们的、人间现实的劳动力：在利用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由此决定的合作方式下，通过这种力量的劳动能创造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手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制造“商品”。对生产力的这一理解，就与对社会历史的主体向度的理解统一起来了，生产力不只是体现为一种工艺学和技术学的对象，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拜物教结构中的对象，它反映了一种阶级对立。生产力不仅具有了客体的向度，也具有了主体的向度。再比如对社会革命的分析中，柯尔施也体现了对双重视域的重视。在他看来，资产阶级革命家只是从政治革命这个视角来思考问题，将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看做政治革命的自然结果，而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是社会革命，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的格式塔转换，而不只是政治制度的变革。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有关社会经济的基本关系，也就是同物质生产力当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不是一个自行发展的过程——既不是借助于渐进的社会进化，也不是作为纯粹政治革命的自然结果，它与奠定在其上的“上层建筑”法律关系、国家形式、社会意识或“观念”一样，必须由人们去进行变革。为了实行这种变革，就需要有彻底的、深入到现存社会制度的根底的即深入到物质生产的社会革命。这构成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同时也构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关进步、进化和近代政治革命的传统观念所进行的整个批判的支点。因而，社会革命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产力客观发展过度导致的必然结果，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唯意志论的主体行为，而是主体和客体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相结合的过程。
在这里，柯尔施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但它并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是一种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主要倾向来看不再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新的唯物主义把它的任务看做是制定历史社会研究的特别方法——工具论，它必定使得社会研究者在他们的领域里，在无成见地研究现实的道路上破除迷信，并且‘真实于自然科学地探明’在由‘思想’掩盖的无限紊乱下隐藏的现实真相。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核心就在于此。”（［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作为一种研究社会方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理论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学理性分析，他的理论进展在每一时刻体现了现实历史的新发展和革命实践的新成就，这决定了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理论，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向，也正是这种理论指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的一切哲学区别开来。也只有在这个维度中，才能打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