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来，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争论主要是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展开的。这一疑问实际上自徐崇温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介绍到国内的时候就开始了，只不过在徐崇温和杜章智的争论那里达到了第一次高潮（参见徐崇温《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1期；《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商榷》，《现代哲学》1988年第3期；《就“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答杜章智同志》，《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3期；杜章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谈谈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现代哲学》1988年第3期。）。徐崇温在安德森理解的基础上，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概念，是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种激进思潮，但在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杜章智则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力图创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不能简单给其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定性。这一点在后来徐崇温和王雨辰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问题的第二次争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参见徐崇温《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再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6期；王雨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江汉论坛》1997年第9期；《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我们到底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2期。）。王雨辰在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辩护”中专门提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的观点。陈学明先生也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结合当今世界重大问题对马克思的反思。
对于徐杜之争，有学者认为：徐崇温是从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范式出发的，自然得出“西方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这一点在安德森的书中也可以引申出来；而杜章智则是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范式出发的，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和创新（参见郑一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30年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08年6月5日。）。在我们看来，这种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它透过具体观点看到了这一争论背后存在的理论范式和概念框架的区别。更深一层，也就涉及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自身的界定。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也不完全是一个新问题，自这一流派被介绍到国内开始它就被不断地讨论着。正是在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问题的争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理论特征的探索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本身获得了充分的讨论。一方面是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使用的历史被不断廓清，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种激进思潮内在包含的理论逻辑也日渐清晰。张一兵正是通过“总体性”这一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核心范畴在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入手，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上走向终结的观点。进而，结合欧美社会政治实践的变迁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可以说，从卢卡奇、柯尔施的最初努力开始，经过人本主义的理论转型和结构主义的逻辑扭转，在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那里，总体性已经不再是重建而是排斥的对象。相应地，作为马克思分析社会历史的根本出发点的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也被怀疑、放弃，代之以种种“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
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实际上，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反思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逻辑终结的思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事件。除了学界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演变及其内在逻辑承转的探讨外，更加重要的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深化，许多当代西方左派思潮的最新探索也纷纷被介绍到国内。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框架逐渐不足以涵盖这些最新的学术思潮，如拉克劳、墨菲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探索，鲍德里亚在批判资本主义同时对马克思的全盘否定，齐泽克将拉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嫁接等等。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就越发退回到它自身本来的属地，也是安德森在使这一概念广为流行时所潜在意味的含义——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激进思潮，主要特征是从政治经济学走向哲学，脱离现实工人政治实践，并最终走向失败。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宏观思想背景下，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破茧而出、振翅而飞了。在过去不长的时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进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既有研究的进一步推进，特别是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作品的深入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概括；二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即最新理论流派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以及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等；三是在新的历史和学术环境中对西方学术资源的发掘和传统研究模式的反思，这主要集中在有关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和讨论上。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构成了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繁荣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证。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演进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同国内学界的研究传承直接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代表性理论家和经典文本的深入分析，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逻辑进展的系统梳理。从第一个方面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和经典文本开始得到“深度耕犁”。在大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被译介到国内的基础上，国内形成了一批专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学者的著作。例如，围绕卢卡奇、列斐伏尔(H.Lefebvre)、阿尔都塞、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专门研究已经出版了多本专著。从第二个方面来说，国内已经形成了多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史（教材）类的著作，如陈学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2001）、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2001）、《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2008）、张一兵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2003）等（参见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些著作的一个最大共同点就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宏观把握，即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人本主义再到科学主义的转变历程。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前进的强劲动力。2000年以来，不同流派的思想和观点被不断地介绍到国内，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呈现出不断加强的态势。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介绍和研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等。
尽管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本身还存在争论，但是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走向终结后影响最大的西方左派激进思潮。在这一点上，后马克思主义与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思潮”是一致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今天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如拉克劳和墨菲、齐泽克、鲍德里亚等人的思想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结合生态问题的反思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除了介绍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观点外，还积极将生态维度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建构，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结合起来，这就产生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英国马克思主义同样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实际上，受历史条件制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英国学者的转译和研究。而针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演变的研究则是近年来才刚刚兴起的。上世纪80年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已经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国内，该研究正在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曾经对中国接受、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推进，相关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被介绍到国内，催生了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上，走出了一条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结合现代学术发展、重新阐发马克思理论的学术道路。同时我们看到，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学界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对西方学术资源的发掘和传统研究模式的反思构成了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丰富和拓展的重要途径。如前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直接等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随着视域的拓展和研究的深化，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即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左派思潮的最新进展有了更加充分的把握，而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期的其他理论流派也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西方“马克思学”、激进政治经济学等，而上文分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在时间断代上也可以划归到这一领域。
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兴起集中反映了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西方“马克思学”是上世纪50年代末在法国和德国以及后来的英国出现的一股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其鲜明特点是意识形态上的非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的中立性和研究成员构成上的学院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陈先达、孙伯鍨、徐琳等老一辈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入而科学的研究（参见陈先达等著《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徐琳、唐源昌主编《恩格斯与现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孙伯鍨、曹幼华等著《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近年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深化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拓展，西方“马克思学”重新获得了国内学界的关注。特别是有关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研究更是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国内当下的“马克思学”讨论中存在将这一概念泛化的倾向，但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本身仍然对于完善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在理论观点上具有很大程度的重合性，这一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演进；另一方面，必须承认，西方“马克思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文献和观点的梳理上，的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对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并进一步锤炼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发挥着间接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赞同梁树发的观点，将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子学科来对待（梁树发：《西方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综上所述，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从第二国际解散、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到当代左派激进思潮的百舸竞流，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同流派的思想资源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关注、发掘。那么，今天，一个新的理论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摆在了学术界同仁的面前。这就是如何以一种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式科学地再现九十多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这也是我们组织撰写这三卷本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