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四种书写方式与本书的结构安排
如上所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大量的经典思想家、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国内，而且国内也涌现了为数颇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聚焦于具体思想家、著作的研读和阐释，而且还有尝试历史地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的专著。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最初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概论性的译著和著作，本身就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或国外马克思主义史的特征。今天，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已经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时候，我们更加有理由也有责任在历史和逻辑的科学统一中，系统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
客观地说，在这一研究中，很难找到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来串起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流派、诸多思想家、诸多作品。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术流派或运动，而是呈现为多源并发、多流并进的理论态势，甚至于在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不同流派融合以及一个流派分化的情况；其二是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左派激进运动的理解都或多或少带上了当地文化传统的影响，即便是同一种理论观点，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出不同的接受情况和理论亚形态；其三是即使是同一流派内部，具体的理论家个体也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个性，很难一概而论，更进一步，常常有理论家在自身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也会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既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往往采取不同的书写方式来涵盖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纷繁芜杂的理论形态。概括起来说，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区分为以国别分析为线索的研究、以“人头”梳理为线索的研究、以流派阐释为线索的研究和以理论逻辑为线索的研究四种书写方式。
1.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国别史”分析
第一种方式是以国别分析为线索的研究书写方式，套用历史学的行话，可以说是“国别史”式的研究方式。这种按照国家和地区差别来加以区分、进行研究的方式是一种最常见的研究方法，其特点是全面、系统。根据国家和地区进行第一层次的区分，然后再按照主题或是思想家进行第二层次的划分。这样，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貌就有了一个系统的梳理。然而，这一研究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就是难以从国家和地区的排列中直接看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差异及其内部的逻辑演进。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读者直接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展。这种“国别史”式的研究书写模式最明显地体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的一部译著和一部专著上。
一部译著就是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上下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原版出版于1984年，中文版系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分为上下两编，分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共计包括十五章，分别介绍了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奥地利、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引用情况来看，该书在出版后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但它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在我们看来，该书并未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产生足够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研究方法和书写方式都是“日丹诺夫式”的，即首先按照斯大林教条体系的部门将各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划分为一个个具体的专题，并在介绍过程中采取阶级划分定性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原貌被割裂了，活生生的理论被硬塞进教条体系的框架之中。而该书影响不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学者更多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自觉尝试建构一种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哲学理论，自然对这样一种常常令人摸不清头脑的研究保持距离了。
一部专著则是由易克信、吴仕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国外的研究和发展》（易克信、吴仕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国外的研究和发展》，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系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波兰、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研究状况。每一章对应一个国家（德国分为原民主德国和原联邦德国两章），每一章内部的划分略有不同，有的是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部门分节，有的是按照历史阶段分节，有的是按照思想家和流派分节。可以说，这部著作是以国别分析为线索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典范，也构成了今天研究的重要参照和出发点。其内容全面，不仅涵盖了除拉美以外的所有地区，而且包含了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各个主要流派和代表性观点。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正像国别史研究自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样，该著作在向读者提供一个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系统说明上仍有待完善。
在谈到“国别史”式的书写方式时，还有两个问题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一是近年来由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持编写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也是按照国家和地区划分来展开研究的。在这一系列报告中，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进展得到了充分的介绍，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重要参考。另一个就是以国家界定的特定马克思主义流派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如英美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等等。这在上文有关新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已有提及，在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研究并不直接等同于国别史的分析，而是包含着对特定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解，如段忠桥倡导的英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分析传统，而我们提出的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就不包含日本共产党受斯大林影响所提出的理论观点。
2.以代表性理论家和学术流派为线索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第二种书写方式是以“人头”梳理为线索的研究书写方式。所谓的“人头”梳理，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标准，而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一大类研究所采取的共同方式的通俗表述。而且，这种方式本身同第三种研究书写方式，即以流派阐释为线索的研究书写方式，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二者共同构成了迄今为止国外马克思主义史的主要写作模式。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将把这两种研究书写方式结合起来略作说明。
以“人头”梳理或流派阐释为线索的研究书写方式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它们都不是按照国别的横向排列，而是按照不同思想家、思潮进行的纵向排列，从总体上更加具有思想史分析的特征。这也是这两种研究书写方式不同于以国别分析为线索的研究书写方式的根本特点。第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以“人头”或流派为线索，在外观上看起来更加具有历史梳理的特征，但是在内在的历史线索问题上，仍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理论争论的发生。这并不是由研究者的研究水平所决定的，而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如前所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思想家、流派之间不仅有继承关系，而且还实际上发生着相互之间学术上的影响和竞争，此外，同一个思想家本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持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可能在根本上是相互异质的；所以，在以“人头”或流派为线索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书写中，我们常常看到不同的排列方式，相应地，我们也很难直接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线索等同于这些“人头”或流派的排列方式。这就构成了这两种研究书写方式本身难以逾越的理论困境。
上述两个特点鲜明地体现在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诸多代表性著作中。这些作品主要是概论性和通史性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陈学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俞吾金、陈学明合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衣俊卿等合著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衣俊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和张一兵的《文本的深度耕犁》（两卷）等（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和张一兵的《文本的深度耕犁》（两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07年版。）。这些著作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性思想家和理论流派的梳理，提供了研究者自身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的总体认识。按照其中的理解，概括起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流派、理论家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发展，代表人物主要是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A.Gramsci)和布洛赫(E.Bloch)。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流派之一，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赖希(W.Reich)、马尔库塞(H.Marcuse)、弗罗姆(E.Fromm)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流派之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萨特、梅洛庞蒂和列斐伏尔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和波兰的沙夫(A.Schaff)、科拉科夫斯基(L.Kelokawski)、捷克的柯西克(K.Kosik)以及流亡美国的杜娜耶夫斯卡娅(R.Dunayevskaya)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主要包括霍克海默(M.Horkheimer)、阿多诺、本雅明(W.Benjamin)、哈贝马斯、施密特(A.Schimdt)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德拉沃尔佩(Della-Volpe)和柯莱蒂(L.Colleti)。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阿尔都塞及其学生，如普兰查斯(N.Poulantzas)等。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柯亨(G.Cohen)、罗默(J.Roemer)、埃尔斯特(J.Elster)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高兹(A.Gorz)、佩珀(D.Pepper)、奥康纳(J.O'Conner)、福斯特(J.Foster)等。后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思潮，主要包括拉克劳和墨菲、德里达、鲍德里亚、齐泽克等。
可以说，上面提到的近十个流派、三十多位思想家就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书写的基本对象。在不同的学者那里，这些思想家和流派之间也被按照不同的理解排列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史理解。不难发现，尽管在其中个别理论家和流派的先后关系可能略有差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位置。但从总体上说，在以“人头”和流派为线索的书写方式中，已经呈现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兴起、到人本主义发展和科学主义演变、再到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各种左派激进思潮纷起的逻辑过程。这也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书写中的第四种方式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