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是浙江宁海人，自幼因家境贫寒而耕种牧樵，无所不为，却天资聪颖且勤勉好学，七岁入私塾，学文习字之余，每日临摹画作和字帖，十几岁自学金石篆刻和画史画论，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得以亲聆李叔同大师的教诲；未及而立就著有《中国绘画史》。潘天寿在艺术上不存门户之见，广收博采，取精用弘，追求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当时已经八十高龄、享有画坛声誉的吴昌硕大师，非常器重这个崭露头角的青年，曾以“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的篆书对联相赠，并写有《读潘阿寿山水幛子》的长诗，赞誉勉励。
与林风眠融合中西的观点不同，潘天寿主张“中西绘画应该拉开距离”，改革中国画要立足于民族传统的基础，发扬东方本位艺术。他赞同苦瓜和尚所言“故君子唯借古开今也”，认为“新必须由陈中推动而出”。
杭州艺专创办之初，潘天寿即被高薪礼聘该校的国画主任教授，可见林风眠胸襟坦荡，慧眼识英雄；也说明潘天寿确实是一位旷世奇才般的艺术人才。
朱德群入校时，潘天寿已经年近不惑，虽自称“懒道人”、“懒头陀”，却非常勤恳。受潘天寿丰厚的学养和特有的文人画家气质吸引，朱德群一度想追随他专攻中国画。“我原本希望能够念国画系，但是当初杭州艺专没有国画系，只有绘画系，每个星期只有几堂国画课，一开始很不习惯，觉得油画没有水彩和国画来得自由，后来慢慢能够掌握油画特性之后，发现油画的可能性更大，可以发挥的空间也更宽广，渐渐地国画就画得少了。”
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艺专的学生大多热衷学油画，并且崇尚现代派，对国画课缺乏应有的重视。深得林风眠和吴大羽赏识的赵无极，就曾有趁潘天寿在黑板上写字而越窗逃课之举，后来又因不肯认真对待国画考试而险些被开除。
国画课显得很不景气，原本安排的课时就少，肯认真学的人又不多。尽管潘先生对这样的现状深以为憾，授课并未有所懈怠。他不让学生临摹他的画，而是临摹石涛、八大山人、黄鹤山樵等，学生读他再版的《中国绘画史》，知道他的绘画，承南宋马远、夏圭的峻拔，明代戴进的豪放，沈周的练达、石涛的苍浑；他对近代画家，唯取吴昌硕。他常用的闲章“强其骨”，表达他追求画得骨气和骨力。不论书画，也不论构图，皆显示其雄伟势壮，亦有古希腊的美学韵味。朱德群称自己抽象绘画中得雄强阳刚，应该追溯到潘天寿先生这个源头。潘天寿的书法好用偏锋，自成一格，字好而别致。常听他讲：写字也要“怒浪抉石，渴骥奔泉”。文人字画纤巧秀媚，潘天寿反其道而行，追求力量。这是他们一代人，在中国被列强欺凌的时代，所产生的救亡情结在艺术中的反映。
当时虽然学生学国画的热情不高，但是普遍推崇潘天寿先生高洁脱俗的品性。一旦学生间发生纷争或惹出了事端，训导处的调停难以奏效，只要请出潘天寿先生来，只要几句话即可令事态得到平息。朱德群回忆起这位国画奇才，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潘天寿先生的教导，“须有高尚之品德，宏远之抱负，超越之见识，渊博之学问，广阔深入之生活，然后能有所成就”。
在学习氛围如此浓烈的杭州艺专，有意思的是朱德群为了专心绘画，自动戒掉了打篮球。多年同学都不知道他还是篮球高手。一天，刘宝森同学正和几个同学打篮球，远远发现从一旁经过的朱德群，连忙唤住他一起来玩。面对老同学的热情相邀，朱德群不好回绝，只好违心加入。虽然他进场时间并不长，高超的球技却令体育老师印象深刻。事后，体育老师竭力邀请他参加校队打球。没想到朱德群每次都借故逃掉了训练。就是杭州艺专与兄弟学校进行的篮球比赛，他都不曾在球场出现。原来朱德群发现每次打完球，再拿起画笔来，他的手都会颤抖，这非常影响绘画效果。既然已经放弃体育，专心学习绘画，朱德群就要求自己把画画放在第一位，于是他下狠心彻底放弃自己酷爱的篮球运动。
这与他在巴黎绘画时期，喜欢上下棋一样。一旦他发现这个爱好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绘画，就毅然戒掉。后来他就将棋盘高高锁起，不再触碰。
为了实现自己认定的目标，必须在其他方面肯于和勇于放弃，朱德群深谙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道理。
2．一辈子最好的同学
朱德群（左）和吴冠中在上海大剧院合影中国著名画家吴冠中曾回忆自己走上艺术之路：“如果当年未曾认识朱德群，便没有画家吴冠中。我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或平庸的工程师。30年代时，浙江全省高中学生要集中军训三个月，混合编队，浙江大学高工的我和杭州艺专的朱德群编在同一个班级，朝暮相处，成为好朋友。他带我参观了杭州艺专，我迷了，醉了，疯了，不顾一切转入杭州艺专从低班学起。德群比我早学一年，成了我的小先生。从此，我们结下了终生友谊。别离、阻隔，人生里程多坎坷，‘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而艺术的情谊是圣火，风吹不灭。距离的风及岁月的风，风愈烈，火逾炽。从严格的素描训练到具象的油画学习，从崇拜西方现代艺术到钻研传统精华，从描写物象到表现感受，我们一直是同路人，是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等启蒙老师指引的那条路上的同路人。今日人渐老，鬓已苍，一见如故，人如画，画如人。”
朱德群印证道：“军训时，各学校是混编的。我个子最高，排在第一个。冠中个子最小，排在最后。我出列报告后，教官让我站到排尾，这就和不相识的冠中站在了一起，有了相识和说话的机会。人真是有缘分的，我们一谈就很投缘。尤其是一起到小酒店去喝几两花雕老酒，更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所以我对他进行‘策反’，让他转道杭州艺专来。他果真来了。从此我们在课外就在一起，跑到西湖边写生，星期天就去远一点的灵隐寺、天竺等，真可谓形影不离。”
吴冠中是江苏宜兴人，可是脾气很倔，像北方汉子的性格。天资聪颖，对什么都有自己的独到看法。朱德群说他自己的性格不仅绝强而且年少气盛。按理，一个槽上栓了两条叫驴，可他们相交了六十多年，至今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
其中奥秘，就是他们在绘画上的知己情谊。两人相互能欣赏，能提出真切的意见，恰恰在艺术追求上的真实执着，是他们友谊最坚实的基石。一个人的艺术追求是内化在作品里的，要能被准确看出来不容易。给朱德群写的画评文章何止成百上千，每个评论家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在朱德群眼里，唯有吴冠中看得最准，这就是他们在审美追求上的默契。
他们在艺术追求上的相濡以沫，最是令人羡慕。朱德群回忆道：“我和冠中都对绘画有疯狂的热情，相互感染，就能持之以恒，不受外界的诱惑。他那绘画的热情，就更感染我的绘画，久而久之，我们那时候成了真正的画痴。”
“我很喜欢中国画，但是我对中国画的临摹教学，不面对自然，很有看法。如果专攻水墨画，我认为不会有多大地创造性，培养出来的学生，充其量是老师的翻版。可是，吴冠中独独钟情国画。抗战时，在流亡中，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到四川青木关就有了国画系，冠中选择了国画。我将自己全部国画画册和画论都送给了他。他在国画系学了一年后，觉得有问题，认同了我的看法，就从国画系转出来了。我们将全部国画画册和相关书籍都卖了，拿卖了的钱到青木关口一家饭馆大吃了一顿。后来我们都能对中西画的所长所短有中肯的看法，与我们在思想方法论上的互补有很大的关系。”
吴冠中也回忆道：“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教育部决定迁校，不少同学都回家了。我也打算回老家宜兴。在人生大转折关头，是德群劝我跟学校走。他说，学了两年了，丢了太可惜，不管怎么说，跟着学校走，总可以多学一点，学一点是一点。”倘若没有朱德群的这个质朴的思想对吴冠中的影响，吴冠中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番构图吧。
1937年，国难当头，教育部通知杭州艺专向后方迁校。当时政府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做了在二次大战所有交战国中绝无仅有的两项决策。第一项是将所有大学向后方搬迁，为了国家储备人才，大学生不仅不当兵，而且一律有“战时津贴”，即由政府包下大学生全部学习和生活费用。第二项是将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文物装箱，转运万里，送往后方珍藏，不能再像八国联军入侵时那样让敌人将国宝掠夺走。如果没有迁校的决策，就不会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如果没有将故宫国宝转移，不知道有多少财富被日本人践踏。
10月，杭州艺专师生开始迁往钱塘江对岸的诸暨，但是没多久，教育部命令西迁到江西的龙虎山。女同学和教学器材被卡车送走，男生走路，七八个人一组。朱德群和吴冠中一组。饿了，他们就向路边的百姓买饭吃。这些百姓也很穷，终年吃的就是辣椒，学生根本进不了口。走到天黑，学生借宿农民家。有一晚，他们住在一个农民家的底层柴房里，用稻草打地铺。半夜睡得正香，突然有人喊下雨，学生都惊醒了，外面并没有雨，有人接了屋子里的漏水，一闻还有臭味。哎呀，是老乡家里的孩子晚上撒尿，漏下的水。
接下来的逃亡日子，越来越艰难。
吴冠中离开杭州不久，不慎将仅有的五十元生活费全部丢了。本来就是囊中羞涩的学生连吃饭都成问题。危难见真情。朱德群二话没说，就担负起两个人的生活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