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中常提到的邑，在卜辞中是土地和人民的象形，可见邑是泛指所有的居民点。邑有时还有市，就称为“有市之邑”。从城市的定义来看，这种有市之邑才是指城市型居民点。《战国策·齐策五》中苏秦在游说齐缗王时所说：“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就是指这样的城市。
另外，还有一个与城市有关的字是都，是专指有宗庙之邑。古代中国人信奉的是祖先崇拜，家有家庙，国有宗庙，宗庙所在即君王所驻。所以，都又用来指称国家的统治中心。这一含义后来延伸，就是国都这一专用名词的出现。
然而，早期的国都与早期的历史一样，晦暗不明，而且由于其“不常厥邑”，故一直是困扰着史学家的谜团。自上个世纪初，考古学家对夏商都城的持续探寻，尤其是殷墟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终使夏商传说时代的都城历史初现曙光。
1.夏都二里头遗址
上世纪20年代末对殷墟的发掘，鼓舞了考古学家们，他们试图在豫西、晋南一带寻找到“夏墟”，将传说中的夏代落实下来。但由于战争等原因，这一努力不得不中断。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徐旭生在河南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等处重新开始调查，终于有所斩获，发现了著名的二里头遗址与东下冯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西南约10公里处的洛水南岸，整个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1500米。遗址地面上有四块较高的地块，其中最大的一块位于遗址的中部，面积约12万平方米。就是在这块突起的地方，至今考古学家们已探出数十座宫殿的基址，这些宫殿基址就占地约8万平方米。在这片宫殿区的周围，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些普通房屋的基址、墓葬，以及青铜器作坊、制骨作坊遗址和烧制陶器的陶窑等。这些建筑的时代大致是在公元前1900到公元前1400年间。
考古学家们对1号宫殿进行了重点发掘。这个宫殿基址的平面略呈正方形，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中心殿堂的平面是长方形，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11米，坐北朝南，现在看来是一个四坡屋顶式建筑。堂前是一个庭院，四周围以廊庑，南面设门。同时，考古学家们对位于1号宫殿东北部的2号宫殿基址也进行了发掘。这个宫殿比1号宫殿体量更大，大致是一个南北延伸的长方形：东西宽约58米，南北长约72米。宫殿区的中心殿堂平面也是长方形，规模与1号宫殿区的中心殿堂大致相同：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12米，坐北朝南。殿堂前也有一个庭院。但不同的是，在中心殿堂后有一座与这座建筑同期的大墓。另外，2号宫殿东、西、北三面都有夯筑的墙垣，南面则设有一个带东西塾和穿堂的庑式大门。1号宫殿和2号宫殿的修筑时间，据考古学家判定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也就是公元前1700至公元前1600年间。
就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方位，存在的时间及规模来看，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曾一度断定是为汤都亳城，但后来又认为这个城址应该是更早的夏代都城，即桀时期的都城斟寻。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赵芝荃“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邑”，《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不过，因为《逸周书·史记解》中有：“宫室破国。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
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帝伐之，有洛以亡”。孔晁注解这段话时认为：“汤号曰成，故曰成商”。所以，考古学家曲英杰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这段话所说的成汤伐之的有洛氏都城，而有洛氏不过是夏的一个属国而已。
曲英杰：《古代城市》，3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但不管是夏都还是夏的属国之都，令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不解的是，在二里头遗址中迄今没有发现筑有城墙，这显然与我们所知的早期中国都城形态不同。
因此，在1974年秋至1979年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继续在“夏墟”的范围内进行搜寻。其中，孟凡人等在山西夏县东北约15公里的青龙河南、北岸的台地上进行了发掘，这就是东下冯遗址。
东下冯遗址的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分东、中、西（南岸）、北（北岸）四个区域。总体来看，这里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大同小异，考古学界将其定为东下冯类型，这一文化类型所属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至公元前1600年间，正是传说中的夏的时代。
在东下冯遗址的中区，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城址。虽然这个城址的北部被水冲毁，残存的部分城垣也已被覆盖，不过我们还是能从遗址中看出这个城的大致轮廓：东城墙残存了南段，约长52米，西城墙所遗留下来的南段则长140米，南城墙总长有440米，但这段城墙的中部有些折曲，并不是平直的，因此东城墙与西城墙之间的距离平均约为370米。在南城墙接近西南拐角的地方，考古学者们用探沟发现，城墙的残高1.2－1.8米，底宽8米，残顶宽约7米，外侧近似竖直，内侧则向外倾斜，因此城墙的横剖面是个梯形。这段城墙的两侧都有夯筑的斜坡，并且在城墙的外侧还挖有城壕。城壕的口宽5.5米，底宽4米，深达7米。这段城墙修筑在所属时代不明的第四层和属于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第五层之上，斜坡上则压有属于商代二里冈期上层文化堆积。在东城墙的南段，考古学者也进行了探沟发掘，他们发现这段城墙残高约1米，底宽7.8米，残顶宽6.7米，墙外也有城壕。而这部分城墙是修筑在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层上，保护城墙的斜坡也是被二里冈期上层文化堆积覆盖。另外，在这个城内的西南部还发现了与城墙属于同一时期的圆形建筑基址群，以及灰坑、水井及墓葬等遗存。
发掘者将东下冯遗址中城的修筑年代确定为东下冯遗址第五期。从时代来看，这时已到商代早期。不过，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也认为，从整个遗址以及城墙的叠压关系等方面判断，这个城址并不排除是建造于更早的夏代的可能。
尽管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定夏都所在，但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时已有较大型的城市出现了。
2.盘庚迁殷与殷墟的发现
被认为是东方部族的商，自成汤称王，建都于亳，始开启早期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商到了仲丁时代迁都隞，到河亶甲时期再迁相。商都的前后数迁，这在史书上都有记载。到了盘庚，更有七迁之说。但是，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这些不断迁移的都城所在，大多数至今仍不能确指。商都所在以及商都“不厥常邑”的原因都是我国早期历史上的难解之谜。我们现在仅能从已发现的商代城址中，试图拔开掩盖着这段早期历史的迷雾，推测一下商都，尤其是盘庚时期都城的可能位置。
《尚书·盘庚》第一句就讲的是迁都问题：
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
之后又明确指出：“盘庚迁于殷”。由这段文字我们知道，盘庚迁都就是把都城从亳迁到了殷。
盘庚迁殷是我国早期都城史上的重大事件，史学家们正是以此事件作为商代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尤其是从成汤至仲丁，社会稳定，都城一直设立在亳。亳的所在，有些学者认为就是今天的郑州商城。但仲丁之后，王位纷争，“比九世乱”，诸侯叛离，政局混乱，因此都城屡次迁徙。盘庚迁殷后，王道复兴，四方安定，从此都城不再频繁迁徙，直至殷纣亡国。所以说，盘庚所迁的殷在商代历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至于我们现在将商称为殷商，或直接以殷指代商，即是这一缘故。那么，殷到底在什么地方？
关于盘庚所迁的“殷”的地望，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甲骨文的出土与探测，都证明了现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就是盘庚到殷纣亡国之间的都城遗址。而殷墟的发现则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大而曲折的事件。
事实上，殷墟都城的发现是由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而引起的。清代末年，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农民在田间耕作时，常翻挖出带字的龟甲片。起初当地农民们认为这是不吉祥的东西，就丢弃在路边田埂上。后来这些刻有字划的龟甲，被当作中药的一味药剂龙骨，被中药铺大量收集。1899年，在北京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身患疟疾，在药铺配制中药时，发现龙骨上有隐隐约约的刻划符号。王氏是一位卓有成绩的金石学家，精通铜器铭文。这些刻划符号当然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在京城广收龙骨进行研究，终于认定这些有刻划符号的龟甲，就是一种久已失传的商代卜骨。从此，甲骨文就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