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鸠山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
1. 1950年代的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致力于财政经济状况的全面好转。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于是，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此同时，在国内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一批残余势力，大肆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针对这种情况，从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稳定了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中国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1953年以后，开始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4年初，农村掀起大办农业社的热潮。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直接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1953年6月，中央又决定对私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1954年1月以后，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从1955年夏季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就1950年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而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确的。
19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
1956年9月，召开“中共八大”。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大会还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有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反右斗争至1958年夏季基本结束。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和错误的估计，结果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全国共划右派552973人，其中错划552877人，“不予改正”的，全国仅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96人。许多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的干部被错划为右派，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和损失。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在这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中国共产党简史》第六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转自新华网。
1958—1960年间，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极“左”路线的“大跃进”运动，这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简史》第六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转自新华网。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会后，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简史》第六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转自新华网。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是右倾的表现。于是，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使党内“左”倾错误变本加厉。《中国共产党简史》第六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转自新华网。
“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为1960年代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隐患。
2. 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与行动
鸠山一郎出身政治世家，早年就致力于政治活动，日本战败后不久，便重整旗鼓，率先创建日本自由党，自任总裁。1946年4月，日本举行战后首次大选，自由党获胜。按照议会政治的常规，首相宝座非鸠山莫属。但正当鸠山筹备组阁之际，美国占领当局发出开除鸠山公职的“整肃”令，组阁便化为泡影。吉田茂取而代之，组成第一届吉田内阁。
当时吉田曾许诺，一旦鸠山恢复公职，愿意随时奉还自由党总裁和首相之职。但鸠山“解放”后，吉田自食其言，不肯让位，鸠山从此与吉田决裂，并从自由党中分裂出鸠山派。后来虽然在组织上又捏合在一起，但仍然是同床异梦。
1954年11月，自由党内的反吉田派岸信介、芦田均、石桥湛山等人成立了日本民主党，鸠山一郎任总裁。民主党成为仅次于自由党的第二大党。12月6日，日本民主党和左右两派社会党联合提出吉田内阁不信任案，吉田内阁被迫总辞职，鸠山一郎内阁成立。
鸠山内阁从1954年12月10日成立到1956年12月20日内阁总辞职为止，历时两年零11天。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讲，鸠山内阁都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在政治上，这一时期实现了左右两派社会党的统一和自由党与民主党的合并，形成两大政党并存的五五年体制；在经济上，日本从经济复兴时期开始转向长达18年的高速增长时代。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所缓和，为鸠山推行的“独立自主”政治路线提供了前提条件。鸠山内阁外交方面的最大功绩是实现了日苏邦交正常化。在日苏复交问题上，吉田茂、池田勇人等亲美派极力反对，身为鸠山内阁外相的重光葵也持消极态度，但鸠山不惜一赌自己的政治生命，决心抱病亲往莫斯科，举行日苏首脑会谈，并于1956年10月19日，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
短暂的鸠山内阁时代还完成了另外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就是实现了民主党与自由党的合并，结束了战后10年的多党政治时代，从此开始了自由民主党长达38年之久的一党执政的历史。
1954年12月11日，鸠山内阁上台伊始，外相重光葵便发表声明说，日本愿在不损害自由国家的基本合作的情况下和在彼此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恢复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朝日新闻》（晚刊），1954年2月11日。日本众议院也在同年12月11日设立了一个以促进日中贸易为主旨的贸易振兴调查特别委员会。12月16日，该委员会通过了帆足计等提出的《关于缓和对共产圈国家输出限制的决议》，要求政府采取适当措施大幅度放宽军事物资以外的和平物资对苏联、中国等的输出限制。12月17日，众议院通过了贸易振兴调查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中村高一等24人提出的《关于邀请中国通商使节团的决议》，使新的中日贸易谈判在日本举行成为可能。
鸠山内阁虽然在恢复日苏邦交方面迅速作出决定，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却踌躇再三。1954年12月15日，鸠山首相发表广播演说称，“蒋介石政权和毛泽东政权都是出色的独立国家政权，所以日本和双方开展贸易往来毫不奇怪，而且是理所当然的”言论，随后又在名古屋市演讲时说：“既然台湾和中共双方都是独立国家，那么只承认一方为独立国家是不可思议的”。
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78页。
这些言论曾引起舆论哗然。对此鸠山解释说，“把中共作为独立国，不是从法律上予以承认，只是承认中共政权支配着领土和人民的事实。我本人并非容共主义者。我反对共产主义，但中共的国民有以共产主义建设国家的自由。因为反对共产主义就反对那个国家是错误的”。《以大选为目的的论战》，［日］《朝日新闻（晚刊）》，1954年12月22日。次日，重光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回答社会党议员询问时，答称：“对于中国，我们无意承认两个独立国家。我们要和联合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协调，不打算承认共产党中国”。20日，鸠山在民主党爱知县支部成立大会上讲话，重提恢复中日邦交问题，说“台湾和共产党中国都是独立的政府，因此，只承认一个政府是奇怪的做法”，然而，22日，面对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自由党等议员的质询，鸠山又表示“他从来没有说过日本将承认共产党中国”，但强调“赞成日本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自由往来和贸易”。28日，鸠山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六点基本政策。在谈及中日关系时，认为目前的日中关系是不“正常的”和不“自然的”，“愿意在遵守对自由世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范围内”促进日中之间“有利于我国的人员来往和物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