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事上向为隋以前日中国事交往的惯例，遣隋使递交的国书表明，随着国势的壮大，倭国统治者已改变以往的态度，两次国书所要申明的立场是：日本是地处中国东端且与中国地位平等的独立国家，两国的统治者皆是无分高下的“天子”或“天皇”。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圣德太子要和隋朝缔结对等的国交，这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新纪元。”（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页。）
唐于618年建国。630年，倭国派出第一次遣唐使通好，唐太宗李世民则遣新州刺史高表仁随倭国使节回访，结果却发生了高与倭国王子的“争礼事件”。高不满倭国以国家对等的礼仪接待上国来使，以致不宣国书而返。
唐高宗在位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足鼎立，互有攻伐，视三国同为属国的唐朝则扮演着居中调解的角色。655年，百济在倭国的支持下，联合高句丽、靺鞨等掠占新罗城池数十座，新罗告急，不断请求唐出兵救援。660年，唐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13万大军援朝，在新罗军配合下，一举占领百济王城，俘百济王。但百济将领鬼室福信率残部坚守周留（亦记作“州柔”）城不降，又从倭国迎回百济王子扶余丰（亦记作“丰璋”）继承王位。倭国为扩大在半岛的势力，趁火打劫，假百济乞师之名，发兵数万，与百济、高句丽和靺鞨结为军事同盟，致使唐、新联军陷入南北两面作战的困境，战事一度呈胶着状态。663年，唐、新联军从陆路和水路向都留城发起总攻，在白江口（亦称“白村江”）与倭国水军展开的激战中，“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〇八，中华书局，2010年，第3260页。）经此一战，倭兵退返本岛，百济灭。5年后，高句丽亡。之后，朝鲜半岛被新罗统一。
白江口战役后，倭国“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用兵”。（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84页。）战后，由于唐王朝采取绥抚政策，中日敌对的紧张状态化解，迎来了200余年中日“友好”交流的盛大场面，至唐末的894年日本正式决定停派遣唐使，规模空前的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全方位摄取始告一段落。
上述史实表明，隋唐时期的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有隋以来，日本已自称“日出之国”和“日本”，不再接受“倭国”称呼和中国皇帝的册封，其“日出处天子”对“日没处天子”及“东天皇”对“西天皇”的表白，袒露了要独立自主、与中国分庭抗礼对等交往的立场。即便在白江口战役以后，唐日关系虽然得到修复并长期保持国事交往，但中国正史中已不再有皇帝册封日本国王之类的记载。在唐朝构建的庞大华夷体系中，日本若即若离，已是政治上“不在编”的准成员。
第二，唐朝国势强盛，但毕竟也有限度。其海东政策上，对藩属国新罗是保护和控制，对日本则是宽宥与交通。比之于通过宗属关系的硬约束，唐朝的对日战略重心，似乎更偏重于通过其强势文化的“软实力”，将日本纳入正版华夷体系的辐射圈内。
第三，日本虽然不再接受唐王朝册封，从而实现了法理上的“独立”地位，但却无法摆脱文明意义上对中华文明的依附，在强大的唐王朝面前，只能采取谦逊合作的态度，这是日本全面学习大唐典章文物的客观依据。
第四，唐代中日两国关系长期友好、和平相处的局面是在白江口战役后出现的，昔日殊死相拼的敌人，何以会变成相互尊重、礼尚往来的合作伙伴？除了“距离”（地理的距隔和文明的差距）产生“美”的基本原因外，唐朝的开放思想及张弛有度的对外政策值得思鉴。
第五，隋唐时期的遣使船贸易，与此前传统意义上的朝贡贸易有所区别，政府间“官方贸易”的性质开始凸显。
三、五代、两宋“无邦交”时期的中日民间交流
907年，唐朝灭亡。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国再次陷入分裂状态，史称“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国次第更迭，南方则出现过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多个割据政权。是时，由于中国政治上分裂，日本未与中国的某一政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如此，两国间关系总体上说是融洽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从未间断。不过，在经贸往来的方式上，由于日本不再派遣使节，民间经贸取代了以往的政府间贸易，并且完全是通过中国商船赴日、中国商人在日本的单向交易进行的。史载，吴越国大商人蒋承勋与日本朝廷关系密切，吴越王与日本朝廷相互致意的信函就是由蒋居间传递的。
北宋时期（960-1127）中日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政府间有信函往来。北宋的9朝皇帝中，除太祖、英宗和钦宗在位时没有与日本发生联系外，其他6帝或以皇帝致天皇、或以明州致大宰府的名义，与日本保持沟通。“这种联系虽未导致外交关系的建立，却起到了保护宋商在日贸易和生活安全的作用”。（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事实上，北宋商人在日本受到礼遇和保护、日本高僧得到北宋朝廷厚待亦不乏其例。当时的日本不允许本国商人出国经商，入日贸易的外国商家则惟北宋莫允。
南宋时期（1127-1279），中日无邦交状态依旧，但彼此尊重，各安一方，民间经贸、文化往来的环境则更趋宽松。南宋虽然外患不绝，但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处于东亚地区的最高水平，其魅力所在，使平清盛于1167年独揽日本朝政后解除了日商出国贸易禁令，从而也结束了宋商单方承办两国商贸活动的历史。1192年源赖朝开设镰仓幕府后，同样热衷于对宋贸易，中日民间经贸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两宋时期中日民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和交易频度的增速超过以往，中国对日出口的大宗商品有锦、绫等丝织品，以及瓷器、药材、香料、书籍等；从日本进口的主要商品有砂金、水银、硫磺、木材、珍珠、日本刀及各种手工艺品。这种贸易结构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在科技发展水平及生产力上的差距。在文化交流方面，北宋时入宋日僧人数不多，但不乏奝然、寂昭、成寻等高僧，但日僧来华的主要目的已不是学习佛法，而是遍访古寺名刹，与中国高僧交流切磋，搜集采购书籍。南宋时，来华日僧有所增加。
上述史实表明，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的中日关系有如下特点：
第一，“政冷经热”是两国关系的基本特征。中日之间虽然没有邦交，但也相安无事，未发生大的政治冲突。同时，在两国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中日民间经贸文化交流实现了平稳发展。
第二，民间交流的规模和深度空前。在民间经贸往来方面，前后发生了宋商单方承揽两国贸易到中日双边互市的变化，而垂直型的贸易结构表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整体上依然高于日本。在文化交流方面，入宋的日本留学生数量减少，而入宋日僧的主要目的也不再是“学习”和“摄取”，而是游历交流，这表明通过中国“桥梁”传入的佛教文化已在日本发展到相当高程度。
四、元明时期中日关系的“恩怨”
1026年，铁木真建蒙古汗国后，先后灭掉了西辽、西夏、金、吐蕃和大理诸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大元。1278年元灭南宋后继续扩张，其版图横跨欧亚大陆。
1259年朝鲜降元后，忽必烈欲“先礼后兵”，迫日本就范。从1266年起，屡遣赵良弼等使臣往日，要求日本“通好”归顺。但日本朝廷态度强硬，拒见来使。不可一世的忽必烈怒不可遏，于1274年任命元帅忻都统蒙、汉、高丽军3万余人征讨日本。同年10月，元军开始在对马、壹岐、博多等地登陆作战，因遭遇暴风雨，致船毁人亡，兵马折损近半。
首次征日失败后，忽必烈仍心存幻想，1275年2月再遣礼部侍郎杜世忠为使赴日说降，而北条时宗掌权的镰仓幕府已铁下与元对抗的决心，结果杜世忠一行30余人皆被斩首。1281年，忽必烈遣忻都率蒙古、高丽人组成东路军4万，范文虎率刚刚降顺的南宋江南军10万，第二次征讨日本。两军在博多等地登陆后，鏖战数月，进展迟缓。8月1日台风再次袭来，元军损失十之三四后无功而返。此后，元朝彻底打消征服日本的念头，元日间终无国家往来。
元日两国虽然处于敌对状态，但在元朝较为宽松的对外经贸、文化政策下，中日民间交往并未中断。不过，与北宋的宋商承揽中日贸易、南宋的中日互市不同，元代中日贸易发生的一大变化是日本商人来华交易，而元商入日贸易的现象鲜见。在元日文化交流方面，日僧来元者较多，而元代高僧一山一宁赴日传播禅宗，在京都主持南禅寺并受封为国师，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368年元明鼎革，时日本发生南北朝分裂，政治统治失控，倭寇屡犯中国东南沿海。为此，明太祖朱元璋四次遣使赴日，分别与南朝的怀良亲王和北朝的足利氏交涉，严正要求日方采取措施，节制倭寇扰边，然而无甚效果。1381年，左丞相胡惟庸“谋逆”、“通倭”罪名（关于胡惟庸“谋逆”、“通倭”，《明史》“日本传”和“胡惟庸传”中均有记载，但古今学人认为胡案系冤案者甚多，此为明初所谓四大悬案之一。）成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后著祖训，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二，中华书局，2010年，第5589页。）
1393年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并建立室町幕府后，主动与明朝联系，欣然接受了明惠帝“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册封，后又遣使朝贺明新帝朱棣登基，达成中日政府间勘合贸易协定。对足利义满轻名分、重实利的做法，当时的日本朝野就颇有微词，日本的后世史家则更有酷评，但室町幕府的中央豪族在与明朝的不等价朝贡贸易中大获其利是不争的事实。勘合贸易在足利义持继任将军时一度中断，但后任将军再开并一直持续到1547年。
室町幕府后期，日本又发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内乱，国内统治的失控殃及对外关系的正常进行，导致倭寇在朝鲜及中国东南六省活动猖獗，明朝为平息倭患大伤脑筋。
16世纪末丰臣秀吉武力统一日本后，野心膨胀，先是要求朝鲜、琉球、吕宋、佛郎机、高山国（台湾）等称臣纳贡，继而于1592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声称征服朝鲜后占领中国，其狂妄计划是：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献都城（北京）附近十国（州）于皇室；予诸公卿采邑及其属下众人十倍于日本所有之土地；子丰臣秀次任大唐国（明）关白，领都城附近之百国（州）；日本国关白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喜田秀家之二人中择一担当；高丽国由歧阜府宰相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统治。（郑樑生：《明日关系史研究》，雄山阁出版，1985年版，第533页。）
1592年4月，日军在朝鲜釜山附近登陆，两个月内攻占了京城、开城和平壤。7月，应朝鲜国王恳求，明朝援兵陆续抵朝参战。1593年初，中朝联军收复平壤至开城失地。此后战事胶着，中日双方各派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为代表举行和谈。时丰臣秀吉以战胜者自居，向明使提出七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迎娶大明皇帝之女为日本后妃；两国官船商船可有往来；大明日本通好不可有变；大明割分八道，以四道并国城交与朝鲜国王；朝鲜王子并一两员大臣为日本人质。
沈惟敬深知明廷绝难接受上述无理条件，遂对明廷隐瞒了日本的要求，还谎称丰臣秀吉“愿顺天命”，伪造了丰臣秀吉的“降表”。明廷信以为真，1595年正月，明神宗下诏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
据黄遵宪《日本国志》载，丰臣秀吉见到明朝皇帝的诏谕后勃然大怒：召人读册文，至“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色变，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裂之，骂曰：“吾掌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且吾而为王，若王室何”？即夜命驱明使，并告朝鲜使曰：“若归告而君，我将再遣兵屠而国也。”遂下令西南四道，发兵十四万人，以明年二月再会于名古屋。（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第510页。汪向荣认为“裂书”说没有根据，但丰臣不满和谈条件当是事实。）
1597年1月，丰臣秀吉发兵14万再犯朝鲜，与中朝联军展开惨烈厮杀。1598年8月16日，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始陆续撤出朝鲜半岛。
上述史实表明，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国家关系多变，局面错综复杂。既有日本统治者时隔900年后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中国皇帝册封，以及“勘合贸易”下的中日通好合作，又有元朝征日及日本侵朝引发的两场战争，形成了正反两面的鲜明对照。合作带来了和平，战争断送了邦交，留下了“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惨痛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