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希腊文是"πολιζε'ια"。"πολιζε'ια"意思是“社会结构”，"ο'ιχουομ'ια"则是由两个词构成，第一个是家庭，第二个是规律（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追溯自己的起源时，一般是追认到古希腊时期的家庭管理以及对庄园经济的管理引出的经营与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把政治经济学只理解为“发财致富的科学”，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历史的态度。从历史上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古希腊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而是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相伴而生。17世纪初正式出现了与古希腊的“家计学”和“政治学”不同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它最早出现在安东尼·蒙克列田于18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蒙克列田使用这个术语是想表明，这本书所论述的已不是古代希腊罗马思想中只涉及家庭管理的“家计学”（经济学），而是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从这个时候开始，近代资产阶级开始正式利用“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目为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鸣锣开道。为反抗封建制度，他们不得不采取批判的立场分析社会结构，这使得政治经济学能够深入研究社会权力结构问题；而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经济关系的合法性，他们又不得不采用实证的立场，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作为理论的基础，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二重性与生俱来。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过程中，古典经济学为“科学论证”资产阶级的政治构架—社会结构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佩罗曼在近来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古典学者”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武装警察”，而且还有对“历史的篡改”（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目录。），“斯密的社会学一贯特征，是强烈地鼓吹那些为自己工作的工匠、商人、自由职业者等人的价值……贬低下层社会中认为自己需要依附别人的人，同时也贬低了那些要求别人恭从的贵族们”（同上书，第192页。）。当资产阶级掌握了社会权力之后，政治经济学中对“政治构架—社会结构”进行解剖的理论传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危险的东西了，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解剖方式同样可以对资产阶级自己的社会权力结构进行解构，一些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如霍吉斯金等人就是用政治经济学原理来为劳工阶级辩护。于是在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政治经济学就开始了“去政治”的转向，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的开始，从此以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武器，只能寄居在哲学人文中，渐渐与资产阶级的“科学”无缘。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干脆把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二字去掉，由此开始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时代。
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从“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的历史命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与其说是“经济学”，不如说是“政治学”；而源自“家计学”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作为以“政治”为核心问题的古典经济学，其基本范式就是对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分析。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指出，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3页。），这里所说的物具有法律或制度层面的意义，这是阶级关系“作为物出现”的第一层意思。社会结构的制度体现的是“法权”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所规定的所有权问题，这是马克思以所有制来界定几大社会形态的理论依据所在。这种法权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资金等物质资源而获得利润，工人拥有劳动力资源而获得工资，资本与工资这种物质形式体现出社会结构与分层的问题，这是阶级关系“作为物出现”的第二层意思。再次，由于所有权是以资本、土地、劳动力等有形物质为载体的，这种体现阶级关系的“物”，在庸俗经济学中，就本体化为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三个物质要素：土地、资本、工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此产生了一种美学上的幻想，认为这些物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学就是研究这些物质资源的配置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批判的就是这种拜物教的意识形态，从而揭示出隐藏在物质现象之后真正的“物质存在”——社会权力结构，这一点，只能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解剖”方法才能做到。
其次，关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评价斯密的方法论时有一段经典描述：“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在那些被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面：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2页。）这里，第一种方法就是马克思所肯定的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进行分析的方法——社会结构分析，后来被马克思进一步发展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还把这种方法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提出“人体（资本主义社会——引者注）解剖是猴体解剖（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的著名方法论。第二种方法则成为庸俗经济学的主要方法。被马克思称作庸俗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学者抛弃了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去政治”分析。从哲学上来看，这是放弃了对社会历史本质——“物质存在”的追问，而热衷于实证主义的现象描述。
基于对古典经济学“政治”内涵的明确界定，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外延也作了严格限制：“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页。）从时间段上来看，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时段的界定是从配第1662年的《赋税论》、1672年的《政治算术》和《爱尔兰政治解剖》算起，直到李嘉图，大约是从1660—1830年。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逻辑进程（1660—1830年）的界定与历史的实际进程——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致的。沃勒斯坦曾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1640—1830年正是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的巩固期，这正好对应于马克思所界定的古典经济学时段。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所指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发生而兴起的，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达，因此对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政治经济学具有双重视域，即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直接与古典经济学相关，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关注人类社会的一般生产方式，恩格斯曾专门对此作了说明。按恩格斯的理解，政治经济学应当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广义政治经济学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7—1878)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它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接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3页。）。狭义政治经济学也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首次提出，它指认的是：“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二者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的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叙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已达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同上书，第163—164页。）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与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具有继承关系。而广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并不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还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按恩格斯的话来说，它研究的是人类的生产方式。因此恩格斯又把广义政治经济学称为“历史科学”。而对生产方式的具体研究又要落实到具体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中，所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得以进行的政治关系（阶级关系）。从哲学上来把握这一点，则是对支撑某种生产方式的社会权力关系的解剖。这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涵。（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正是要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结构解剖的方法来把握市民社会的历史本质：通过对阶级统治关系的把握指认市民社会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社会；通过对资本所统治的生产关系的把握指认市民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主义；通过对垄断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把握指认市民社会的本质是帝国主义；通过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指认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兴起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征兆。）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范式（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承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按柯尔施的看法，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形成是基于近代国家的历史演进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以及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社会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在创立他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时，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这种市民社会理论作为出发点的，但和资产阶级不同的是，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当做历史的从而也是暂时的社会组织来看待。并且，他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学说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的建设（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因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从根本上是与古典资产阶级理论的所有传统概念相对立的。“作为无产阶级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也在形式上具有新的、不再是哲理的，而是严格的科学性质”（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作为一种“社会学的体系”，在理论内容上，马克思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经济的唯物主义批判、所谓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创级斗争理论”（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从资产阶级经济的立场对资产阶级经济这个别结论的批判。它是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上超出资产阶级经济的社会阶级的新立场”（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它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被严格地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其理论的批判性在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是科学批判的典范之作，故它也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柯尔施的社会科学的描述，我们可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作为历史、社会科学的总体性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作研究现代市民社会的科学方法、一种历史哲学的批判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