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亮，邓友梅就跑去向高凤林汇报了和伪区长联络的情况。接着，他讲了夜里看到的一切，并说：“我恨汉奸，不想跟他们说话，以后别再派我到据点去了。”
高凤林先是表扬邓友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叫你去据点，一是你跟伪区长有本家关系，二是你在大城市里呆过，上学时还学过日语，见到鬼子也能应付一下，别人没这个条件。你也看见了，不消灭鬼子汉奸，咱们中国人还有活路吗？你进据点也是革命工作，是为了打鬼子呀！”
听高凤林这么说，邓友梅有些惭愧，觉得自己未免太孩子气了。
因为邓明义曾有恩于自己，邓友梅又乖巧懂事，那位三爷爷对这个大孙子并不反感，伪军们对他也没有了戒备。邓友梅来据点里玩时，耳朵总是支棱起来听他们说话，把探听到的消息及时传达给高凤林。他还利用自己会几句日语，帮助那些到伪区部办事的日本兵当翻译，趁机观察情况。
有一次，八路军的一位连指导员和一位团长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被敌人俘虏。邓友梅接到任务，去据点摸清受伤人员被关押的具体位置，并向他们传达营救情报。
远远的看到据点门口有日本兵荷枪把守，邓友梅对同来的小伙伴耳语了几句，二人便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拳，嘻嘻哈哈地一边打逗一边向据点方向跑。眼看据点就在眼前，邓友梅灵机一动，在地上拣了块西瓜皮向小伙伴掷去。小伙伴心领神会地指着邓友梅的鼻子大骂。邓友梅趁机给了他一拳，扭头就跑，“受了气”的小伙伴边骂边追。邓友梅开心地向据点内跑，小伙伴不依不饶地拾起一块土坷垃向他身上砸。
日本兵对成年人戒备森严，发现苗头不对不是把人暴打一顿，就是关起来，却没把这两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放在眼中。见他们一个满脸西瓜汁，一个被追赶的狼狈相，指着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邓友梅跑进据点，和三爷爷打过招呼，在据点里漫不经心地溜达起来。
伪军看到后问他：“你来干什么？”
“来看我三爷爷！觉得你们这里非常新鲜，感到好奇！”
伪军一听是伪区长的亲戚，热情地说：“那我领你看。”
走到一处放红薯的地窖，邓友梅发现那两位受伤的同志就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天渐黑时，邓友梅悄悄靠近地窖，趁伪军正在打盹，邓友梅接近了那两位同志，小声说了句暗号，说道：“八路军就会来营救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要动摇！”然后，便装作若无其事地跑开了，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十几年后，这段真实的经历成为邓友梅的写作素材，写进了小说《据点》。在小说里，邓友梅把八路军小战士深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机智勇敢、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场景描写得出神入化，真实再现了那段生活经历。
6． 真金不怕火炼
小交通员深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像在刀尖上跳舞；而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一定要经得住各种考验。
从据点出来回学校，要经过一处坟地，坟地的边缘长着一些松柏，风一吹，树梢和坟地里的蒿草发出沙沙的响声。偶尔有黄鼠狼蹿过，惊起树枝上不知名的鸟鹊，发出惊惧的啼鸣，瘆得人头皮发麻。每次邓友梅从这里经过，都对自己说，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但是脚下的步子还是像生了风。
这天，他刚从据点出来，看到天空阴沉沉的像要下雨，便一路小跑往学校的方向赶。刚走到坟地旁的小路上，突然，从一座坟茔后面跳出几个人来，不容分说把他按倒在地。这回他知道，这绝不是自己吓唬自己。
“放开我！”邓友梅挣扎着，抬眼打量着这伙人，他们最大的不过十七八岁，最小的和自己差不多大，“我又不认得你们，无怨无仇的，你们这是干什么？”
“别喊！喊就打死你！”一个稍大的男孩儿说着，脸扭对同伴说，“把他捆上，带走！”
五花大绑的邓友梅被他们推推搡搡地带到村里，走进一处破旧的院子。稍大的男孩儿斥问道：“老实交代，你到据点干啥去了？”
邓友梅一听，是为了这事，矢口否认道：“我没去据点！”
“你还嘴硬，我们都看到你了！”另一个男孩儿说着，给了邓友梅一拳，“你这个小汉奸，说不说？”
“我不是汉奸！”邓友梅辩解道。
“我们看到你不止一次了，不是汉奸谁进那鬼地方！”
邓友梅咬紧牙关，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邓友梅除了说自己不是汉奸，再也不多吐露一个字，稍大的男孩儿恐吓道：“好，你不说是吧？回头看你说不说！你不说，我们就打死你！”看从他嘴里实在掏不出有价值的消息，他们便把他推进一间黑屋子，把门反锁上了。纵使邓友梅怎样拍门、叫喊，也没人搭理。
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如果在平时，邓友梅喜欢趴在窗台上，看着雨水从天而降，落在水洼里被反弹起来，一滴连着一滴，像水珠的脚尖接连不断地在水面跳舞；喜欢看雨水打在植物上，在植物绿色的映衬下，水珠也泛着莹莹的绿意；还喜欢看浑身淋湿的老母鸡躲在墙角，翅膀像油纸伞一样撑开，把小鸡崽护在下面。此时，他却没有这种心情，想到探听到的消息还没有传送出去，自己却不明不白地被关起来，他百感交集。
天渐渐黑下来，又累又饿的邓友梅蜷缩在屋子的一角睡着了。夜里醒来，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可破了洞的屋顶还在滴滴答答往屋里漏水，地上的湿气直往骨头缝里钻，又阴又冷。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声和保安队的怒骂声，加深了夜幕笼罩下的动荡与不安。他没有感到害怕，却有些想妈妈了，如果她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一定很心疼。他尽力想一些抗日英雄的故事，给自己增添熬过漫漫长夜的勇气。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说话声，邓友梅睁开眼睛，发现天已经大亮。门砰地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他面前，问道：“你姓邓？”他的声音听上去到也和气，不像昨天那几个半大小子气势汹汹。
邓友梅狐疑地点了点头。
“你现在想怎么着？”男人又问。
“饿，想吃饭。”邓友梅说。
男人叫人端来一碗玉米粥，看他狼吞虎咽地吃完，说道：“你回去吧！”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关我？”邓友梅不解地问。
“你就回去吧，什么也别问！”男人摸了摸他的头，“你这小子，人不大，还挺鬼机灵的！快走吧！”
被囚禁了一天一夜的邓友梅从屋里走出来，遇到抓他的两男孩子儿在冲自己笑，昨天的嚣张劲儿不见了，邓友梅感到莫名其妙。
回到学校，看到高凤林竟在学校里，还没等他说话便开口了：“你是不是被人抓了起来？”
“是啊，你怎么知道？”邓友梅心里更感蹊跷。
高凤林噗哧一声笑了：“他们昨天晚上来联系了，问起你的情况，我说是自己人！他们还以为你是小特务呢！”他拍了拍邓友梅的肩膀，“真金不怕火炼，他们那么审问你，你竟一个字都没说，是个经得起考验的好战士！”
邓友梅长舒了一口大气，所有受到的委屈云消雾散了。他第一次深切地感到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在战斗中所冒的巨大风险和承受的压力。想起自己还想妈妈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后来邓友梅才知道，抓他的那几个人也是交通员，和他属于同一个情报站。由于工作保密，彼此都不认识，即使认识，由于不知道内情，这样的误会也时有发生。地下情报人员就是这样，都是单线联系，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是常有的事。
7． 以大局为重
在敌后抗日战线上，邓友梅茁壮成长起来，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他的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为了大局和集体的利益，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的观念已深入他的内心。
这天，高凤林拿来一叠彩色的日文传单，让邓友梅趁赶集人多的机会将它散发到有据点的村庄去。接到命令，邓友梅把传单塞进贴身的衣服里，匆匆往集市上赶。
经过离集市不远的一个村子，村口突然有两人闯出来，将邓友梅一把抓住，问道：“你做什么去？”
“去走亲戚！”邓友梅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你亲戚叫什么名字？”年龄稍小的少年问他。
未待邓友梅开口，另一个年纪大的人说：“常来村里的人我都见过，就他脸生，少跟他废话！”邓友梅比他们小，人单势孤，没多久身上的传单就被搜了出来。
见是不认得的日本字，那两个人不容分说地拧住邓友梅的胳膊，把他押进村里，关进一间牲口棚。年纪大的拿枪看着他，年小的拿着传单去报告。
邓友梅心想，这回可跟上次不一样，上次一看就知道是自己这边的人，虽然受了气，可没危险。今天这俩人面生，离集市近的地方常有汉奸的特务便衣，看这俩人的凶劲就不像好人。而自己人证俱在，这下完了。他转而又想，等他们带我出去时，我撒腿就跑，就引他们开枪吧！
过了一会儿，那个小些的少年带着一个大人走了进来，问道：“你是邓友梅吧？”
邓友梅把脖子一梗说：“是又怎么样，你想怎么着？”
他把传单递给邓友梅说：“走吧。”
“上哪儿去？”
“原来你要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呗！”
邓友梅迟疑地站起身来，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想象中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还不快走，待会儿集市就散了！”那个大人催促着。
“你们是谁？”邓友梅想弄个明白，这次不想自己不明白不白地被抓了，又被不明不白地被放了。
“你别问了，叫你走你就走！”
邓友梅不知他们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相信他们这么容易把自己放了，眼睛盯着拿枪的少年，打算出了门撒腿就跑。
那个大人笑了，拍了拍邓友梅的肩膀说：“是怕他开枪啊，枪里没子弹。快走吧，别误了正事儿！”
邓友梅仍不相信，跑了出去，想象中的枪声没有传来。
完成任务回到村里，见到高凤林，他刚要解释回来迟了的原因，高凤林却笑着说：“辛苦你了，今天发生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你表现得不错。”
几天后，邓友梅和高凤林去参加一个会议，在场的几个人看到他指指划划说着什么。邓友梅问他们笑什么，他们却什么也不说。邓友梅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几天前发生的事是场误会，还是高凤林布置好了考题考验自己。
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使邓友梅进一步理解了抗日工作的残酷性，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忠诚于党的领导，以大局为重，经受住来自各方的考验。由于邓友梅多次出色完成了任务，得到首长和战友的赞扬。
这段在抗日战争中做小交通员的经历，使少年时代的邓友梅受到了党的教育和磨炼，建立起基本的人生观。个人生活境遇可能会变，爱国家爱人民之心不能变，个人命运是和国家民族发展是紧紧相连的。这段难得的历程，无疑成了他日后宝贵的写作资源。
1943年底的一天，一位地方干部背着个口袋来到邓友梅家。
“上边有命令，部队实行精兵简政，年龄小的同志必须复员，”来人对邓明义说，“等情况好转再叫他回去。小邓是奉命复员，不是犯了什么错儿。”他说着打开口袋，拿出来一卷土布抖了抖，“这是他的复员费，两丈布、四斗谷子，望你们收下。不过上边交代，复员后要他必须马上离开，找远处亲戚家先避一避。免得敌人扫荡抓着他，会有危险”。
一旁的邓友梅听了这些话，眼泪都快掉了下来。他想不通。但这是上级命令，想不通也要绝对服从。
听来人这么说，做父母的自然更为儿子的安危担心，他们亲眼见过八路军和抗日民众被敌人抓进据点活活打死。幸好邓友梅姨妈和舅舅在天津，邓明义便将写有他们地址的纸条揣进邓友梅口袋里，把他送上了去天津的火车。
邓友梅这一去，本是想躲避可能出现的不测，不料一场更大的横祸，却把他拖进暗无天日的阴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