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宣平是一位融会道禅精神的文人，唐代道教学者潘师正也是如此。据《新唐书》载，潘师正自幼丧母，以孝闻名，后师王远知修道，居逍遥谷，唐高宗幸东都时召见他，问他有何需求。潘师正答：“茂松清泉，臣所须也，既不乏矣。”（［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六。）这表明，道士的心性舒卷离不开清泉幽谷的滋养，任他花鸟笑，酣醉卧楼台，以此生为乐的人生态度促成了当时文人的逍遥性情。吴子来说：“此生此物当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对月卧云如野鹿，时时买酒醉烟霞。”（［唐］吴子来：《留观中诗》，《全唐诗》卷八五二。）正所谓，山光物态收眼底，清溪薄雾尽沾衣。隋唐五代道士嗜好山水，钟情于清幽之境。在他们看来，步虚须是挚友相伴，嬉戏为乐。体道当有青山云水，惠风新月。唐代道士张令问隐居天国山，自号天国山人。他长年寄居山林，以隐居闲适为乐：“试问朝中为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壶美酒一炉药，饱听松风清昼眠。”（［唐］张令问：《寄杜光庭》，《全唐诗》卷八六一。）张令问与道士杜光庭私交甚密，常以诗文唱和。他们都热爱生命，充满审美情趣。杜光庭有句：“闷见有人寻，移庵更入深。落花流涧水，明月照松林。”（［唐］杜光庭：《山居》，《全唐诗》卷八五四。）醉卧林泉，浪迹烟霞，是唐代道士生活的写真，也是隋唐五代道教乐观的生命意识的流露。唐代道士张辞好酒耽棋，他“身即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唐］张辞：《别令诗》，《全唐诗》卷八六一。），也是一派乐观风度。因为热爱生命，他们身处世间，笑看落花，清吟淡月；因为尊重生命，他们心性逍遥，任世浮沉，及时行乐。
吕岩是晚唐道教内丹派的倡导者，他的诗文也很能体现出道教乐观的人生态度。他把大自然的生机流荡、田园牧歌声中的乐生心绪传达出来。如，《牧童》：“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唐］吕岩：《牧童》，《全唐诗》卷八五八。）任兴起卧，独走天涯，安然自乐，胜似神仙。功成归物外，自在乐烟霞。斗笠为帆扇作舟，五湖四海任遨游。这种吟唱在吕岩的诗篇中俯拾皆是。隋唐五代道教并没有厌弃现世而寻求出世，而是将生命的意义安放在现世生活与现实人生里，并由此探求存在的永恒、精神的快乐与心性的逍遥。俗话说，快乐似神仙。这句话很能概括吕岩等道士的人生态度。这种快乐主要不是肉体生命的快乐（当然也不可否定这一层），而是精神生命的自由洒脱。在隋唐五代，道教逍遥自在的人生态度同时意味着审美化的人生理想与生命境界。它质疑世俗生存的存在价值，明月清风、幽泉碧云、琴棋诗酒成为他们诗意人生的知音。
修道者乐观的生命意识影响到当时文人的人生理想与审美态度。不少文人深切认同道教的生命观。整顿衣襟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身不出家心出家，残年逍遥坐道场。这能大致描述当时部分文人的人生理想与审美态度。韦应物说：“旷岁恨殊迹，兹夕一披襟。洞户含凉气，网轩构层阴。况自展良友，芳樽遂盈斟。适悟委前妄，清言怡道心。岂恋腰间绶，如彼笼中禽。”（［唐］韦应物：《夜雨宿清都观》，《全唐诗》卷一九二。）不少文人都表现出对道士生活的向往，其实质是对道教乐观的生命意识的诉求。诗人孟浩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隐居生活中度过的，李白称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说他高逸出俗，超然世表，性情逍遥。孟浩然诗中的道士常是“傲吏”式的隐逸之人。孟浩然说：“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隐居不可见，高论莫能酬。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再来迷处所，花下问渔舟。”（［唐］孟浩然：《梅道士水亭》，《全唐诗》卷一六○。）这种“傲吏”式的道流耕种田园，酌酒自劝，采樵卖药，日出而游，日夕而归，过着陶渊明式的诗酒生活。他们杖策相逢，邂逅成欢，啸傲江湖，归卧青山，梦游清都，饮露餐霞，乐此不疲。“既笑接舆狂，仍怜孔丘厄。物情趋势利，吾道贵闲寂。”（［唐］孟浩然：《山中逢道士云公》，《全唐诗》卷一五九。）物情交织，不干我心，是非得失，无伤我性。心境闲寂，任它云卷云舒。静观流水，焉知水流心流？道教的生命意识成就了隋唐五代文人的逍遥心性，也奠定了隋唐五代艺术的审美情调。
隋唐五代道教推重逍遥自在的生命态度，源于先秦道家对人的自由境界的向往。庄子认为，事物的天性合乎自然之道即为真；伪饰做作，就是不自然、不真实。庄子主张返璞归真，得其天全。在《庄子·秋水》里，北海若举例说，牛马四足，任其天性，谓之得其天全，倘若将马的头络起来，或者将牛的鼻子穿起来，牛马的自由被剥夺了，它们就丧失了本真的天性。庄子借北海若代言：“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在庄子看来，人与天本无间隔，只因人处处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使得事物背离了真实的状态。如果人安于天命，依乎事物的自然本性而行，万物就能从被扭曲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回归到道法自然、各尽其性的境界。免于形累，形备神全，与天为一，与道同归。
如果说，“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的逍遥之境是道家最自由的存在境界，是近乎高不可攀的真人境界，那么，庄子也给世人留下了经由体道而抵达自由存在的希望，那就是“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法天贵真”是指受命于天，因顺自然而不拘于俗，与之对称的是沿袭世俗之礼的愚者。从尘世的樊笼中解脱出来，超越囚徒般的生存困境，是庄子反复言说的生命自由的话题。在隋唐五代，这两种追求生命自由的境界都是存在的，尤以第二种为主。向往自由，体现出个体生命的觉醒意识，这与人关注自身、尊重生命的真实意义有关。南朝道士陶弘景道法高深，品行高尚，深受梁武帝敬重。梁武帝曾多次召他出山，都遭到了陶弘景的婉言谢绝。据说，陶弘景为了表达自己不愿出山的决心和志趣，于是画了两头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六。）。这幅画明确地表明，陶弘景不愿为官场的囚笼所束缚，也体现出道教追求生命自由的价值取向。陶弘景宁可散漫于江湖之上，却不愿插身于名利之场，也不甘依附于权贵之间，他不想让纯洁的生命受到世尘的污染，而忠诚于生命的本真天性。在追求生命的逍遥自在方面，隋唐五代道教与庄子哲学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庄子·逍遥游》：“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无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唐代重玄派道教学者成玄英疏：“彷徨，纵任之名；逍遥，自得之称；亦是异言一致，互有文耳。”（［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卷之二，《道藏》第16册。）又，《庄子·让王》：“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天运》释“逍遥”：“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墟，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成玄英疏：“古之真人，和光降迹，逗机而行，博爱应物，而用人群，何异乎假借涂路，寄托宿止，暂时游寓，盖非真实，而动不伤寂，应不离真，故恒逍遥乎自得之场，彷徨乎无为之境。”（同上书，卷一六，《道藏》第16册。）成玄英注疏“逍遥”时很看重精神超越的品性，这在隋唐道教思想界很有代表性。
在《南华真经疏序》里，成玄英还记述了自古以来有关“逍遥”的三种说法：其一，顾桐柏说：“逍者，销也；遥者，远也。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以斯而游，故曰逍遥。”其二，支道林讲：“物物而不物于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遥然靡所不为。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其三，穆夜说：“逍遥者，盖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内充，无时不适，忘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道藏》第16册。）成玄英有调和诸家之意，但在主张生命个体的精神快乐、张扬超越世俗的精神自由以及传达生命的愉悦体验等方面，他与上述三家的解释又是一致的。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心境两适，处处逍遥？成玄英援引大乘佛教的般若空观来阐释道教义理，认为世间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世人沉迷于尘俗之事而不知自拔，因而苦恼不堪，难以解脱，不得逍遥。运之以虚空之心，于尘世境界了无分别，去除执情迷妄，方能步入逍遥之境。成玄英说：“可欲者，即是世间一切前境色声等法，可贪求染爱之物也。所言不见者，非杜耳目以避之也，妙体尘境虚幻，竟无可欲之法，推穷根尘不合故也。既无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见闻而心恒虚静，故言不乱也。”（［唐末五代］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一，《道藏》第13册。成玄英疏“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体证事物的虚幻体性，不必刻意而为，不必闭目塞听，只要和光同尘，无为恬淡，外无可欲之境，内无可欲之心，尘累自然脱落。处染无染，心境两忘，逍遥顿时备至。
隋唐五代道教哲学映现出闲适的审美情调，这与内丹道的兴盛是分不开的。内丹道将修炼的方式转向个人心性的颐养，甚至认为道不可求，道不用修，不假修持，即可体道成真。
内丹道士不以金石炼造长生之躯，而主张心性的修养之功，以清净淡泊的心性成就超然尘俗的境界。闲来无事看青山，闷即街头酒为丹。逍遥于碧嶂青松之下，醉吟于洞庭山水之间。这是道士吕岩的生活写照。吕岩说：“世上何人会此言，休将名利挂心田。等闲倒尽十分酒，遇兴高吟一百篇。物外烟霞为伴侣，壶中日月任婵娟。他时功满归何处，直驾云车入洞天。”（［唐］吕岩：《七言》，《全唐诗》卷八五七。）闲适之心是修道悟真的最佳心境，因为心境闲适，就能超然世事，不为尘俗所染。这首诗给修道之人体道成仙许下了承诺。唐代女道士鱼玄机也颇有闲适之致：“春花秋月入诗篇，白日清宵是散仙。空卷朱帘不曾下，长移一榻对山眠。”（［唐］鱼玄机：《题隐雾亭》，《全唐诗》卷八零四。）吟明月，任春风，不张罗于世事，却能体味水流花开的闲情逸致。隋唐五代道士们的闲心，在审美领域转化成一种闲适的美感体验与审美情调。
二、超越之境
隋唐五代道教虽然珍重感性生命，关注现世的存在，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然而，道教学者并没有放弃精神超越的理想。或者说，隋唐五代道教的超越精神，是与追求感性的快乐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说，早期神仙道教的“贵生”、“重生”意识主要体现在注重肉身存在的永久性，那么，隋唐五代道教已不太关注肉体存在的永久性，而主要追求人的精神生命的永恒价值，吴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吴筠有《高士咏》五十首，主要称赞道教神仙、先唐隐士和其他历史名人。除了称道广成子、南华真人、冲虚真人等与造化同流，逍遥于神明之域的仙道人物之外，他还歌赞了伯夷、叔齐、陶渊明等品行高洁之士。他歌赞许由：“大名贤所尚，宝位圣所珍。皎皎许仲武，遗之若纤尘。弃瓢箕山下，洗耳颍水滨。物外两寂寞，独与玄冥均。”（［唐］吴筠：《宗玄先生文集》卷下，《道藏》第23册。）吴筠歌赞高人逸士，他还探索神仙修炼之法，其中也贯穿着追求精神永恒的生命信仰。（吴筠说：“其次至忠，至孝，至贞，至廉；按《真诰》之言，不待修学而自得；比干剖心而不死，惠风逆水而复生；伯夷、叔齐、曾参、孝己，人见其没，道之使存；如此之流，咸入仙格，谓之隐景潜化，死而不忘，此例自然。近于仙道七也。”（《宗玄先生文集》卷中，《道藏》第23册））吴筠列举的近于仙道境界的历史人物，都是志性高洁的名流隐士，他们隐逸不群的生存方式也合乎儒家的理想人格标准。这些隐士无一不以精神的永恒而闻名。这表明，隋唐五代道教与儒家文化存在相互交融的态势，也可见出道教向往神仙境界的诉求，以及追求精神永恒的超越理路。
从隋唐五代修道者及文人们的游仙诗文来看，道教哲学与美学的超越境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超然尘世之外，向往淡泊寂寥的世界
游仙诗是道教超越精神的体现。游仙诗意象纷呈，意境玄远虚寂，往往展现出不同于现世生活的别一天地，这就是世人津津乐道的神仙世界。隋唐五代游仙诗文繁多，王绩、卢照邻、王勃、韦应物、孟郊、张籍、李贺、白居易、曹唐、李商隐等都有游仙诗传世，顾况、刘禹锡、高骈、司空图、皎然等则有步虚词传世。步虚词，是道观所唱之曲，“备言众仙飘渺轻举之美”（可参［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八引《乐府解题》；［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历代诗话续编》本。）。这是对步虚词美感体验的精当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