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时过道穷，人所不与
王安石高于前代和同代人的地方还在于，他坚决摒弃了自董仲舒以来传统儒家所奉行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信条，而认为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事纷纷洗更新。”（《寄朱昌叔》）因此必须注意时代性，做到与时俱进：“时过道穷，则人所不与也……其于进退之理，可以不观时乎？”（《上蒋侍郎书》）因此，他非常强调变通：“变通者所以趋时。”（《易解·卷四·大壮》）在《答孙长倩书》里，他进一步提出以下观点：不可食古不化，古代的经验在当世未必适用，“若行古之道于今之世，则往往困矣”。因此要真正做到文以贯道，就不能抱残守缺，而要懂得时变，文学创作要传达政事，尤其要“学治今时文章”，而不能“执迷膺学古文”。可见，王安石主张的文以贯道，是应紧密联系现实生活，为现实政治服务，以适时地随着世事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充实“道”的内涵。
由于王安石的文学致用观重视时变，因此他尤其主张文学要切合当时所需。他反对一味追拟古文，指出“夫古文何伤？直与世少合耳”（《答孙长倩书》）的缺陷，而倡导创作有益于时的文章。他反对杨亿、刘筠的西昆体，除了他们的词句雕琢繁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思想内容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他作诗说：“人各有是非，犯时为患害……事变故不同，杨刘可为戒。”（《杨刘》）即是说，事物的发展（“事变”）引起观念的变化（“故不同”），因此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也应该与之相适应。违反时代的要求（“犯时”），诗歌创作就会误入邪路，造成祸害。
所以，王安石贬低李白，却赞赏杜甫“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杜甫画像》），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对当朝人士，他赞赏孙长倩的文章“欲行古人事于今世，发为词章，尤感切今世事”（《答孙长倩书》），称赞王珪文章“有补于时”（《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礼部郎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王珪改吏部郎中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余如故》），说王常甫文章“应时之须”（《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王乙的文章“皆中世病”（《右领军卫将军致仕王君墓志铭》），苏轼的文章“深言当世之务”（《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而他自己的作品，则也同样实践了自身的主张，与时政紧密相连，长于说理议论，被称赞为“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此外，他还提出科举文章要“使之以时务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取材》）
三、王安石政治美学的时代意义
王安石的政治美学思想具有高度的时代意义和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纵向关系来说，“应该认为，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对宋代文风的转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祥浩、魏福明：《王安石评传》，第32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他的政治美学是站在唐代古文运动的立场上，对五代以来雕琢辞章，夸丽争巧之文风的有力反拨，也是对宋初以来西昆派浮靡诗风的摧枯拉朽。其“务为有补于世”、“求其根柢济用”、“文者，礼教治政”等美学命题，成为扫荡形式主义文风的重要力量。《宋史·文苑传序》说：“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古矣。”可见欧阳修正是在王安石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后起之秀的协力下，宋代散文才得以日益健康发展的。在王安石青年时代，西昆派文风还弥漫于世。他的讽喻诗《杨刘》、散文《张刑部诗序》等，直接针对西昆体弊端而发，点明了“西昆体”的要害在于缺乏政治讽谏功效和繁复雕琢的形式。可以说，“王安石在欧阳修的倡导下，掀起了一场扫荡西昆体文风的古文革新运动。”（吴林抒：《王安石的美学思想与实践》，《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无疑，王安石的政治美学对清除晚唐五代积习，扫荡西昆余风，促进整个宋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此外，唐代以来，对杜甫的评价常常局限于其艺术技巧，但王安石却从杜诗的政治内容出发，指出杜甫关注民生，有补于政事的一面，发掘出杜甫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这种评价，完全源于他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美学标准。梁启超曾言：“其特提少陵而尊之，实自荆公始。”（梁启超：《王安石传》，第28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这种对杜甫的推崇，无疑对美学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从横向关系来说，王安石的政治美学成功地引导了文学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这并非源于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的权力膨胀，而是有其必然的时代背景的。当时北宋社会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内有因日益土地兼并、赋税加重造成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导致农民起义不断，而统治者又面临着“三冗”（冗兵、冗官、冗费）尾大不掉的局面；外有对辽和西夏用兵的屡屡失败与委屈求和，担负着沉重的岁贡。在这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每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不会不强调文学对社会的引导作用。而王安石作为当时执掌大权的宰辅，自然更要反对文学的形式主义，召唤文学为政治服务。因此，王安石这种高度致用的“治教政令说”是有其积极时代意义的。
而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变法革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王安石要实现变法的政治，必定要求变法的文艺与之相结合，以实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这就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吴林抒：《王安石的美学思想与实践》）鉴于骈体文风和“西昆体”诗风已渗入当时的科举考试之中，直接影响了政治改革的工作，作为置身于改革漩涡中心的关键人物，王安石痛陈这种现状对选拔人才的严重后果：“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使通才之人，或见赘于时，高世之士，或见排于俗……父兄勖其子弟，师长勖其门人，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取材》）针对不实用的科举诗赋，王安石顶住不少传统派的压力，力主改革：“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乞改科条制札子》）他的科举改革思想借助熙宁变法得到了实施。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批准了王安石的建议，颁布了经义取士的科举新制，即用阐明政治见解的议论文体取代浮艳的诗赋。王安石还亲自作经义式文体十篇，作为示范。钱基博这样描绘其历史意义：“王安石奋笔为之，存文十篇，或谨严峭劲，附题诠释，或震荡排奡，独抒己见；一则时文之祖也，一则古文之遗也。”（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下），第742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王安石遵循儒家实用主义的创作观，在当时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相沿成习、积重难返的情况下，竭力把科举文学引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轨道，在当时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皇帝的肯定。1073年，神宗上谕称：“今岁南省所取多知名举人，士皆趋义理之学，极为美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三）。无疑，王安石对科举文体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封建国家造就和选拔“通经致用”的人才，至今仍有参考意义。正如一些学者指出：“他坚决果断，对以诗赋取进士，以帖经、墨义取诸科这一从唐到宋长期议而未决的问题，断然加以解决，这种大胆革新的精神，在今天，对我们也是很有启发的。”（罗传奇、吴云生：《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从这一点上说，王安石与历代法家功利审美观颇为一致。重务实、求实效是法家的政治性格。先秦韩非一直主张写文章应崇尚功用，反对空洞的虚饰之词。他的寓言《买椟还珠》、《秦伯嫁女》等，也都是为其现实的政治变法目的服务的。三国时期的曹操也同样重视文章的实用性。他的政论文深受韩非等法家的影响，成为明确表达出其法家的路线的工具。邓广铭认为：“王安石正是一位杰出的法家”，“王安石变法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邓广铭：《王安石——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3期。）尽管此说犹可讨论，但王安石和上述法家无疑具有相似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抱负，将法家功利审美观视为其政治美学思想的来源之一是并非勉强的。
鲁迅说过，当人们“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的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快的根抵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普列汉诺艺术论·序言》）因此，美善固然不容混淆，但美善也不能割裂。功用性永远是美学不可分割的合理内核。中国美学史上历来就有强调文艺“经世致用”的观念。历朝历代，各派思想家们从未把功用排斥在美学要求之外。而王安石提出文学应当为有益于国家的政治服务的主张，为的又是社会功利而非狭隘的一己私利，因此具有高度的时代意义。在他的政治美学影响下，文人的政治热情高涨，政治改革的趋势发展壮大，经世致用的美学思潮再度兴起，所以它必然要为政治改革服务。其结果，正如有人所概括的那样，在仁宗亲政之后，“经世致用思潮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主旋律。它促使作家面向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自觉地用文学创作为当时的政治改革服务，根据现实的需要变革文风……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宋代文学切近社会现实而获得新的动力。一批作家努力摆脱了晚唐五代文风的影响，在诗文创作方面开创了新的写法和新的格局，为宋代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第54页。）无疑，这一切王安石可谓功力最巨。并且，王安石的思想一直影响到近代，“近代政论家如梁启超、严复诸人，都受了他较深的影响。”（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79页。）重视政治功利、讲究社会效果，显示了他赋予艺术家的崇高责任，是我们应当发扬的宝贵传统，这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仍不无裨益。
不过，客观地说，王安石对文艺对政治性的过度推崇，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历来有人认为，王安石过分强调了文学的经世致用，偏重实用而轻视文采。在强调了内容的重要性的同时，对形式的重要性则有所忽略。从他本人的创作来看，其作品尤其是早年之作，的确存在着议论过多的缺点。另外，他把文学看作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过于狭隘和偏激，一定程度抹杀了文学与政治宣传的区别，容易造成文学创作的单一化、模式化，有碍于文学的正常发展，给后代文学造成不利的影响。如他的“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与祖择之书》）之论，应该说对文学本身产生了消极作用。苏轼就曾这样指责王安石：“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毛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认为，王安石“使人同己”、“欲以其学同天下”的结果，就是创作方法上的强求一律。这样一来，文学易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导致文学自身的特性被忽视，发展规律被扭曲，不利于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元，只能使文坛凋敝荒芜。苏轼对当时文坛的悲观，虽有所夸大失实之处，然而他对王安石“同天下”的作法的指责却不能不说是比较客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