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总体来说，王安石的政治美学对时代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他顶着杨、刘之辈专门嘲风月、弄花草，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置于脑后的颓靡诗风和只以讲求形式为能事的骈体文风，赋予文学紧密地为变法革新这一政治斗争服务的职能，这在当时的文坛上无疑是起了矫枉的良好作用。尽管在提法上有所过正，但在主流上却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的。
第四节陈亮、叶适的事功美学观
北宋经世致用的美学观念，在南宋事功学派（包括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作为哲学流派，南宋事功学派的兴起，源于王安石“为天下国家之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哲学思想，故而其美学观也与王安石一脉相承，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这种事功美学观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永康学派的陈亮和永嘉学派的叶适。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南宋哲学家，浙江永康人，曾授签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之职。著有《龙川文集》、《龙川词》。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南宋哲学家，浙江瑞安人，历仕南宋三朝，曾官至工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著有《水心文集》、《习学记言序目》。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
一、陈亮的事功哲学及其美学影响
1.反对理学空谈性命
何忠礼指出：“南宋的弊病也很多……士大夫们不屑于实务而热衷于空谈。”（何忠礼：《南宋政治史》，第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确，当时士人受程朱理学影响，多空谈仁义、心性而耻言实用、功利。在以道德性命的自我标榜中，文章之用逐渐被忽略，造成士大夫们严重的脱离实际。这成为南宋时思想文化界的一大弊端。一向以政教事功和经济之才自诩的陈亮这样批判此种现状：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运干序》）陈亮承认客观规律之实在，强调道存在于实事实物之中，反对道学家空谈义理，认为道义不能脱离功利。对这种“相蒙相欺”、“百事不理”给治理国家带来的危害，陈亮深感忧虑。他在给皇帝的信中强调“用”的重要：“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陈亮还力图通过自身的文学实践来扭转这种风气。从青年时代起，陈亮就以其见解卓越、行文犀利的政论文为时人所推重。除上孝宗皇帝之书外，其《中兴遗传序》、《送徐自才赴富阳序》、《酌古论·诸葛孔明》、《北山普济院记》等篇，都贯穿了事功务实的议论，被清刘熙载称为“针砭时弊，指画形势，自非绌于用者之比。”（《艺概》卷一）此外，他的词作也多被赋予了经济致用性，有学者认为“他把词作为陈述自己经世济民策略的载体”（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第648页），也是符合实际的。
2.对主体合理欲望的肯定
陈亮的思想在与朱熹的多层面辩论中展开。理学家朱熹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认为夏商周三代之君循“天理”，讲“仁义”，而汉高祖、唐太宗的政治作为则是出于“人欲”。尽管他们的国运也昌盛长久，那也只能算是其“人欲”与“天理”部分有吻合之处，而其总体出于利欲的动机是不义的和邪恶的：“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寄陈同甫书十五首》），“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责吾恐其无一念不出于人欲也。”（同上）
而陈亮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分开的，人欲有其合理性，不应该被完全否定。三代虽然以天理行，也不排斥人欲。将二者对立起来，不能说明历史：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人心亦是索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又甲辰秋书》）故而，陈亮反对朱熹只高谈王道、仁义、天理的高论，而实事求是地肯定人欲的合理，倡导“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寄陈同甫书十五首》）。他的观点新颖而论证有力，朱熹虽不赞同，亦无可奈何。正如叶适所说的那样：“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龙川文集·序》）
陈亮反对程朱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分割对立的思路，肯定人欲的合理性，这在美学史上有其重要意义。孟子就认为，追求感官享受和审美欲望是人的天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但长期以来，儒家片面强调对仁义道德等精神方面的追求，对人欲基本持压抑的态度，这种压抑到了宋代开始走向极端，产生了“灭私欲则天理明”（《二程遗书》卷二四），“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四）的说法，甚至有“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二）这样骇人听闻的理论，其结果是“以理杀人”（戴震《与某书》），造成大量社会悲剧。道家也崇尚清心寡欲，这当然有其积极的伦理意义，但老庄也从未辩证地看待人欲合理性的一面，老子片面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要“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三章》）；庄子也只主张“少私而寡欲”（《庄子·山木》），“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庄子·山木》），甚至反复赞叹“心若死灰”（《庄子·知北游》、《庄子·庚桑楚》、《庄子·徐无鬼》）的所谓高人，使人难以首肯。佛家对欲望同样持打压态度，不论欲望的正当、合理与否，一概称为“妄想”、“妄念”，甚至认为人只有放弃一切欲望，才能脱离苦海。陈亮大胆肯定人欲，是对传统伦理观的挑战，开启了元明清审美思想的解放。
二、叶适的“为文关政”美学思想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而永嘉之学可溯源至北宋。他们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道学家的空谈义理。传统儒家历来把“利”和“义”对立起来，例如，“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子罕言利”（《论语·子罕》），等等。南宋理学家如朱熹等更是推崇取义而贬低取利。而叶适大胆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三）以及“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和朱熹相反，叶适不但不认为唐太宗讲究利益有什么错，反而赞赏他的务实重功：“唐太之宗，少而为将帅，长而为帝王，英锐明达，驾驭贤俊，利在仁义则行仁义，利在兵革则用兵革，利在谏诤则听谏诤，惟所利而行之，而天下之人，欢然毕力愿为之用。”（《水心别集·君德》）因此，他主张一起都要根据是否有利而决定是否行动，而不是根据空泛的“天理”或“王道”。
叶适的事功思想在审美方面最凝练地表现在以下一段名言中：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政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赠薛子长》）因此，在诗歌美学上，叶适对《诗经》最为重视，说：“《诗》之道固大矣，虽以圣贤当之未为失。”（《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这是因为，诗经的内容有广泛的政治教化之用：“（《诗》）大关于政化，下极于鄙俚，其言无不到也。”（《水心别集·诗》）他对诗经“立教”的历史作用尤为推崇：“自文字以来，《诗》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详。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于与天同德者。盖已教之《诗》，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诗歌不异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颂》已先息，又甚则《风》、谣亦尽矣。”（《黄文叔诗说序》）对于当朝的诗人，他赞美刘克庄、刘克逊兄弟，就是因为他们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教化传统：古今之体不同，其诗一也。孔子诲人：诗无庸自作，必取中于古。畏其志之流，不矩于教也。后人诗必自作，作必奇妙殊众，使忧其材之鄙，不矩于教也。水为沅湘，不专以清，必达于海；玉为圭璋，不专以好，必荐于郊庙。二君知此，则诗虽极工，而教自行，上规父祖，下率诸季，德艺兼成，而家益大矣。（《跋刘克逊诗》）这即是说，诗的形式美是必要的，但必须像水必达于海、玉之必用于郊庙一样，诗歌也必须以有益于治教为旨归。这样的观点虽然并非创见，但在当时理学家凡事讲究以义理心性为根本的背景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正如刘明今所言：“这样的观点与儒家传统接近，并非新见。然也正因为与儒家传统接近，而与当时的理学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而能别具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观察宋代的诗文，作出一些使人耳目一新的见解。”（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第811页。）
南宋中期，江西诗派逐步走向衰亡，模仿晚唐风格的“四灵”逐步崛起。对此如何评价是一个事关诗坛发展的迫切问题。叶适认为，四灵之作以工巧清奇救江西末流刻削苦涩之弊，的确是一个进步，但仍然多为流连光景，陶冶性情之作而已，并不就是理想的诗歌境界。他鼓励四灵的后学刘克庄要超越晚唐、四灵一路，以诗经有益于事功的精神为目标：“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题刘潜夫南岳诗稿》）
对于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中罢词赋，试经义，叶适予以高度赞赏。而面对南宋科举中又设立词学兼茂科，以精致华丽而空洞无用的文词取士。叶适认为，这是开历史的倒车，这样选拔的人才无实用之才，于国家事功无益，明确建议应当废除此科：绍圣初，既尽罢词赋……其后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宁之以经术造士也，固患天下习为词赋之浮华而不适于实用。凡王安石之于神宗，往反极论，至于尽摈斥一时之文人，其意晓然矣。绍圣、崇宁，号为追述熙宁，既禁其求仕者不为词赋，而反以美官诱其已仕者使为宏词，是始以经义开迪之而终以文词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且昔以罢词赋而置词科，今词赋、经义并行久矣，而词科迄未尝有所更易……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水心别集·宏词》）总之，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实学”，重经济、重民生，肯定利欲的合理性，不奢谈天理王道，蕴含着尊重事实、尊重实际的哲学意义，与历来儒家完全否定利欲，抽象地去高谈伦理道德形成鲜明的反差，具有近世思想的特征。陈望衡指出：“陈亮与叶适的思想，他们的理论体系完备，虽着眼于南宋的时局，而所论却具有超时代性，在今天看来，仍然觉得非常深刻，且有现实的针对性。”（陈望衡：《越中名士文化论》，第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由这种事功哲学衍生而出的事功美学观，有其独到的思想贡献，当在美学史占据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