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美学思想是宋代美学的卓越代表。
苏轼的美学思想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一方面他丰富了“平淡”美学观念的内涵；另一方面对很多重要的美学命题进行了深入地拓展。比如同样是“道”，苏轼理解为客观事物的自然规律，是“可致而不可求”的自然之道，同时通过“性命自得”的生命哲学观念，进一步引“情”入道，将道理解为人类最真实自然的情感。对于纠正当时平淡文风中出现的枯淡、为平淡而平淡的现象，他提出平淡乃“绚烂至极”，并从自然的原则出发，发展了对平淡美的认识。他虽然也偶尔提及“韵”，但更多的是从情感的自然、真实以及超俗的角度来切入的，苏轼艺术美学最核心的范畴即是“自然”。他的这一“自然”美学观已经不同于道家和陶渊明“自然”美学观，而是在融合汇通了儒、道、禅三教之后，从自身生命体验中生发出来的，因此在美学史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
苏轼文人集团中饶有艺术天赋的黄庭坚在某些方面深化了苏轼的美学观念，他对于“韵”问题的美学见解，可以视为苏轼思想的一个补充。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学生范温。范温关于韵的论述更为集中、深入，这就是为何以往美学史凡谈及宋代之韵时必从范温开始的原因。
第一节欧阳修、梅尧臣的审美追求
一、欧阳修“道胜文至”的审美观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晚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有《欧阳文忠公集》。他主盟当时文坛，诗词散文创作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提出系统的文学审美理论。在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审美领域，也有许多继往开来的独到思想。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宋初诗文革新运动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效果甚微，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宋初浮靡骀荡的审美形式主义之风，反而因过度地重视道轻视文，导致了一种新的“时弊”（太学体）出现。欧阳修针对“西昆体”浮华文风以及太学体的怪癖险涩文风提出了一系列独特而有力的观点，最终将北宋的文艺审美创作引向了正确的轨道。宋代诗文革新至欧阳修始集大成，确立了宋代文艺创作的基本面貌。（王小舒曾指出：“（文学）它固然具有多种内蕴，担负许多功能，但是缺少了整体的价值支撑，就如同一堆无序的存在，如果失去了方向和家园的迷途羔羊。宋初文学的概貌正是这样，它确有产品，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王小舒《中国文学精神·宋元卷》，第5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1.“道胜文至”与“事信言文”
有很多证据表明，至少到欧阳修早年时候，也即天禧、天圣之间，文坛的创作仍然受西昆体的审美形式之风影响甚巨。（周源：《武溪集序》记述：“（余靖）初举进士，天禧、天圣之间文尚华侈，公以词章皷行名场，取高第”。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6册，第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欧阳修自述早年为学经历，曾受时俗盛行“浮薄”之文的影响：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记旧本韩文后》）
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与荆南乐秀才书》）但欧阳修承认自己并不喜欢时文，仅是为取禄仕而勉强学之。他幼年接触韩文，一见而倾心，认为韩文“浩然无涯若可爱”（《记旧韩文后》），并于中进士之后，“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但在他中进士前一年，宋仁宗其实就已经下发诏文，抨击时文之弊，鼓励“以理实为要”，宗经兴儒的文章创作原则：国家稽古御图，设科取士，务求时隽，以助化源。而褒博之流，习尚为弊，观其著撰，多涉浮华。或磔裂陈言，或荟萃小说。好奇者遂成于谲怪，矜巧者专事于雕镌。流宕若兹，雅正何在？属方开于贡部，宜申儆于词场。当念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探典经之旨趣，究作者之楷模，用复温纯，无陷媮薄。庶有裨于国教，期增阐于儒风。（《戒进士作文无陷于浮华诏》）然而士风文风的转变并非赖于此诏文，欧阳修主盟文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欧阳修诗词散文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欧阳修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文艺理论思想。他的这些新思想，亦非凭空而来，是继承了中唐以来延续宋初的文道关系的讨论。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提到：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也，道不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道胜文至”是欧阳修文艺观的理论之基，表面看这似乎仍是对“道”的重视，但却是对之前文道关系论的新发展。柳开、石介等人的文本于道论，是从道统的角度说的，此说容易流于空洞的说教。欧阳修虽然也没有轻视道统，但他对道的理解似乎更为灵活宽泛，比如他很多次指出“充于中”者之谓道：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于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法自然也。（《与乐秀才第一书》）
学者当师经，师经必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答祖择之书》）这里强调师经讲读的重要性，是为了“求意”，也就是得道。这里的道，并不空洞，而毋宁是人安身立命之道，立足于一种切身的生命体察，如“意得则心定”。如此，道“充于中”，则又必然“大以光”，如精金美玉英华散发于外。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欧阳修的“道”既不排斥“文”，又自有根基，完全不同于一般重道轻文的审美文艺观。
针对当时石介所流弊的“太学体”，欧阳修进一步提出“事信言文”论：凡此所谓道者，乃圣人之道也，此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可得者也，岂如诞者之言者邪！尧、禹之《书》皆曰“若稽古”。传说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谓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又岂如诞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学也。（《与张秀才第二书》）
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此乃针对当时文士“务高远之为胜，以广诞者无用之说”的现象，欧阳修指出圣人之道并不玄虚高蹈不切实际，而是“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可得者”。道依事而行，也因事而信。因此，欧阳修的“道”就已经不是道学家所谓的到“道统”层面的道了（不仅包括君臣、上下之道，还包括礼乐、刑法，甚为广泛），而是与“事”相连，表明了一种文学反映生活真实的审美创作倾向。欧阳修这种艺术真实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纠正审美形式主义，他曾说：“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六一诗话》）理不通，就是不真实，没有真实地描摹出事物的实际状况，徒有美的形式是不行的。
然而，“事信”如何能“言文”？首先，欧阳修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自至”，其所谓“道胜”，一是靠讲习经典，从书上获得；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关心“百事”。（《答吴充秀才书》：“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为，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做到这两点才能说是“道胜”，道胜也就会做到“文不难自至”。
其次，事信之所以能言文还在于“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与张秀才第二书》），此切近之“事”发而为文，必定不是高远广诞怪涩之文，而应是“易知易晓”之文，此处可以看出王禹偁对欧阳修的影响。在欧阳修看来，切于事实之事“不过于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问臣下谁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见诸侯，齐律度，谨权衡，使臣下诛放四罪而已”，又如“树桑麻，畜鸡豚”（《与张秀才第二书》）诸如此类社会政治日常生活的切近务实之事。文士言此事，便是弘道，而文亦在焉。
最后，欧阳修指出事信则必须言文。文道相彰，才能传之后世。甚矣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景祐元年〉》）“事信矣须文”，表明“文”（审美要素）对于“事”（道德致用要素）的必要性，暗含了欧阳修对“文”的重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也与韩愈《答刘正夫书》中所说：“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之意略同。
欧阳修对“文”的重视是一贯的。文艺的审美特征在他看来应该是合理的必需的。反倒是那些文辞鄙恶、不堪卒读的诗文，他会极力地斥去。一般认为，欧阳修是纠正西昆体流弊最为有力的人，但他并不像石介等人那样对西昆体诗人一概否定，而是对西昆文风之佳处不遗余力进行了褒扬。如全祖望论宋诗时所说：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说者多有贬辞。然一洗西昆之习者欧公，而欧公未尝不推服杨、刘，犹之草堂之推服王、骆，始知前辈之虚心也。（《宋诗纪事序》）他认为西昆体诗人中像杨亿、刘筠等人的诗歌还是值得推崇的，其“语僻难晓”的流弊则是学者所致，不能一概而论。而对“其诗之精工律切者”（刘克庄《后村诗话》），欧阳修也会大加赞扬。并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文艺的审美价值是被充分肯定的，虽然这里的审美形式要符合“理”，也就是道。但他所谓道又是极为宽泛切实生活真实的，因此看来，欧阳修的文道之间已经不是紧张冲突的关系，而是趋向于调谐。
2.“诗穷而后工”
这个文艺命题显然是欧阳修“文道关系”论的必然延伸，所谓文章的“工”“拙”，就是强调了文艺的审美特性；“穷”则指诗人的生存处境。有什么样的生存处境，便会取得何样的艺术成就，这就强调了“道”的重要性。不过，“诗穷而后工”这一命题又有着它独特的理论指向，需要具体进行阐释。
就艺术家的生活状态、遭遇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而言，宋之前不乏其论。较早有影响的要算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次为韩愈的“穷苦之言易好”说。但与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最为相似的是柳宗元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中提出来的：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吟踊跃以求知于世，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章，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也。我们再看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论述，与柳宗元做一对比：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薛简肃公文集序》）表明看来，柳欧都注意到了穷士为文的现象，且言辞非常相似，可见欧阳修的观点亦受到柳宗元的影响。但细观两文，旨趣亦有很大差异。柳宗元是在解释贬谪之士为何做诗文的问题，也就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以文章来传达其“志略”而已。而欧阳修则是着眼于“穷者之言”何以“易工”的问题，提出“穷约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一寓于文辞。”这就比柳宗元的观点深入了一大步。
在欧阳修看来，写好文章（工）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要重视诗文，不能“视文章为末事”，二是要有余暇时间来写作，三是要有写作的能力。“遭时之士”虽然功业显赫，但文章要想写的好，很不容易，因为文章写得好的这三个条件都会常常缺失。而遭贬谪流放的隐约失志之士，正是因为丧失了建功立业的机会，而只能一门心思扑在文章上以求发泄忧思愤懑之情，此“皆寓于文辞”的含义。空暇的条件，贬谪流放之人自然具备，而“苦于危虑而极于精思”则使其拥有了为文之“能”。正是因为有此三个条件，故欧阳修才说：“穷者之言易工”，并说“愈穷愈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