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刚读小学一年级，在上海的北苏州路小学，位于闸北区苏州河边的弄堂里，靠近老闸桥（福建路桥）。记忆中有个老洋房的校舍，妈妈给我报了个美术班，就在这所小学，叫菲菲艺术学校。几年前，北苏州路小学连同我住过的外婆家的老房子，全被拆迁光了。
三年级时，我因为搬家而转学，转到普陀区的长寿路第一小学。这所学校的背后就是苏州河，至今还留有一座行人的小桥。童年时看什么都觉得很高大，长大后回来看看又觉得很小。
在我们小学的图书馆里，我读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虽然是缩写的绘图本。学校深处曲径通幽，转过一条暗道，可以进入一片小院子，隐藏着一栋三层的教学楼。我的四五年级都在那里度过。教学楼旁边就是民房，记得民房窗外栽种着许多竹子与无花果树，隔壁还有一个幼儿园。
1990年，我进入普陀区的五一中学读预备班。
苏州河就在学校后面，进门是个不大的操场，右边和正前方是教学楼，左边则是一条煤渣跑道，还有一排两层楼的低矮房子。那里就像一条长长的孤岛，远离教学楼和所有人。
医务室在那排房子一楼，每次面对视力表，我总对自己没多少信心，因为整个假期都把眼睛奉献给了各种小说。
还有体育老师的办公室，男生们总喜欢上体育课，有的人和老师关系不错，在旁边的沙坑练习跳远。
音乐教室也在那里，墙是隔音的，门窗对着大操场，可以眺望浅绿色的教学楼。教室里有具很老的钢琴，木头感觉颇像风琴。初一，新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音乐老师，刚从师范毕业分配进来。她姓祝，我还记得那个好听的名字。每个音乐老师都会弹琴，祝老师当然也弹得一手好钢琴。那时学校不重视音乐美术这些课，到了初三很少再上了，我对音乐课的印象，只剩隐藏在后排，听着她弹钢琴的时光。
那时我在家学吹笛子，两次在学校表演过，但祝老师没注意到我这个特长，腼腆的我也从不拿出笛子。初中音乐课本已有五线谱了，我很长时间拿这些谱来练笛子。最后一次音乐课考试，是每人在祝老师的钢琴伴奏下唱一首歌。照理说应该唱课本上的歌，有几个男生唱当时的流行歌曲，比如《新鸳鸯蝴蝶梦》，比如四大天王，而祝老师坦然地伴奏钢琴。我选了一首课本里的《我的祖国》，虽然显得很老土，但我觉得那首歌旋律极优美。可惜，我唱到一半就不好意思继续了，但祝老师觉得我开头唱得还不错，好像给了我一个中等的分数。
毕业以后，我再没见过祝老师。
音乐教室的楼上，是学校的图书馆。我经常看见一个年轻的女教职工出入那里，不知是老师还是图书管理员。她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冬天很冷时，还穿着一条超短裙，露着修长雪白的大腿，惹得周围高年级的男生尖叫。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即便最热的夏天，马路上穿超短裙的女孩也不多。
初一那年，我悄悄走上二楼台阶，钻进小小的图书馆，总共也只有三四排书架，但对我来说已足够。我兴奋地看着那些发黄的书脊，挑选了一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我如获至宝般地摸着书，在借书卡中写下名字，小心翼翼地走下了楼。结果在楼梯口被两个高年级男生拦住，他们看了看我的书说：“这本书我看过，很好看的！”于是，我更加开心地捧着书回了教室。
在我毕业后不久，五一中学就被拆掉，门外变成了夜总会，现在是上海有名的声色场所。
而我的初中音乐老师，因为学校拆迁被分配到了附近的其他中学。后来，祝老师带过的一个学生，成为有名的歌星，就是尚雯婕。
再后来，我去了很远的地方读书，当时还是荒凉的工厂区，隔壁有一家鼓风机厂，我们经常在学校里踢足球，有时把球踢过围墙就要去捡。听说那家工厂曾经是著名的墓地，一代名伶阮玲玉就被埋葬其中。
再再后来，我就上班了。
从2002年到2007年初，我的上班地点在苏州河边，四川路桥北侧的邮政大楼，一栋1924年竣工有着科林斯式巨柱与巴洛克式穹顶的折衷主义风格建筑。
再再再后来，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了。
巧合的是，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也一直住在苏州河边。
这是我的生死河。
2012年，六月，某个夜晚，我陪家人去家乐福购物，坐在永和大王吃饭时，忽然思维跳跃——孩子的心底究竟在想什么？埋藏成年人无法想象的秘密？还是远远超出他们感知到的生活体验？抑或来自另一时空的召唤？
我觉得，当孩子们沉默不语时，也许就是在回忆上辈子的前尘往事。
我转而想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走来的，即便在忘川水边奈河桥下喝了孟婆汤，但在出生时仍然保有上辈子的记忆，只是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受到所谓“教育”的侵入与污染，才逐渐遗忘了前世的一切，从悲欢离合到生老病死……
由此，便开始了《生死河》。
半年之后，当这本书已经完工80%，并已在《悬疑世界》杂志连载过六万字之后，我却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案——现在你们都没有看到过的一个人，他叫于雷，顾名思义就是《红与黑》里的于连，我这才发现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他啊，为何他不能渡过生死河？
于是，我面临一个极度艰难与残酷的抉择——要么按照原定的写作大纲，顺利完成最后的结尾；要么把主人公改成另一个人，并将绝大部分叙述视角，由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结果就是全书要几乎重写一遍，我将要再付出数十个不眠之夜的代价。
这是我从未遭遇过的困境，就像站在一个小型的分水岭上，往后走是条平坦大道，但只能通往来时的埃及；往前去却是登山险径，却有可能进入造物主应许的迦南地。
然而，我相信一个写作者，如果能遭遇这样的十字路口，不管他怎样的选择，都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我选择了最难的那条路。
在2013年的春节，我放弃了所有的休息，埋头于《生死河》的第二遍创作，也就是从头到尾重写一遍。
于是，这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故事。
三月末，终于完成《生死河》的初稿，激动之下，我竟把完稿日期误写作2014年，似乎自己的生活，已随着司望穿越到了一年之后。
那一晚，我发了条微博——
《生死河》大功告成，真想要放声大哭一场！仿佛把自己的心揉碎了，再粘合在一起再揉碎一遍，最后一针一线地缝合。酸甜苦辣，冷暖自知。耳边听着游鸿明的《孟婆汤》。小说的最后一句，请允许我引用顾城的诗。而今晚，我想，生命不息，小说不止，永不封笔。
这里所说的顾城的诗，你们在本书的结尾，都已经看到了。
感谢本书的出版商磨铁文化，感谢出版人沈浩波先生，感谢责任编辑柳易与布狄，感谢看到这行字的你。
也感谢书中出现的每一位人物，你们都是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在我的心里经历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当黄海警官殉职之时，我也是一边敲打键盘，一边跟着司望在哭泣，仿佛冰冷的雨点都砸落到我眼里。
昨夜，赐我《心灵史》的朋友从北京来看我。兴之所至，我带着他走过我的母校，也是《生死河》中写到的小学门口，一转身就到了苏州河边——司望发现河边藏着尸体的吉普车的位置。
这里有一座步行的桥，我们踏上台阶，俯视苏州河水。子夜时节，春风习习，幽暗中看不清水波，惟想象桥下静水深流。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当我们偷窥时想些什么？
——《偷窥一百二十天》后记
村上春树有本散文集叫《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在此我无意于讨论村上，我也不是村上粉丝，只是单纯地喜欢这样的名字，比如：当我们处理尸体时聊些什么？当我们挖鼻孔时思考些什么？当我们被关在二十层楼顶的空中监狱又会想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很多年前，我在DVD里看完《午夜凶铃》，对山村贞子的前生今世无比迷恋，上网找来铃木光司的小说原著，一口气看完四部曲，恍然大悟《午夜凶铃》并非惊悚小说，而是科幻史诗。因这部作品的影响，我有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病毒》，或许也是中文互联网上的第一部长篇悬疑惊悚小说。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不妨剧透，《午夜凶铃》四部书里，我最喜欢第三部，故事分为两段，头一段是高野舞的故事，第二段讲述贞子生前在剧团的爱情与人生悲剧。
高野舞是谁？高山龙司又是谁？就是被电视机里爬出来的贞子吓死的那个倒霉蛋。高山龙司是大学老师，高野舞是他的学生，在老师神秘死亡之后，这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到老师家中整理遗物，不小心播放了老师的录像机……前提是她插上了电源，亦可反证如果拔掉电源，确有可能把贞子卡在电视机里。
然后，高野舞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高楼排气沟里，如同飘浮在空中的棺材。她无法逃脱，更难以求救……往后的情节有些恐怖，为了避免扩散贞子的秘密，以下删去18页（照着实体书清点的页数）。
12年来，这短短的18页，大约一万字左右，始终萦绕在我脑中。
2013年，春天的某个下午，我坐在《悬疑世界》编辑部的阳光房，开门就是21层顶楼的露台，地上长满郁郁葱葱的草木，墙角里结着枯萎果子的石榴花，从未修剪却充满萧瑟荒野之美。对面矗立着中国移动大楼与巴黎春天，楼下是长寿公园。我经常俯瞰那巨大的钢琴键盘，偶尔也会有音乐喷泉冲上云霄，更多时候是大妈们的广场舞，与流浪歌手的吉他。公园对面曾是栋烂尾楼，如果我的手边有台望远镜，看清烂尾楼的每个角落，或许就会发现她。
我不是偷窥狂。
但我是个宅男，或者说曾经是宅男。我也没有望远镜，但我总能看到你，看到你不经意间流露的悲伤，看到你不愿被人窥见的往昔，看到你伤痕累累的秘密。
120天，偷窥你一生的故事，真的太短暂了，近似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完成初稿之后，我开始漫长的修改过程。而在《萌芽》杂志上连载的版本，已与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俨然是两个不同的故事。虽然，都是关于一个叫崔善的女子。
在这一修改阶段，我开始阅读金宇澄的《繁花》——这部几乎囊括了近两年所有中国文坛奖项的作品。刚开始，我以为自己会抗拒，却出乎意料地如此喜欢，一口气从头到尾读完。在此前与此后，我三度遇到身为《上海文学》主编的金宇澄。我不曾想到，金老师竟对我有着深刻印象，来源于多年前我在他的刊物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小白马》。那是八年还是九年前？他常跟别人说，别看小蔡总是沉默着，但他的心里藏着很多秘密。
是啊，很少有人发现这些秘密。
一如巴比伦塔顶的崔善，以及偷窥崔善的X。
而今，我在想，或许，我也可以做到？
阅读《繁花》的过程中，我忽然想起过去上班时，单位里有个中年男人，所有人都叫他“瓦尔特”，好像既跟《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有关，也跟《列宁在1918》有关，因为他年轻时长得欧化，很像当时译制片里的东欧共产党人。春节前的两天，我特地看了《列宁在1918》，有一段在莫斯科大剧院里演出《天鹅湖》的戏。我被这个片段的音乐所感动，于是找了各种版本的《天鹅湖》，进而想到过去的日本动画电影，也是上译配音的《天鹅湖》。
忽然明白，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不正是黑天鹅与白天鹅的故事吗？
几天内，我疯狂地听着《天鹅湖》，订购了欧美原版的CD，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声中，我基本完成了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篇小说。
所以，阅读这部小说，请你们最好同时循环播放着《天鹅湖》。
我也是第一次在写作中格外地注重语言，琢磨一种恰如其分、却不过分节制的语言。我反复推敲字句，每一个字，都是如此重要。比如，最终章里有一句——
“依次将火车站前的白雪，描成耀眼的绯红……”
那个“描”字，我最先是写“染”，再改成“浸”，最后才是像画笔般的“描”。
我把“偷窥”描给自己看。
“我今天看了一张维也纳的地图，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难以理解：怎么人们建起这么大一个城市，而你却只需要一个房间。”
这是卡夫卡写给他喜欢的女子的情书。
而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房间，一个就够了——可以看见别人，也可以被别人看见的房间。
当我们偷窥时想些什么？我想到的就是这些，以及，陈白露在《日出》的最后台词——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