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
明明白白看自己公生明，诚生明，从容生明。
——李叔同《格言别录》
一个人认识自己应该在认识世界之前，只有明明白白地把自己看清楚了，才能把自己放在更合适的位置，才能使自身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这是活出真实自我的大前提。
1930年，李叔同自小雪峰至泉州承天寺与性愿法师相聚。一日，寺里来了一位省府参议厅的官员，他是受参议厅之托来请李叔同出山参政的，委以重任的。面对如此送上门的好事，李叔同是这样答复的：“老僧一心向佛，不宜参与国事，何况国土破碎、日寇入侵。和尚乃以劝善为己任，对于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靠一个老和尚有何作用，请居士不妨到别的庙里看看。”李叔同就这样婉言谢绝了此位政府大员的盛情之邀。是李叔同故意要让他人难堪，还是他真的不关心家国民族的生死存亡？都不是，一来他要做一个本份的和尚，二来他实在是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怎可担此大任？这是对自己、对他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极端负责之举。
相比之下，某些人的做法就实在不敢让人恭维了。
他们虽然也知道认识自己，但关键是不够“公”，不够“明”，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言过其实，这样就很容易走进一个误区——自负。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这样的角色都大有人在。
战国时期，赵国有一员大将——赵奢，他曾经把秦国的军队打得落荒而逃而受到赵王赏识。其地位与名声不在廉颇、蔺相如之下。
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从小学习兵法，《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等典籍，都背得滚瓜烂熟。谈起行军打仗这一套，赵括指手画脚、滔滔不绝，骄傲地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有时连父亲都不大看得起。但是赵奢从来没有赞扬过儿子一句话。
母亲很奇怪，一次忍不住就问赵奢：“咱儿子的兵法，学得这么熟，人家都说将门虎子，怎么你从来不鼓励鼓励他？”赵奢深深吸了口气，说：“打仗，是治国富国不得了的事，关系重大。小的来说，关系个人的生死；大而言之，关系到国家存亡。可咱儿子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读了些书，就以为可以无敌天下了。知子莫若父，照我看，他这种观点和性格就不适合带兵打仗。将来如果赵国不让他带兵就算了；如果让他带兵，你一定要见赵王，阻止这件事，也许葬送赵国的就是他。”
公元前259年，秦军大举进犯赵国，两军在长平对阵。这时，赵奢已经死了，蔺相如病重，赵王只得派上老将廉颇应战。秦军有备而来，赵军节节败退。后来，廉颇改变策略，开始坚守城池，打消耗战，准备等秦军粮草供应困难的时候一举歼灭他们。这样，任凭秦军百般挑衅，赵军总是高挂免战牌，两军相持了三年之久。
秦军越耗越没底，就派间谍潜入赵国国都，到处散布谣言说：“廉颇老了，害怕秦国，只能做缩头乌龟。其实，秦国怕的是赵括，如果赵括领兵，那么秦军早就败退了。”赵王也正纳闷廉颇为什么在军事上毫无进展呢，等谣言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他决定撤廉颇的职，任命赵括做大将军。蔺相如认为赵括是书呆子，不能当大事，就劝赵王说：“赵括的父亲威名赫赫，赵括读了父亲留给他的书，也有了很大名声，但他不知道用兵必须随着具体形势不断调整策略的道理。如果让他统兵，就像胶住鼓瑟。用瑟奏乐靠的就是弦，如果用胶粘住了它的弦，音调就无法变化了！”赵王认为蔺相如偏袒自己刎颈之交的廉颇，完全听不进这个劝告。赵括的母亲也觐见赵王，力图阻止赵括的任命，但赵王认为那是赵奢责子太严，并且那时赵括毕竟还年轻。于是，赵括真的成了赵军的统帅。
赵括趾高气扬，一到长平，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改变了廉颇的战略，对不服从管辖的将士随意撤换，弄得上下不安，军心不稳。秦军知道反间计成功了，立刻派一支奇兵和赵军作战，然后伪装败退，其实是赶着去切断赵军的粮道。赵括自负地认为秦军怕他，眼看获胜在即，便下令出击。结果赵军被秦军一隔为二，赵括陷入了包围圈，四十多天后，赵军粮草吃完了，上下埋怨。赵括知道再待下去也不过是饿死。他便带领一部分精锐部队突围，结果被秦军乱箭射死。四十万的大军全军覆没，赵国也从此一蹶不振。
因为自己的一叶蔽目而毁了整个国家，多么沉重的教训，所以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认识自己，重点在一个“明”字。
有人说：我有几斤几两自己还不知道，这不是笑话吗？“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其实，问题绝不那么简单。仅就才能这一项来说，许多庸人都以天才自居，狂妄自大，不安于平凡的工作岗位；天才反而不张扬、不炫耀、不显山、不露水。
怎样才能做到既不盲目骄傲又不妄自菲薄呢？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人也和任何事物一样，是在相互比较中时时自省，正确看待自己的不足和长处的。
如有人谈到自己的能力时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一认识就是通过比较得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修正对自己的认识。俗话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苏东坡在《题西林壁》一诗中也说：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自己看不清自己的主要原因，就和身在庐山反而看不清庐山真面目是一个道理。要有自知之明，还得让自己跳出自我的小圈子，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分析和评价自己。孔夫子称他每天反省自己三次。反省就是自己把自己作为对象进行审视，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审判官。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我有时解剖别人，但常常更严格地解剖自己。”这样才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当然，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不是目的，认识自己是为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施展自己的才华。
正如李叔同当时拒绝国民政府的高官厚禄一样，那些为人类的发展进程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都具备这样的品性，他们深知自己能干什么，适合干什么，决不会一时冲动，受世俗观念的驱使而做出错误的选择。比如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加上自己小学、中学的学习成绩平平，虽然有志向往科学领域进军，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必须量力而行。他首先进行自我分析：自己虽然总的成绩平平，但对物理和数学有浓厚的兴趣，成绩较好。自己只有在物理和数学方面确立目标才能有出路，其他方面是不及别人的，因而他读大学时选读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物理学专业。
由于奋斗目标选得准确，爱因斯坦的个人潜能就得以充分发挥，他在26岁时就发表了科研论文《分子尺度的新测定》，以后几年他又相继发表了四篇重要科学论文，发展了普朗克的量子概念，提出了光量子除了有波的性状外，还具有粒子的特性，圆满地解释了光电效应，宣告狭义相对论的建立和人类对宇宙认识的重大变革。取得了前人未有的显著成就。可见，爱因斯坦确立目标的重要性。假如他当年把自己的目标确立在文学上或音乐上（他曾是音乐爱好者），恐怕就难于取得象在物理学上那么辉煌的成就。
为了避免耗费人生有限的时光。爱因斯坦善于根据目标的需要进行学习，使有限的精力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他创造了高效率的定向选学法，即在学习中找出能把自己的知识引导到深处的东西，抛弃使自己头脑负担过重和会把自己诱离要点的一切东西，从而使他集中力量和智慧攻克选定的目标。他曾说过：“我看到数学分成许多专门领域，每个领域都能费去我们短暂的一生……诚然，物理学也分成了各个领域，其中每个领域都能吞噬一个人短暂的一生。在这个领域里，我不久学会了识别出那种能导致深化知识的东西，而把其他许多东西撇开不管，把许多充塞脑袋，并使其偏离主要目标的东西撇开不管。”他就是这样指导自己学习的。
为了阐明相对论，他专门选学了非欧几何知识，这样定向选学法，使他的立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和正确完成。
如果他没有意向创立相对论，是不会在那个时候学习非欧几何的。如果那时候他无目的地涉猎各门数学知识，相对论也未必能这么快就产生。爱因斯坦正是在10多年时间内专心致志地攻读与自己的目标相关的书和研究相关的目标，终于在光电效应理论、布朗运动和狭义相对论三个不同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1952年以色列国鉴于爱因斯坦科学成就卓越，声望颇高，加上他又是犹太人，该国政府在第一任总统魏兹曼逝世后，邀请他接受总统职务，他却婉言谢绝了，并坦然承认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确实，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这是他终生努力奋斗才实现了这个目标的。如果他当上总统，那未必会有多大建树，因为他未显示过这方面的才华，又未曾为此目标作过努力学习和奋斗，这一次，爱因斯坦又因自己的自知之明而做出了一个无比明智的选择。
有些人也有理想、有抱负，也聪明能干，可混到最后还是一无是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以至于走了很多的弯路。
假如李叔同当时头脑一热真的出山从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大概官场里又会多一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苦恼的小官员，而人间却少了一位令人敬仰的旷世高僧。
所以，成功人生的第一步就是充分了解眼前所面临的客观事实，然后根据事实，结合自己的优势，确定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做到什么。做到这些后，你就要勇敢地挑起重担，做自己的主人，对自己负责，矢志不渝地走自己的路。
最后提醒你，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确定最适合自己的奋斗目标时，一定保持客观、冷静的心态，不盲目、不自卑，这也是一种很深的功夫，需要不断地反思和领悟！
做一只立在鸡群中的仙鹤
如鹤立鸡群，劲挺自持，不顺人情，超群脱俗。
——李叔同《修行法语》
年轻时的李叔同是有名的公子哥，举止不凡、风度翩翩，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留下一种鹤立鸡群、超凡脱俗的印象，这种风骨胜过任何一张名片。
这就是说，要想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你自身就必须具备一种超群脱俗的风骨，犹如熙熙攘攘的鸡群之中一只仙风道骨之鹤，眼神再差的人也不会忽略你的存在。
但是这种鹤立鸡群式的做人方式并不是单靠外在的服饰形象来实现的，实质上这是一种独特的理解人生、感悟生命的价值观。并且这种价值观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
比如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那个“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庄子，就是这样一种人，就有这样一派风骨。
楚王要拜庄子为相，他不去。可见是个了不起的大丈夫、真正的隐君子。多少人假清高，装模作样，令人作呕。
有大境界之人如庄子者，举手投足皆是自然，不与时俯仰，所以能快乐一生。
《史记》上记载庄子无情拒绝楚王时说：
“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翻译过来就是叫楚王：
“你快走吧，不要脏了我。我宁可游戏在小河沟里自娱自乐，也不会被你们这些做国君的挟制。我终生不做官，终生不与你们合作，以快我心。”
这种执着的“不合作主义”，真叫人拍案叫绝！所以庄子青史留名。
同样地，千古伟男嵇康在与伪君子山涛绝交时说：“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
翻译过来就是：
“如果你硬要逼我，我就要发疯发狂了！”
把山涛吓得肝胆俱裂。嵇康因为此次狂性大作，见杀于司马昭。但其刚烈的反叛精神推动了中国发展，丰富了历史画卷。
庄子自行一道，绝不向楚王臣服。庄子开创了中国的反叛传统，庄子的逍遥游思想与孟子的大丈夫精神共同构造了一种对世俗王权的拒绝，这是中国士人的优秀传统，为后世嵇康、李白、谭嗣同等人继承。
这些都是“鹤立鸡群”式的人物，其中最具风骨者，当属独握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清政府作战不力，失败后，可耻地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切地指出了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湖南的谭嗣同，耳闻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和人民啼饥号寒的苦难，当康梁提出变法的主张后，他也立即投身变法救国的大业。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这时，光绪皇帝其实还没有多少实权，特别是没有什么军权，大多数高级官员都是拥护慈禧太后的。光绪皇帝变法图强，慈禧太后生怕这样自己的势力就会被削弱。9月初，慈禧太后密谋趁光绪皇帝天津阅兵的时候，发动宫廷政变。光绪帝知道消息后，密令谭嗣同等人，要他们立即找新建陆军统帅袁世凯设法相救。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会晤袁世凯，请求袁世凯在关键时刻，起兵保护皇帝。袁世凯表面答应谭嗣同，暗地里却立即向慈禧太后的人告密了。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迅速囚禁光绪皇帝，同时下令抓捕维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