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京师的新政正在大力推行的消息不断传来。先是皇上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军机章京，接着又赏加袁世凯以侍郎衔。杨度听到这些消息心里高兴，知道这都是皇上接受了徐致靖荐举的结果。与此同时，训农通商，整顿厘金制度，推行保甲制，开筑铁路，兴办学堂，兴办邮政，废除漕运，一连串的上谕不断见于报端。在杨度看来，京师的新政正在方兴未艾之中。但从省城长沙传来的消息却并不太妙。
湖南学术界的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现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公然在岳麓书院禁止学生们谈论新政。有几名学生因违反这个规定被开除了，徐仁铸为他们说情，竟然遭到王先谦的指责，并以辞职相要挟。徐仁铸敌不过王先谦，亲到岳麓书院挽留，并向王赔礼道歉。又屈服王的压力，被迫停办时务学堂。王的学生曾廉公然上书朝廷，请杀康有为以谢天下。叶德辉的《翼教丛编》正在日夜刊刻之中。他的门徒声称，数年以来康梁倡伪经改制度平等民权之说，使民无论智愚，人人得申其权，可以犯上作乱，祸国之深，实大清建国以来所未有。康梁之徒，国之大蛊，应全国共诛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劝学篇》被广泛刷印发行，勒令湖南学政发放各书院，三湘学子，几乎被强行人手一册。《劝学篇》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又列举了大清王朝薄赋、重民、恤商、慎刑等十五条仁政，说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护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
长沙本是推行新政最激烈的省份，为何现在唱的调子与京师发出的上谕如此针锋相对呢？张之洞本是积极主张变通陈法力除积弊的有识大员，他曾捐五千两银子到京师强学会，在督署以重礼接待过康有为，称赞他的爱国热肠，如今为何这样杀气腾腾地对待康有为呢？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等人为什么不以皇上的谕旨来批驳张之洞呢？杨度的心开始紧张起来，为新政的前途而忧虑，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命运捏着一把汗。
时隔不久，京师传来天崩地裂般的消息。谭嗣同、康广仁、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被杀于菜市口。谭嗣同死得尤为壮烈，临刑前愤然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围观之人无不唏嘘。所有参与新政的人员都被目为乱党，一一拘捕。康有为、梁启超幸得外国人的帮助才逃出国境。徐致靖被捕入狱，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等均被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连早已罢官回家养老的翁同龢，此时亦罪加一等，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光绪帝则被囚之于瀛台。慈禧重新训政，新政一律废止。实行了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现昙花。湖南的新政也全部崩溃。原布政使俞廉三署理巡抚。他上台之后，一切复旧。王先谦、叶德辉之流弹冠相庆，原先参与新政的人员或拘捕，或外逃，刚露生机的三湘大地又回到了以往死一般的沉寂。
惨痛的剧变使杨度陷于忧郁之中，随之而来的一则传闻更使他惊讶。新近从京师回来的人都说，这次政变的祸首虽是慈禧，而导致政变的罪人，正是被杨度称为当今官场上的凤毛麟角之袁世凯。政变前三天深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请他救援皇上，袁满口答应。但袁回天津后即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京见慈禧，将皇上的计划全部奏报。于是慈禧凌晨进宫，先一步下了手，从而演出了一连串的悲剧。
杨度听了这则传闻，如同头上重重地挨了一闷棍。他怎么也不可能相信，那个雄才大略、礼贤下士的练兵大员竟然是一个出尔反尔、卖主求荣的小人！自己在徐致靖的面前是说了袁的不少好话的，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的深夜密访，是不是与此有关呢？想到这里，杨度的心情很沉重。然而，他又不得不佩服湘绮师，如果不是湘绮师的那封叫他回湘的信，说不定此刻他仍在京师，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是，湘绮师身居湘江孤岛，离京师数千里之遥，他何能有如此英明的预见呢？看来虽追随先生两三年了，尚并未得到先生学问之皮毛。怀着对先生深深的谢意和敬意，在一个风雨如磐的秋夜，杨度来到了明杏斋。
八、湘绮老人传授帝王之学的真谛
“晳子，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你怎么来了？”正在灯下挥毫不辍的王闿运摘下老花镜，对着站在门外的学生说。
“特为来向先生讨教。”杨度在宽敞的屋檐下脱去木屣，收起雨伞，然后擦去脸上的雨滴，整了整衣冠，恭恭敬敬地走进书房，坐到先生的对面。
“周妈，晳子来了，泡碗好茶来！”王闿运对着卧房大声喊。
周妈答应了一声，却磨磨蹭蹭地半天不出来。叔姬就要和代懿结婚了，周妈的如意算盘彻底落了空，这一切都是因为杨度的缘故。假若他不来，哪里会有什么叔姬？没有叔姬，她的女儿就稳稳当当成了王家的媳妇，她也就名副其实地做了王闿运的中馈了。这个该死的杨度，第一次见面便冲了她的兴头，想不到现在居然真正坏了大事。周妈本想不出来泡茶，但又怕惹老头子发脾气，好半天才端来一碗不冷不热的温吞水，懒洋洋地放在杨度的身边，话也不说一句，眼也不瞧一下地便走了。杨度却不在意，完全不把周妈的态度看在眼里。他对老师说：“学生今夜要向你老请教，两个月前，学生身处京师，可谓在是非旋涡之中心，虽时时感觉到新政推行的艰难，但并没有想到新政会败得这样悲惨，而你老远在东洲上，连长沙也不去，那时就说我若不离京师，将有灭顶之灾。先生，你老对新政，对时局的预见，为何能有如此的英明？”
王闿运摸起手边那把雪亮的铜水烟壶，从周妈手绣的莲花鸳鸯荷包中慢慢地掏出一撮蚕豆大小的金黄烟丝。杨度赶紧将桌上摆的一盒洋火擦燃，给先生点上纸捻子。王闿运半眯着眼睛吹燃了纸捻，随着一阵咕噜噜水浪声音过后，满是书笔的宽大案桌上空飘起一缕缕轻烟。眼看着轻烟慢慢地消散了，湘绮老人仍未开口。王闿运一向以思维敏捷应答如流著称，如今虽年过花甲，思维和行动均无老态，他手下一批号称机敏的学生也常常自愧不如。今日如此面无表情反应迟钝，杨度近两三年来还是第一次看到，想必先生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思索，他放下洋火盒，正襟危坐，随时准备聆听教诲。
“我从同治元年开始设帐讲学，至今已有三十七八年了，教出来的学生不下三千多人，说一句桃李满天下的话也不过分。”王闿运并没有直接回答学生的提问，却回忆起他的教书生涯来，杨度颇为迷惑不解，“这三千弟子，虽不能说个个成材，但绝大部分都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这是我这个做了近四十年教书匠的安慰，尤其是今科夏大的高中榜眼，他自己风头出足，也为我的老脸挣了不少光。这几个月来请求进船山书院的人已逾千数，大家都说王某人教出了一个榜眼公，本事大得很，人人都想做榜眼，便都来投王某人的门下，他们哪里知道，王某人执鞭授徒四十春秋，也只教出了一个夏大。”
说到这里，王闿运笑了起来，他磕掉烟锅里的烟灰，重新又装了一袋，吹燃了纸捻。杨度心里很惭愧。老师当然不是借此来讥讽他，这点他知道，但自己也太不争气了，倘若他杨晳子这次点了个头名状元回来，该会给老师带来多大的荣耀！
“世人更不知道的是，我王某人教书育人的最大目的，并不在于造就进士、翰林，故而夏大中了榜眼，在一般的教书先生看来是最大的终身荣光，但在我看来，却并没有多大的喜悦。你应当记得，你刚来到东洲的时候，就对你讲过，我有三门学问：一为帝王之学，一为诗文之学，一为功名之学。这功名之学乃我王门第三等即下等之学，这门学问即使再出几个鼎甲，我也不会欢喜若狂。”
初进明杏斋的情景又浮现在杨度的脑中。就是在那天，他激动地向先生表示，他要学的是上等的帝王之学。而这几年，先生也的确是把他向这门学问中引导，事实上他也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外间所学不到的真学问。杨度想到这里，刚才失衡的心情略趋平衡。
“我有四个儿子，也曾想让他们能有一点惊人的出息，但后来我冷眼旁观，四个儿子都不是那块料。在你之前，我也曾有意培养几个弟子继承帝王之学，但很遗憾，有的后来自己不争气，有的又时运不济，几十年过去了，并没有一个满意的学生。我今年六十六岁了，有生之年不多了，现在只有你一个在致力这门绝学，更何况王杨两家又联了姻，你我之间既是师生又是亲戚，我将自己一生的真实学问传授给你，这是不用怀疑的。不过，晳子你自身也要努力，不要辜负了我这番心血。”
杨度的心被先生这几句至诚至恳的话说得急剧地跳动起来，他涨红着脸慷慨地说：“先生请放心，学生决不会使你老失望。今生若不得时则罢了，只要风云一动，学生一定要乘时而起，做今日的良、平、房、杜！”
王闿运轻轻地点点头，放下铜烟壶，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说：“你有这个志，这点我早已看出，你有这个才，我也不怀疑，但你毕竟阅历太少。前些年跟随伯父游历过中原大地，这是你一个可贵的经历。你之所以有浩然不凡之志，其实正得力于汴洛旧京之风的熏陶。这点或许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我当年亲去石塘铺会你，却有很大程度是看中了这一点的。不过总的来说，你还是在书斋中过来的人，又对书迷恋得太深。我曾对人说过，代懿是书呆，午贻是书蠹，你是书痴。书不可不读，但呆、蠹、痴却不可取，不要说办国家大事不行，就是那些真正成就了一番大学问的人，也没有一个书呆子的。你应该记得许浑的两句诗：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你问为何我在东洲有先见之明，这是因为早在年轻时我就已看到溪水边涌起的乌云，又在今春感觉到一阵阵不寻常的冷风，从而断定有一场大山雨要来。”
湘绮老人绕了老大一个圈子，到这时才接触到杨度所提的问题，而杨度就在随老师绕圈子的过程中，得到了两三年来所从未有过的绝大信任和期望，心里正烧起一团火。这团强烈求知的欲火，要把先生所传授的深奥的大道理煨熟煨烂，然后再细嚼慢咽，消化吸收。这或许正是作为一代名师的王闿运的执教成功之处。年轻时便看到了溪云，这话说得多玄！杨度竖起两只耳朵，以十二分的凝神专注，谛听老师的下文。
“先说说冷风。”王闿运又习惯地摸起烟壶。杨度也恰好感觉到有股冷风从后面吹来。原来外面的雨下得正起劲，风也在不停地刮，一张窗纸遭雨淋湿，又被风吹破了。冷风乘虚而入，灌进了明杏斋。杨度本想去找块木板挡着，见先生已开口说话了，便不敢再挪动脚步。
“皇上鉴于甲午年海战的失败，采纳康有为的主意，以变法来求自强，本无可厚非。世无常法，唯变可通，但变则触犯旧序，触犯旧序则必然有人反对，故古来有言，利不什者不变法，算是充分看到了变法的艰难。这话去年你从长沙回来时，我跟你说过，你还记得吗？”
“记得。”杨度点头说，“你老那时就说康有为的变法会要得罪很多人。”
“是这个意思。”王闿运继续说，“若利有十倍，拥护者则多，反对者成不了气候，所变之法易于通行，否则必然引起动乱。大清朝之法，早在几十年前，我便看出它弊病丛生，非变不可。曾文正当时也看出了，他在晚年用了很大的气力来扭转弊端，想做一番中兴大业，但即使如曾文正这样功德和权势都达到极点的人，所变亦不多，收效更微。于此可见大清朝的法改变之难了。”
纸捻子又点着了，书案上空又飘浮起一缕缕轻烟。隔壁卧房里，周妈早已发出阵阵均匀的鼾声。
“在湖南，正当陈右铭力倡新政的时候，王益吾、叶焕彬他们就公开反对。叶焕彬在学界的威望当然不够，但王益吾却不可小觑。他们攻击陈右铭的一切新政，这固然不对，但对右铭放任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鼓吹民主、民权的批评，则是很有道理的。这点，我也支持他们。”
杨度想起他从长沙回来，一谈起时务学堂先生就反感的事。的确，民权、民主几乎在所有耆宿眼里，都成了大逆不道的邪说。
“不过，王益吾、叶焕彬等人的反对，归根结底只是书生的议论，可以影响人心，但毕竟成不了大事。右铭采用强硬的手腕，湖南的新政还是在推行的。今年春末，张香涛制军突然广为印发《劝学篇》，说中国之祸不在四海而在九州岛岛之内，又说这些年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倡民权民主的人都是祸国之贼。张香涛这个人你不认识，咸丰年间我在京师时与他交往很多，他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物。他十六岁中解元，二十六岁中探花，供职翰苑时为清流派的主要人物，尔后清流派均因得罪权贵而遭贬，唯独张香涛却官运亨通，由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没有几年又调升两广总督，起用老将冯子材，取得谅山大捷。来湖广这几年修铁路，建铁厂、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又创办两湖书院，政绩显赫。张香涛先前十分看重康有为，把康视为国士，而康又为皇上所倚重，这样一个工于宦术的朝廷大员，若没有从京师最上层获得不利于新政的最机密最确切的消息，他敢于刊发《劝学篇》，公然与皇上唱对台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