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的观念10年来一直被强化着：正当程序、法律平等保护和刑事审判的可靠性，这些都比不上“一州要处死一个人”的最终结局重要。正是对“死刑非同寻常”的奇异重构，才能解释最高法院1987年对沃伦·麦克莱斯基的判决。在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执笔的5∶4的意见中，最高法院虽然接受了有关佐治亚州基于种族偏见而适用死刑的惊人数据，但还是维持了对麦克莱斯基的死刑判决。
大法官鲍威尔总结说，在运用死刑时，某种程度的种族偏见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让立法机关去解决更合适。但在他退休后却说，如果要他改变在任期间的一个表决，那就是“麦克莱斯基案”。然而，在死刑诉讼的严峻世界里，没有第二次机会。麦克莱斯基被处死了，而种族偏见“不可避免”的信条却生存下来。
对于“死刑非同寻常”所做的反常解释，导致了一些奇怪的后果。1991年，最高法院一改此前4年的做法，转而主张被谋杀者的家人可以在死刑案件的量刑阶段作证。这种“被害人施压”证据，现在只不过是给陪审员更大的宪法空间来考虑被害人的社会地位、种族和品格，以至于这样的想法有了法律的力量：对犯罪人如何惩罚，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被害人。
更令人惊异的是，最高法院甚至放弃了曾经做过的承诺：为面临执行死刑的无辜者确保复审。1993年最高法院竟然主张，即使有新的无罪证据，宪法也不保障在各州已被定罪的人不被执行死刑。最高法院在死刑的法理上不断让步，使现代的死刑与25年前的“弗曼案”相比，不再是可预测的、公正适用的或者一视同仁的。
目前在美国有3200多人等待执行死刑。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可以处死弱智者和16周岁的少年，在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被处死的人中有2/3是黑人。
在美国政治和法律文化中，也许更令人忧虑的是出现了对死刑执行的热衷。1995年，有创纪录的56人被处死，国会通过的一个治罪法案进一步限制死刑上诉，并寻求大幅度增加死刑执行。从总统的竞选辩论到各州长的竞选战役，无不以死刑为谈资。当醉醺醺的众人聚集在法场向刽子手欢呼的时候，当州长和政客们炫耀杀人数字的时候，最高法院却已放弃“伯格法院”所要求的上级复审；相反，它采纳“兰奎斯特法院”赞同的限制死刑上诉的哲学：“让它继续下去吧。”
政客们在死刑问题上矫揉造作，回避繁复的引发暴力的原因；而最高法院不断地在不平等的刑事司法体制所引起的使人虚弱无力的问题上让步。很难想象最高法院能够很快回归司法的高瞻远瞩，在死刑问题上坚持公平与可靠。频繁的极端主义和政治论争，也许会在某个时候迫使最高法院重新考量目前的方针路线，人们只能期待好日子就在前面了。
在“弗曼案”前后，一位犯罪学教师停止讲授死刑问题，理由是在他看来所有的趋势都表明不会再有死刑了。随后，电椅复活了，已经陈旧的话题又有了新的生机。现在这位教师发现，在他的班级里赞同死刑的意见如此惊人的一致，好像死刑问题又不需要讨论了。事实上他所惊讶的是，学生们的“心中充满了虚构的故事”，这种时候又能从一门课程中学到什么呢？
民意调查的结果仍是赞成死刑的人居多，与此同时，限制并废除死刑的运动也一直紧锣密鼓。
1994年5月，蒂姆·罗宾斯导演的影片《死囚上路》，讲述了海伦修女与等待死刑执行的杀人犯的故事。西恩·潘和苏珊·莎兰登的表演感人至深，使许多观众成为反对死刑者。
1978年，芝加哥南部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4名被告中，有两人被判死刑，一直等待执行；另外两人被判终身监禁。1996年做了DNA测试，证明4名囚犯无罪。这就是著名的“福特·海茨四人冤案”(Ford Heights Four)。
1997年2月，历来走中间道路的“美国律师协会”终于开始呼吁死刑缓期执行。
1998年11月“错判与死刑问题全国研讨会”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举行，它把30个被证明无罪的等待死刑执行者推上了这个舞台，并让全世界将聚光灯照在错误定罪问题上。
1999年2月，安东尼·波特被证明无罪，离死刑执行只有48小时。波特的案件成了国际头条新闻，他是伊利诺斯州恢复死刑以来第10位被证明无罪的等待死刑执行者。
2000年1月，伊利诺斯州州长乔治·瑞恩宣布：“我严正关切我们这个州的可耻历史，它曾经陷无辜于有罪，并将无辜者塞进等待处决的行列。我不能支持这样一种制度：它的实行被证明充斥着如此之多的错误，如此接近一个终极的噩梦，那就是，国家对无辜生命的剥夺。”
2000年6月，加里·格雷厄姆被处死，报纸、广播和电视进行了倒计时的报道。全国像一个大剧场，人们翘首以待乔治·布什在其任期内介入德克萨斯州这第135次死刑执行。格雷厄姆的定罪绝大部分依赖一个仅有的目击证人的证词，因而可能是无辜的。格雷厄姆被强行戴上手铐，浑身用皮带捆绑着，死拖活拽到死刑注射床上。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今晚他们要杀死我。”
第三节一次绞刑
缅甸，一个被雨水浸透的早晨。一束孱弱的灯光，从高墙上倾斜着射入监牢。我们等候在牢房外面，这些牢房是一排窝棚，前面有双层的铁栏，像狭小的动物笼子。每间牢房10平方英尺，里面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壶饮用水。在一些牢房里，黝黑的、一声不响的囚犯们蜷缩在内层铁栏边，身上围着毯子。他们是已决的死囚，一两周内将被绞死。
一个囚犯从牢房里被带出来。他是个印度教徒，矮小脆弱，剃过头发，眼神浑浊。他胡须浓密旺盛，与其身材相比简直不合情理。6个高大的印度狱卒押解着他，准备上绞架。两个人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一旁，其他人给他戴上手铐，一条铁链穿过手铐并固定在他们的腰带上，又将他的双臂牢牢捆在身体两边。狱卒们紧紧簇拥着这个囚犯，他们的手始终小心翼翼地抓着他，好似时时要感觉一下他确实在那里，就像手中握着的一条活鱼，惟恐它随时跳回水中。但他毫无反抗地站着，双臂了无生气地任由绳索捆绑，好像没注意到发生的一切。
远处兵营传来8下钟声并伴着一声号响，在湿漉漉的空气里凄凉而微弱。典狱长独自站在一处，神情忧郁地用手杖敲打着地上的砾石，随着号声，抬起头来。他是一个军医，留着牙刷般的小胡子，嗓音粗哑。“看在上帝分上，快一点，”他不耐烦地说，“这家伙这会儿早该绞死了。还没准备好吗？”
狱卒头儿是个胖胖的人，穿着白色卡其布套装，戴着金边儿眼镜。他挥挥黑色的手，滔滔不绝地说：“是，先生！一切准备就绪。行刑者正在待命。我们这就开始。”
“好吧，那就快点儿走。这事儿了结后再让囚犯们吃早饭。”
我们向绞架走去。两名狱卒扛着步枪走在这个犯人的两边，另外两名狱卒紧靠着他行进，每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和一只肩膀，好似连推带架一般。而我们这些人，包括地方官等，跟在后面。出人意料的是，当我们走出10码远时，没有任何命令和警告，队伍突然停了下来。一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一条狗出现在狱墙之内，上帝知道它从哪儿跳了出来。它在我们中间上蹿下跳，摇头摆尾地连声吠叫，肯定是因为看见这么多人而兴奋不已。它围着我们蹦跳了一会儿，在人们阻止它之前，扑向这个囚犯，跳起来要舔他的脸。每个人都惊呆了，竟然没有抓住它。
“谁让这个该死的畜生跑进来的？”典狱长恼怒地说，“你们，把它抓住！”
一个狱卒从押送者中退出来，笨拙地追捕这条狗，但它蹿蹦跳跃，不让他捉到，把这一切看成是游戏的一部分。一个欧亚混血儿拾起一把砾石，想打跑这条狗，但它躲开飞石又随我们而来。它的狂吠回荡在狱墙内。这个犯人，被两个狱卒紧抓着，看起来无动于衷，好像这一切都是绞刑的另一种仪式。又过了几分钟才有人勉强抓住那条狗，我用围巾穿过狗的项圈牵住它，然后我们继续前行，这条狗依然不停地挣扯、狺吠。
离绞架约有40码远。我看到走在前面的这个犯人赤裸、黝黑的脊背，他手臂被绑，走起来僵硬笨拙，但却很稳健，迈着印度人特有的步态，双膝从不伸直，一跳一跳地走着。每走一步，他的肌肉都匀称地滑动着，一绺头发上下跳动，他的双脚在淋湿的砾石上留下印记。尽管狱卒们抓着他的双肩，有一次，他还是稍稍向一旁走了走，为了避开路上的一个小水坑。
很奇怪，直到此刻我才认识到，消灭一个健康的、有知觉的人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这个犯人走向一旁避开水坑时，我看穿了秘密：在一个生命极为旺盛的时候将它扼杀，这是无以名状的不义之举。这个人还没有死，他像我们一样活着。他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是健全的——胃肠蠕动，皮肤再生，组织形成——所有这些，都在庄严的蠢行中备受煎熬。当他站在绞架的活动踏板上时，当他在空中下坠尚有刹那生命时，他的指甲仍在生长。他的眼睛看着黄色的砾石和灰色的高墙，而他的大脑还在回忆、展望、思考，甚至思考如何避开水坑。他和我们是共同走着的一群人，看着、听着、感觉着、理解着同一个世界；然而不出两分钟，随着踏板突兀的一声脆响，我们中的一个就要离去——少了一个心灵，少了一个世界。
绞架设在一个小院子内，与监狱的主要场地相分离，长满了高高的带刺的杂草。绞架是砖砌的，像一个三面的窝棚，顶部是木板，再上面是两根支柱和一根垂着绞索的横杠。刽子手是一个灰白头发的囚犯，身着白色的囚衣，正等候在他的杀人机器旁。我们进去时，他向我们恭敬地弯腰施礼。随着一声令下，两名狱卒更紧地抓住犯人，将他半拉半推到绞架前，帮助他笨拙地登上台阶。然后，刽子手爬上去，将绞索套在犯人的脖颈上。
我们站在5码以外，等待着。狱卒们围着绞架站成一个大致的圆形。当绞索固定后，这个犯人开始向他的神明呼喊。他高声地重复喊叫。声音不似祈祷者般急切、惶恐，也不似呼救，而是沉稳的、有节奏的，几乎像是钟鸣。那条狗以一声哀狺回应着这个声音。刽子手还站在绞架上，他拿出一条像面袋一样的小棉布罩，当头罩住犯人的脸。但是，那声音虽被棉布阻钝，仍然持续着，一遍又一遍。
刽子手爬下来站定，手握控制杆。几分钟过去了，犯人所发出的沉稳的、被阻钝的声音持续着，一刻不停。典狱长把头垂在胸前，慢慢用手杖刺着地面。也许他在数着这喊声，允许犯人喊到一个数字，比如说50或者100。每个人都悚然变色，那些印度人的脸像坏掉的咖啡一样灰白，其中一两把刺刀正在抖动。我们注视着活动踏板上那个被捆绑、被罩住的人，听着他的喊声——每次都呼喊着又一秒钟的生命；我们所有人的心中都是同一种想法：啊，快杀了他吧，结束这一切，阻止这可怖的声音！
突然，典狱长下了决心，他昂起头，手杖一挥。“行刑！”他几乎是凶恶地喊道。
咔嚓一声，随后是死一般沉寂。犯人不存在了，绞索旋转着。我放开了那条狗，它立刻跳到绞架后面；但当它到了那里，却猛然停步，狂吠起来，然后躲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去，站在杂草中，胆怯地望着我们。我们绕着绞架检查犯人的尸体，他晃来晃去，脚趾直挺挺地指向地面，很缓慢地旋转着，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
典狱长伸出手杖戳了尸体一下，它像钟摆微微地来回晃了晃。“没问题了，”典狱长说。他从绞架下走开，长出了一口气，忧郁的神情突然消失了。他看了看手表，“8点过8分，感谢上帝，今天早上就这样了。”
狱卒们卸下刺刀，列队走开。那条狗安静下来，好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灰溜溜地跟在他们后面。我们从放置绞架的院子里出来，经过死囚牢房，进入监狱的中心院落。囚犯们在手持警棍的狱卒看管下，正在吃早饭。他们长长地蹲成一排，每人手里捧着一个盘子，两名狱卒提着桶依次分发米饭；绞刑之后，似乎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欢愉气氛。事情办完了，我们如释重负，感觉到歌唱、奔跑和窃笑的冲动。几乎在同时，每个人都愉快地交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