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或北平也参加了《哲学评论》的工作。我当然写了些形式逻辑或哲学的文章，形式逻辑的文章可能多些。但是，哲学文章也有，主要是关于休谟的文章。“休谟”这两个字不是我英文念错了，而是故意的。有些英国人称休谟为“特级怀疑家”，“休谟”两字的用意是他把所有的“谟”都怀疑掉了。英国的哲学家通常是把霍布斯、洛克和休谟联在一起谈的，因为他们都涉及社约论。这就把培根排除出去了。这三人中洛克的知识论或理性论是最有体系的，但是，他的影响不限于哲学，而主要是政治。休谟的影响反而最大。康德曾说过，休谟使他（康德）从教条主义的酣睡中惊醒过来。
那时候，我对于休谟是有兴趣的，我还开了休谟的课，主要是读书。贺麟（1902—1992），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受到梁启超的影响。1926年赴美国留学，1930年转学德国。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1955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论著有《文化与人生》。
金岳霖和冯友兰、贺麟参加了《哲学评论》的工作。有一个学生，后来曾在政法学院的曾秉钧先生，我们经常是以推敲的方式读书，这对我的益处也是很大的。
参加《哲学评论》的人有冯友兰、有我，以后有贺麟。但是，特别重要的两位先生是瞿菊农和林宰平。具体的事情，主要是瞿先生去办的。钱是尚志学社提供的，而这就靠林先生。这里说具体的事情，其实就是一大堆琐琐碎碎的事情，不知道瞿先生是如何处理的。这使我非常之感激。他是学教育的，对哲学很有兴趣。不知是在这以前还是以后，他参加过定县乡村工作。抗战以后，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了。
《哲学评论》是在北京出版的，在北洋军阀时代没有出什么问题，可是后来问题发生了。南京要我们去开会，瞿、林都没有去。那时候贺麟和沈有鼎先生都回国了，都预备去开会。我们的安排是冯友兰为理事，贺自昭为秘书，同南京的人打交道。我的任务是坐在沈有鼎先生的旁边，阻止他发言。南京的人出来讲话的是陈大齐先生。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校长或教务长，这时是南京的大官，可能是考试院的副院长。他说了什么我没有听见。沈先生果然有两三次要发言，都是我把他的衣服抓住，阻止了他发言。在这里我借回忆的机会向他道歉。为什么有这个安排的必要，我不太同意，可我还是执行了。这件事有机会应同贺、冯两先生谈谈。他们碰到了什么伤脑筋的事，我不知道，要他们自己写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