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殡前夜，一个小伙子径直闯到家里来。
李安生完全变样了，除了头发略微有些发黄以外，整个人都跟当年都没法比，而且他莫名其妙穿了一身迷彩服，恍惚间，我觉得自己不是在面对一个人，而是一条刚刚出山的巨蟒。
他对我说，他手上有一辆中型货车，明天如果需要用车，他会准时把车开过来。
真的是雪中送炭，父亲联系了几辆车，刚好就缺货车。
得到答复，他转身就走。父亲奔出来时，只来得及看到他的背影。我告诉他，这人是姐姐的同学，父亲一听姐姐两个字，就像中弹一样，僵在那里，动弹不得了。
从火葬场出来后的第三天，我悄悄来到那个汽修厂。我从李安生寄给姐姐的信上知道他在这里。
“我姐姐最近有消息给你吗？”我跟他隔着四五步远，尽量不皱鼻子，哪怕我闻到汽油味就想吐。这是我能想出来的最狡猾的问话，这句话可以藏着姐姐离家出走的秘密，又可以探听出很多东西来。
他摇头，然后用安详的目光望着我，他似乎有着跟我一样的动机，他也在等我先开口。
“我们把母亲的消息瞒着她，因为不想影响她的学习。”
“是吗？”他问，眼里却不象有疑问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站在那里，各自憋着，静等对方再次发问。
“好吧，”我可没他沉得住气，我说：“那天我就想问你，但时机不对，今天非问不可，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是吗？否则那天你不会告诉我你有货车，你会把这事直接告诉我姐姐，她才是你的同学，可你进门就找我。”
他的表情骤然紧张起来。“你们家真的不知道她在哪里？”他从我脸上移开视线，“那天我就有点怀疑，但她说情况紧急，来不及给我解释，我也就没多想了。”
他告诉我，那天姐姐破天荒到汽修厂来找他，说出来的话把他吓了一跳，姐姐开口找他借钱，她问他有多少钱，有多少她借多少，她会给他写张借条，她过些时候一定会还给他。他告诉我：“我没什么钱，但我全都给她了，口袋都翻过来给她看了。”他说姐姐似乎嫌少，她看看厂里开进开出的汽车，又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辆便车，这样可以省去车费。我问她要去哪里，她说哪里都行，越远越好。过了一会，我就给她找了一辆到广州的便车，上车前，她再三交代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她的行踪，家人问起来也不要说。我问她原因，她只说是因为苗苗的事，她说了实话，惹下了麻烦，如果她再不走，有人就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去。
“李安生，我现在有点后悔当初跟你的约定，我没想到说真话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快承受不起了。”
这是姐姐上车前说的最后一段话。李安生告诉我，望着那辆绝尘而去的车，他突然意识到他干了一件影响姐姐一生的大事，他心里很不安，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他跟在车后边跑边喊，要她到了目的地以后马上跟他联系。姐姐两手贴在玻璃窗上，频频向他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李安生告诉我，好长时间以来，他夜里总是做梦，梦里总是姐姐那双又瘦又长的手，五指叉得开开的，贴在玻璃上，掌纹一清二楚，可她的脸却隐在车厢里，隐在人海里，隐在很暗的地方，总之，他从未在梦里看清过她的脸。
沉默了好一阵，我突然转过身，向李安生发起脾气来。“你在报复她对不对？你当时本来可以拦住她，可以及时告诉我们，但你不想那么做，因为你想让她跟你当初一样失学对不对？你终于逮到机会了对不对？”
李安生张嘴望着我，既不承认也不争辩，良久，他垂下了脑袋。“我不能拒绝她的要求，你不知道，我真的无法拒绝她的要求，她的眼睛就像一把抢劫犯的枪，逼着我的脑袋，她怎么说，我就乖乖地照她说的办，除此以外，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哼！”
“要不，我现在就去找她？”
“你怎么找？什么线索也没有。”我突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而且，我警告你，你不许登寻人启事，不许报案，也不许向人打听，一句话，除你之外，你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姐姐下落不明的事，因为这关系到她的名誉，关系到她的一生，知道吗？”
李安生又张开嘴来望着我。“你们俩多么相像啊，你们都喜欢用命令的语气说话，而且都不喜欢汽油味。”
正感到不好意思，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指着一个地方说：“师傅，能不能麻烦你过去一趟？刹车片子好像出了点问题。”
李安生一听，拔腿就走，边走边吼：“猪脑壳！这么简单的东西，你自己说，教了你几遍了？”
难道说，李安生已经从学徒变成师傅了？看来他倒不是个笨人。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姐姐可能在广州的消息告诉父亲，也许失妻的悲伤打垮了他，也许他还沉浸在考察组半路消失的后遗症里，他听了这个消息竟无动于衷。“人是有腿的，谁能保证她现在还呆在广州？”他的眼睛定定地盯住某个地方，顺着他的视线看去，那里是一面空墙，我不知道他一动不动盯着那面墙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我想起李安生说过的那个司机，也许我应该去找那个司机谈谈，看看他还记不记得姐姐当时究竟在哪里下的车，她在车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突然有个预感，姐姐不一定真的去了广州，她很可能会中途下车，因为她担心李安生会泄露她的行踪。我跳起来，拼命往汽修厂跑。
李安生不在，他没来上班。有人建议我去办公室问问。我去了，人家说，李安生请了长假，说是家里突然有急事，需要他去广州。
这么说，李安生真的去找姐姐了？他知道姐姐在广州，还是只凭猜测？这些问题都无法找到答案了，我站在汽修厂门口，呼吸突然有些困难，那感觉就像手中好不容易有了根绳子，不知不觉间又滑了出去，再也找不到了。
接连走了两个人，家里彻底沉默下来，连闹钟都变得一声不吭。
在沉默中办完丧事，办完丧事以后依然沉默。直到有一天，我失手打翻了一个暖瓶，突如其来的爆炸声让我嚎啕大哭起来。父亲似乎这才注意到我，他向我伸出手来，我用一个果断而不屑的动作躲开了他。我知道这很伤他，我的目的就在于此，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伤他一下，替母亲伤他一下，替姐姐伤他一下，她们死的死，逃的逃，而他作为家长，却静坐家中，安然无恙，他是有责任的，他逃不掉这个责任。
他猛地哭出声来，是我的动作把他惹哭的。这一哭就无法收拾，他哭了足足一个下午，然后，就像雨过天晴，就像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他站起身来，吸了吸通红的鼻子，走向厨房。他开始做饭。
“日子还长得很呐。”他从冰箱里取出三根肋排。我很讨厌他这样的语气，好像在说，没有母亲，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好，而且可能过得更好。
然而父亲往下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丧事刚刚办完，他就遇上了大麻烦，这个麻烦再一次推迟了他寻找姐姐的计划。
他是长乐坪银行信贷部门的负责人，谁都知道这是个肥差，虽然他坐上这个位子还不到一年，批出去的贷款也不多，但一样尝到过不少甜头。也许是时局使然，也许是管理不善，没多久，他批出去的贷款就开始一步步坏死，那些贷款企业，不仅归还本金无望，连每月的利息都付不出来，而且渐渐露出些不好的征兆，信贷员上门收贷收息，他们想方设法避而不见，万一堵在家里，也是千方百计推诿、敷衍，而这时，上级行资产质量管理正在酝酿一个新的高潮，呆帐达到一定数目，不仅批贷款的人要下岗收贷，分管负责人也要受到牵连。
父亲当然是奋力挽救，不分白天黑夜地打电话，威吓，求情，打官司，手段使尽，百无一用，贷款方早就熟知了银行的招数，反过来给他出主意，让他再贷一些给他们，还掉旧帐，重建新帐，这样一来，坏帐没有了，关系也活了，两全其美。父亲明知这个主意不怀好意，明知这样下去可能会陷进一个无底洞，还是不得不重新放贷，否则他无法应付上级行的检查。
谁知这次的检查员过硬得很，他不看某个时点的报表，他越过父亲，径直找办事员调来大量台帐，很快就发现了父亲以贷还贷的把戏。谁都知道，这是个危险的游戏，贷款数目会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大越没有还清的希望，最后变成一笔呆帐，一笔死帐，说到底，银行将背上一笔巨大的亏损。也是时运不济，这样做的人远远不止父亲一个，这几乎是所有信贷部门常玩的花招之一，但那些人个个都没事，偏偏父亲就出了事。父亲被当成一只鸡，杀了给猴看。父亲被撤职了。
其实父亲走下坡路是个必然，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父亲原来只是营业柜台上的出纳员，他是个称职的出纳，经手的钞票很少出错，再加上年纪的原因，他渐渐被小青年们尊为师傅，平静的生活令人不胜厌烦，针尖大的成就感也能让人想入非非，父亲越来越感到怀才不遇，认为自己至少应该调到机关里去，应该去承担更加复杂的工作，而不是成天坐在这里机器人似的数钱。再说，母亲对他也有更高的要求，母亲在机关见过那么多官员，回到家来，说来说去都是那些官员的名字，她多么希望有一天，父亲的名字也能这样被人说来说去，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空有一张聪明面孔，除了小的智巧，比如玩牌之类，大的智慧他一点都没有，而且还有一身懒骨，她早就看透了，早就对他失望了，可她有苦说不出，谁让她年轻的时候眼力不济，竟把他这些坏习气看成是成大器的胚芽。
“有些人活了一辈子，除了打牌，从来没有一个人叫他的名字。”
她经常这样奚落父亲。她那时没想到，有时玩牌也能玩出一些名堂来。
父亲心里清楚，要想往上走，要想有点作为，首先得有机会跟科长行长们接触，可一个小小的柜面出纳，哪有这种机会呢？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父亲终于跟这些面上的人坐在了一起，当时他们正在打牌，其中一个临时有事出去了，撂下另外三个意犹未尽地坐在那里，父亲刚好从那里路过，其中一个便叫住了他。父亲那天发挥得很好，他们对这个牌技很高的出纳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在那段时间，父亲和姐姐分外亲密，他拆散了我和姐姐，让我独自留在家里，等候经常加夜班的母亲，他则带上姐姐去打牌。这是我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姐姐跟父亲一样喜欢打牌，我却跟母亲一样，宁肯捧着杂志和报纸发呆。
很快我和母亲就知道，姐姐并没有真正参与打牌，她只是个看客。那些夜里，烟雾缭绕中，笑骂与无遮拦的粗口中，姐姐紧挨着父亲坐着，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桌面，盯着对方的额头，偶尔也看一眼父亲手中的纸牌或麻将。只要有她在身边，父亲就只赢不输，试了又试，无一例外。那时的牌桌边流行这样几句话：旁边站条猪，不输也得输，旁边站尊神，不赢也得赢。姐姐渐渐赢得了“神仙妹妹”的称号，毫无疑问，姐姐在牌桌上施展她的“特殊才华”了，姐姐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当众作弊了。等我和母亲知道这一消息时，父亲每月打牌的收入已经远远高出了他的工资。作为奖励，父亲从这些钱中拿出一部分给姐姐，姐姐则用那些钱来买衣服，买零食，和我一起分享。
“你这是不道德的，无异于抢劫。”我指责她不该去跟那些人玩牌，不该用她那双特殊的眼睛去对付那些普通的眼睛。
“你错了，人要有点是非观，我在用行动教训他们，玩牌是不对的，应该及早醒悟，离开牌桌。”
我第一次从姐姐身上感到说不出的危险，她开始为自己的眼睛狡辩了，只要她愿意，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借口，这是否意味着，姐姐会无视家里给她订下的规矩，大开“杀戒”，大肆施展她的超能力呢？
母亲似乎也看出了这种危险性，她没有去指责姐姐，而是对父亲说：“你迟早会把方兵的秘密泄露出去，你迟早会害了她。”
“笑话！只要她自己不说，谁会知道她有那个本事，人家只知道我们父女两个都是绝顶聪明之人，玩牌玩得出神入化。”
母亲似乎比父亲看得更远。“干嘛要赢人家的钱呢？有些东西比钱更有价值。”她让父亲再也不要赢钱回家了，身边有了姐姐，既然能够赢，肯定也能够输，为什么不把赢钱的机会让给那些特殊的对象呢？比如父亲的上司，以及父亲想要讨好的任何一个人。母亲说，这叫打业务牌。
母亲只是说说而已，她只是不想让他们再联手赢人家的钱，她知道那些钱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可父亲却茅塞顿开，他开始有目的地输钱，原来赢回来的那些，飞快地从他手上流了出去。看人落败真是快事一桩，牌友们生怕父亲心疼钱，再也不当这个“运输大队长”了，再也不给他们赚钱的机会了，全都笑嘻嘻地过来安慰他，说是运气这东西，忽东忽西，别看这时飞到了别处，它肯定还会回来的。父亲表面上很沮丧，心里却越来越有底。他知道谁的口袋里装着他的多少钱，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非常巧妙地向那些人提出他的要求，那些人赢得高兴，随口就答：“好说好说。”“有机会一定优先考虑你。”“知道了，不会忘记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