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大捷，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打破了胡宗南阻止西北野战军南进的“机动防御”部署。此时，渭河以北、洛河两岸20余县的广大地区中，国民党军仅驻守一些重点城市，大部分地区已无力守备。整编第17师守备孤城延安，新编整编第61旅守备洛川，整编第135旅、暂编第2旅、新编第9旅、骑兵第2旅分散守备铜川至咸阳和西安以东陇海铁路沿线，其黄龙山麓的黄陵、宜君、白水、蒲城、合阳、澄城、韩城、石堡（今黄龙县）等地区，仅有三个保安团及各县保警队守备，胡宗南不得不将从豫西回撤的裴昌会兵团整编第1、第30、第36、第65师及驻郑州的整编第38师、汉中青年军第203师调回西安附近，借以加强三原、蒲城、大荔各点，阻止西北野战军继续南进，以确保西安。西北野战军根据春季攻势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决定乘胜扩大战果，发起黄龙山麓战役，趁敌后空虚，围攻洛川，控制黄龙地区，发动群众，筹备粮食。3月4日，西北野战军作出如下部署：第1、第4纵队5日晨向宜君、黄陵进攻；第2纵队主力5日晨向石堡攻击前进，得手后相机夺取澄城、白水，并分别集结于澄城、白水地区机动；第3、6纵队6日晨向洛川挺进，于9日午完成围城部署后，即攻取洛川。西北野战军各纵队按预定部署，自宜川地区分路出击。第3、第6纵队于9日完成对洛川的包围。
围攻洛川战役态势图
洛川是咸榆公路上的重镇，是胡宗南集团重要物资供应基地。塬上地面平坦，视野开阔，易守难攻。并有整编第27、第90师增援宜川时留下的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更增加了西北野战军攻城的困难。9日晚，第3、第6纵队向洛川发起攻击，部分外围据点的守军稍事抵抗即逃入城内。守军整编第61旅副旅长杨荫寰将从外围逃入城内的官兵大部杀戮，以此恐怖手段勒令部属拼死顽抗。第3、第6纵队两次攻城未克。遂构筑工事，准备再攻。此时，胡宗南急令由豫西回撤的裴昌会第5兵团，从灵宝、陕州迅速回防西安，并增援洛川。裴昌会即令所部快速回撤，其先头整编第36师第28旅、第123旅于11日开到蒲城。
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你们攻洛川时，必须注意同时部署打援。”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根据形势变化，决定继续采用“围城打援”战术，以第3、第6纵队各一部围攻洛川，诱敌北援。
围攻洛川的第3纵队独立第2旅6团在两次攻击洛川城东国民党守军据点西安民未克情况下，于23日冒雪再度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反复争夺，24日晨攻占西安民，续克屯里、石家庄、腰子村等重要据点及飞机场。28日晚，第3纵队独立第2旅从东面、独立第5旅从城北，第6纵队从城南及其两侧协同向洛川城发起总攻。第3纵队因城外地形开阔，国民党守军工事坚固，火力密集，三次攻击未果，于拂晓前撤出战斗。第3纵队向笔架台攻击，在夺取部分前沿阵地时，因第二梯队未能及时投入战斗，伤亡较大，失去战机。由于洛川守军凭险扼守，又10余日连降大雪，第3、第6纵队连攻22天未克。国民党驻延安第48旅旅长康庄率领3个团南援，27日到甘泉后不敢南进，于31日又缩回延安。彭德怀为促使彼军增援，复以第3、第6纵队对洛川组织了几次佯攻，以迷惑援敌，诱其深入。4月5日，裴昌会以4个整编师8个旅的兵力，从铜川出发，沿咸延公路北进援洛。因担心重蹈国民党军第29军刘戡宜川覆辙，便采取缓进稳打的方针，4个师猬集一团，日行15公里，夜退7公里，步步为营，齐头并进，7天仅前进52公里到达宜君。西北野战军未获打援歼敌机会，加之洛川城又久攻不下，粮食极度困难，遂决定以第3纵队继续围困洛川，主力向西府出击。
围攻洛川战役，西北野战军共歼国民党军3000多人，相继解放了石堡、黄陵、甘泉、富县、宜君、白水、韩城、合阳、澄城。洛川虽未攻克，但达到了扩大解放区的目的，使陕甘宁边区与晋绥、晋南解放区连成一片，进一步孤立了延安国民党守军，为此后收复延安创造了条件。
十四、洛白公路追击战
1948年4月16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出击西府、攻占宝鸡，使延安、洛川国民党守军更为孤立。野战军指挥总部决定把被围困了40多天的洛川城国民党驻军放出来，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以巩固黄龙新区。正如彭德怀所预料，延安、洛川守军“不战自退”。4月21日凌晨，国民党延安守军整编第17师弃城南逃。23日下午4时许，第17师师长何文鼎率部万余人先期到达洛川城，驻扎在城外东北地区，与洛川驻军第61旅杨荫寰部合兵一处准备南逃，胡宗南拟派出部队到铜川接应。24日下午，第17师准备按预定计划以师部、第12、第48、第61旅杨荫寰部和县保安团为序沿咸榆公路南逃，经黄陵、宜君到达耀县。天快黑时，得知咸榆公路遭到严重破坏，车炮不易通过，更惧怕解放军设伏，因而立即改变计划，决定沿洛（川）白（水）公路南下。
25日凌晨，洛川城内燃起大火，浓烟滚滚，逃军因炮兵不能逾越外壕而滞留至10时才得以仓促出发。包括地方武装及眷属在内的约3万余国民党军，在谷嘴沟受到洛川游击支队阻击后，丢弃辎重武器夺路逃窜，行至贺卓村时又遭到事先埋伏的游击队阻击，傍晚才到槐柏白家嘴村住宿，一天行程不到40华里。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率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连续猛烈追堵、截击。洛川游击队即由老庙杨武村翻沟抄近路，埋伏在白家咀一带予以阻击。为了拖住逃军，游击队连夜截断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路鄜城桥。次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逃至鄜城桥，用四个多小时才勉强将桥修通。行走70里到史家河村时天刚黑，不敢夜行军只得住下。第3纵队一部从黄陵、宜君一带抄捷路逼近，驻扎在石头街、史家河、黄龙山一线的公路两侧，设防布阵。当晚，南逃的国民党军陆续到达史家河，唯有落后的炮兵部队被解放军俘虏。27日早7时，国民党军大部队正在石头镇史家河南梁上集合，突然，第3纵队从西边百米处发起进攻，猛冲猛打。国民党军顿时乱作一团，有的就地卧倒负隅顽抗，有的急忙退至地势较好的地带慌乱抵抗，天黑时结束战斗。28日国民党军残余沿南线溃逃，第3纵队猛烈追击至白水城郊。
此次追击战，共聚歼国民党整编第61旅182团、整编第17师野炮营全部及整编第17师师部、第48旅144团各一部共3000余人，救出被裹挟的群众2000余人，缴获重炮2门、山炮13门、野炮8门，载重汽车48辆、吉普汽车7辆、弹药26万发，被服等物资不计其数。
十五、家槐原激战
1948年5月初，洛川以北已无国民党正规部队，仅有小股残余地方反动武装仍到处流窜。为肃清残匪，黄龙军分区命令游击队积极配合大军剿匪，洛川游击支队支队长王根发和马武、史景林大队从南原搜索而来，在老庙家槐原村与洛川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姜秉公部展开了激战，击毙姜弟姜合儿等20余人，获马3匹，枪支弹药一批，但姜秉公侥幸脱逃。
第三节会谈、会议
一、洛川会谈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到达陕北。12月，“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兴起抗日救亡高潮。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时局推动下，率部驻守于洛川凤栖镇北十字街东侧文庙、解放路西侧城隍庙一带的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接受进步朋友和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等劝告，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全国全民总动员、广泛联合各派共同抗日，中国才有出路。1936年1月初，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经耐心教育，红军释放了被俘的东北军第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高主动要求承担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联络密使，返回东北军即向王以哲晓以抗日大计。王密送高去见国民党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力陈共产党抗日主张，使张有所接受，张对王与共产党的交往有所默允，从而开始了东北军与红军的秘密交往。1月上旬，张学良与王以哲商讨东北军的去留大计，密托王设法沟通与红军的联系。2月25日，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部署下，王以哲及其军参谋长赵镇藩根据张学良指示，在洛川城内柳营（即县城北街一处两进四合院）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会晤，双方就红军同第67军实行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在政治上，王极力赞同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在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并决定经批准后于3月5日各自下达执行。这是红军和东北军第一个停战互助协定。按照协定，红军密派政工专员曹国华（曾任杨虎城部旅长）赴洛川专区协助工作。红军在后子头村设立合作社，沟通红白区贸易。红军政工人员积极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在洛川第一高小演讲，课余还组织学生排练文艺节目。3月4日，王以哲陪同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与李克农、钱之光会晤，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商定约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张学良进一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4月9日，张学良自洛川飞延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了着名的延安会谈。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的成功，初步形成了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局面，推动了第三章兵事战事81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和引发“西安事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洛川军事会议
1946年，国民党“全面进攻”遭到惨败后，对陕北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1947年3月10日，国民党军为了做好战前准备，由胡宗南亲自主持，在城内西北角洛川中学召开了进犯延安的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西安绥靖公署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贾贵英，第7补给区副司令狄兴宇，第1军军长董钊、参谋长朱侠，第29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宇一，第1师师长罗列，第17师师长何文鼎，第27师师长王应尊、副师长李奇享，第36师师长钟松，第76师师长廖昂、参谋长刘学超，第90师师长陈武，第1旅旅长吴俊，第78旅旅长沈策，第47旅旅长李达，第12旅旅长陈子干，第31旅旅长李纪云，第165旅旅长李日基，第167旅旅长李昆岗，第135旅代旅长麦宗禹等约30人。会上，西安绥靖公署副参谋长薛敏泉部署了“重点进攻”行军路线，分析了作战态势，制订了作战计划。会后，国民党军15万兵力于3月13日向延安大举进犯。
三、西北野战军土基会议
1948年5月12日，西府战役后，西北野战军移至黄龙解放区进行休整，为总结春季攻势特别是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对国民党军作战的战略方针，制订部队的整训计划，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5月26～6月1日在土基镇白马村召开了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王维舟、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阎揆要、王世泰及全军旅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彭德怀总司令作了《春季攻势总结》报告。会议认为，西府战役的行动方针是正确的，战役总的来说取得了胜利，主要表现在：迫使胡宗南从延安、洛川撤军，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解放区；把西北解放战争的主战场推进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为今后对敌作战积累了经验；钳制了胡宗南部于陕甘，减轻了解放军中原战场的压力等。
会议在肯定上述成绩的同时，对存在的问题作了检讨。彭德怀带头作了自我批评，率先承担了西府战役后期失利的主要责任：“春季攻势第二阶段——麟宝战役，完成了一半任务，即收复延安，夺取洛川，巩固黄龙区，歼灭了胡军及当地反动团队，未能完成建立麟千根据地及收复陇东、三边的任务。这是因为我们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和缺点，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同时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了对造成战役被动局面负有直接责任的纵队负责人。
贺龙也在会上发言说：“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但是在实现这个决心时，某些干部出了毛病。所以，这仗总的来说虽然打胜了，但有美中不足。我军西南行动虽然是被动的，增加了部队伤亡和减员，但也获得了敌人不少武器、弹药，缴获了坦克、汽车等，而且收复了延安和洛川，特别是收复延安，对全国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
扩大会议同时还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对春季攻势与目前工作作了详尽的研究和总结。林伯渠、习仲勋、王维舟等也在会上讲了话。林伯渠还寓意深长地说：“德怀同志是‘有德可怀，有威可畏啊’！”
土基会议上，彭德怀还对违反城市政策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为了进一步做好城市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彭德怀还专门召集记者谈话，提出了关于部队进城后的教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