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是指永嘉五年（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的乱事。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永嘉二年，刘渊正式称帝，四年刘渊死，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旋攻入京师洛阳，俘获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永嘉五年，西晋摄政兼最高军事统帅东海王司马越病死，王衍等人竟扔下晋怀帝率十几万大军公开逃跑。结果他们被石勒全歼。七月，洛阳失守。建兴四年（316年）长安失守，西晋灭亡。
可以说，“五胡乱华”是导致西晋灭亡的直接原因。“永嘉之乱”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史家也称其为“中原陆沉”“神州陆沉”“中原沦陷”等。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全国三百七二七万户，约一千八百八十五万人。“八王之乱”和紧接着的“五胡乱华”，导致华北地区人口消失90%，所谓“十室九空”如是。东晋建立后中原人民为躲避战火纷纷大量南迁，一共有六次南迁高潮，累计迁入百万。汉赵刘聪时，汉赵控制地区的户口大约有六十三万户，人口约有三百一十五万人。估计此时的华北地区人口仅余七百万，而到后赵灭亡时（351年），华北地区汉族只有不到三百万人。这一时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大汉民族的一场灾难，几近亡种灭族。史料记载，公元304年，慕容鲜卑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易水为之断流。至于羯族就简直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史书记载羯族军队行军作战从不携带粮草，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之为“双脚羊”，意思是用两只脚走路像绵羊一样驱赶的**隶和牲畜，夜间供士兵**，白天则宰杀烹食。到冉闵灭羯赵的时候，在邺都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有未能及时逃离的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慕容鲜卑的手中，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在这里，不得不提起一个几乎被后世所忘的人物——冉闵。冉闵的父亲冉瞻出身于当时名震天下的乞活义军。乞活义军是西晋末至东普活跃于黄河南北的流民武装集团的一支，抗击胡族，为生存而战。冉瞻在一次作战时为羯赵俘虏，因伤势过重没几天就去世了，羯赵国主石勒欣赏勇冠三军的冉瞻，见当时十一二岁的冉闵聪明伶俐，石勒就将小冉闵认作干孙子，为他改名叫石闵，并一手将他带大。仇人的强大使冉闵只有将仇恨深埋心底，强忍内心悲痛讨石勒欢心。成年后的冉闵骁勇善战，在羯赵与鲜卑的战斗中屡立战功，逐渐成为羯赵帝国的高级将领。公元350年正月，石闵宣布复姓冉闵，杀死羯赵皇帝石鉴，同时杀死石虎的38个孙子，尽灭石氏，一举灭掉了残暴不可一世的羯赵帝国。其后冉闵即皇帝位，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颁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一时间，邺都城内汉人纷纷拿起武器追杀胡族，冉闵亲自带兵击杀邺城周围的胡人，三日内斩首二十余万，尸横遍野，同时冉闵还扬言要六胡退出中原，“各还本土”。面对胡族联军的疯狂反扑冉闵沉着应战，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凶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凶奴首三万；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六战于邺城以一两千刚组织的汉骑将远至而来的胡军七万打得溃不成军。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开始对入侵中原的数百万胡族展开大屠杀，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冉闵后来在邺城屠杀羯族二十几万，加上全国各省各地的复仇屠杀，羯族与匈奴在血腥的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五胡中的四胡在种族仇杀中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统治今天的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以及中国北部的鲜卑却进入极盛时期。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的军粮分给百姓，独自带领一万人马去今天的河北定州征粮。鲜卑族得到这一消息，急调二十万鲜卑骑兵南下，想乘机消灭因刚扫清中原而元气未复的冉魏政权。冉闵在常山被鲜卑的十四万先头骑兵部队包围，最终冉闵被俘，后被杀害。史书记载，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从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慕容俊大惊，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闵为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过人双膝。”
303年，王羲之出生，用“生于乱世”形容再合适不过了。而他所在的琅玡王氏也正是在这个乱世中登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用很长的篇幅来回顾这段似乎与本书无关的历史，是想基本真实地再现一下当年的场景。我们总是喜欢表面的美丽和繁荣，常常忽视了其后的血泪和苦难；我们总是赞叹晋人的风度和气韵，常常忘了他们在乱世中的苟安和残喘；我们总是自豪于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和伟大成就，常常不愿提起形成这个民族的艰难，更不愿看到我们民族性中残忍、狡诈和贪婪。每当我翻开这个阶段留下的不朽遗墨和伟大诗篇，看到后世文人常常提起的魏晋风度和名士典故，眼前总是出现这样的画面：在一风景胜地，清风徐来，水波不惊，柳摇花开，几簇亭台楼阁处，满座高人雅士，周围僮仆无数，美人相伴，宴上美酒佳肴，器皿精致；名士们宽衣博带，高谈阔论，应答有致，妙语连珠。这是怎样令无数后世文人倾慕的景象啊！但当我再近观这段历史中无数的阴谋、连年的战火、满地的尸首，我常常在想，当时以权贵士族为主的文人雅士，内心到底是怎样的心境和感受。是无关于己的麻木和不仁？是深感命运之舟如沧海一叶后的沉沦和放纵？是祼衣裎行千杯买醉的无奈和逃避？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叹和失落？是观尽人世沉浮之后的解脱和超越？是对天下苍生百姓压抑着的同情和悲悯？是暗下决心愿做中流一击的慷慨和豪气？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我总是觉得两晋时代的文人缺了点什么，肯定不是才华和风度，他们留下的太多的作品和故事足以为证。他们缺的是精神和英气，是文人身上最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我们称颂的嵇康，不愿仕晋的原因是他是曹氏的姻亲；我们羡慕的王、谢名流，大多为家族的利益相互倾轧，还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我们追捧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原因是不屑与寒素出身的上级为伍。当然我们不应责备求全，超越历史给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当一个以文人为主的精英群体在精神上集体“阳痿”时，当心中只有个人和家族的“小我”而忽视民族和国家的“大义”时，当知识分子不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愿与他的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时，他所在的时代必然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他个人的任何成就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几乎微不足道，留下的“伟大”作品也终是“小道”而已。而作为士族大户子弟的王羲之，从其一生的从政经历和留下的书文来看，不时流露出忧国忧民、体恤民情的作风和思想，特别是在对待王庾之争和北伐的态度上，始终能以国家利益为本，这在当时实在有难能可贵之处。这在后面章节也将专门论述。
第二节 东晋的偏安之政
一、司马睿的崛起和建邺称帝
司马睿，咸宁二年（276年）生于洛阳。司马懿曾孙，司马觐之子。太熙元年（290年）司马觐死，年仅十五岁的司马睿依例袭琅玡王爵，这时正值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八王之乱”开始。在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处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尽量避免卷入斗争的旋涡。在洛阳，司马睿交结密切的朋友只有王导兄弟。
永兴元年（304年）七月，“八王之乱”进入高潮。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司马衷亲征邺城。当时，坐镇邺城的将军是皇太弟CD王司马颖。前不久，司马颖击杀了执政的长沙王司马伷，强迫惠帝封他为皇位继承人。在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等职务之后，司马颖将皇帝的乘舆服御尽数劫入老巢，并以邺城遥制洛阳。司马颖的横暴和专权，引起了另外一些实力派人物的不满。尚书令司马越乘机以惠帝的名义发布檄书，征召四方军队讨伐司马颖。时任左将军的司马睿奉命参加了讨邺战争，年二十九岁。司马颖与司马越两军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展开激战。结果司马越兵败，遁回封国东海。惠帝及随军大臣被司马颖劫掠入邺，司马睿也在其中。不久司马睿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因得罪司马颖而遭杀害。司马睿害怕祸事殃及自己，潜逃出邺。在奔往洛阳的途中，他行至黄河岸边曾被津吏捕获，险遭不幸。司马睿到达洛阳，马上将家眷接出奔赴琅玡（今山东胶南县）去了。
司马越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实力开始复原。由于惠帝已被河间王司马伷劫持至关中，司马越无法操纵朝政，永兴二年（305年）七月，遂以西迎天子为借口，联络山东各方镇讨伐长安。临行前，他以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之职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他看守后方。司马睿引王导作司马，凡“军谋密策”皆听由王导规划。永嘉元年（307年）七月，司马越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等职，负责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司马睿到达建邺半年之久，没有任何当地大族主动地向他靠拢，表示亲近。在司马睿建立江东雏形割据政权的过程中，在王导、王敦辅助下，优礼当地豪强士族，压平叛乱，惨淡经营，始得在江南立足。关于永嘉南渡，王氏一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面章节将详细论述。
永嘉六年（312年）二月，石勒在葛陂修堰筑垒，课农造舟，有由此渡淮入江，夺取建邺的打算。司马睿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在寿春，任命熟悉水势的南士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由于连降三个月的大雨，石勒的军队饥疾并臻。石勒听从谋士张宾的建议，取消南下计划，撤军北上。纪瞻乘势追击一百余里，江东形势才化险为夷。自此，基本形成了南北划江自守的形势。
永嘉七年（313年）二月，刘聪将俘获的晋怀帝司马炽杀死。当年四月，凶信传到长安。已经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开始称帝，这就是晋愍帝。晋愍帝即位后改永嘉为建兴，并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以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西诸军事。这是愍帝借用历史上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挟辅天子”的典故，对司马睿等人实行的重封。次年二月，弘农太守宋哲逃至建康。宋哲带来了愍帝临降前所写的诏书。诏书同意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从这时起，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政权已成为晋王朝的唯一代表。
晋愍帝司马邺是西晋的第四任皇帝，也是西晋的最后一任皇帝。313年晋怀帝于平阳遇害之后，司马邺于长安即帝位，改元建兴。但这时的皇室、世族已纷纷迁至江南，西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晋书》记载，此时“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运馈不继。”建兴五年（316年）八月，刘曜率军围攻长安。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十一月，城内粮尽，无法据守。愍帝只得赤露左臂，口含玉璧，乘坐羊车，带着棺木，出城往刘汉军营求降，群臣围住羊车号哭，有的爬上车拉住他手臂，不让他出城。愍帝悲不自胜，又无可奈何，只好推开臣下，驱车出城投降。刘汉军将他押到平阳，封为光禄大夫、怀安侯。西晋至此宣告灭亡。刘聪曾对愍帝百般羞辱。出猎时，命令他行车骑将军，全身披挂，手执长戟，作为前导。晋朝的百姓见了，围观痛哭。建兴五年十二月，刘聪在光极殿宴会群臣，也像对待怀帝那样，命令愍帝穿上青衣，替大家斟酒、洗杯，甚至在自己如厕时，命令愍帝替他持伞盖。陪伴愍帝同来长安的晋朝尚书郎辛宾见皇上如此受辱，失声大哭，为刘聪所害。建兴六年（317年）十二月，刘聪派人杀死了愍帝，时年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