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骏辅政时期，凡有诏令，晋惠帝过目后交与杨太后；然后直接下发执行。杨骏知贾南风难以控制，为防贾南风碍其擅权，则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引起皇亲国戚及一些大臣的不满。永平元年（291年），贾南风秘密派人与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楚王司马玮从荆州带兵进了洛阳。291年三月，贾皇后设计让晋惠帝下诏书，宣称杨骏谋反，司马玮军火烧其府第，杨骏逃到府中马厩被杀。贾后又以晋惠帝名义下诏书，废除杨芷的皇太后位置，贬为平民，囚禁在洛阳郊外的金墉城（杨太后因没有食物八天后饿死）。又诛灭杨骏三族，株连而死的共有数千人，至此杨骏政治势力被消灭。杨骏被杀后，朝政大权由司马亮与卫瓘共同执掌。贾南风对未能独揽政权不满意，当年六月，串通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后，司马玮友人岐盛劝其乘机扩大权力，司马玮犹豫不决。
贾南风认为司马玮的权力太大，在杀了司马亮的第二天，她依张华之计，派人到司马玮处宣布司马玮伪造手诏。司马玮的部下闻诏后多放下武器散去，司马玮束手就擒。贾南风至此并不罢手，他以司马玮伪造手诏害死司马亮、卫瓘的罪名，将其处死。由此朝政大权被皇后贾南风掌控，她的亲戚党羽多被委以重任。例如其族兄贾模、内侄贾谧，母舅郭彰这些亲党。贾皇后还起用当时名士张华为司空，世族裴頠为尚书仆射，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贾南风把持朝政达九年之久。国势也相对安稳。
太子司马遹乃谢才人谢玫所生，与贾南风一向不和。299年，贾南风设计废除太子司马遹，让晋惠帝下诏废除司马遹的太子地位，囚禁于洛阳郊外金墉城，不久被杀。司马伦、孙秀等人伪造晋惠帝的诏书，以杀太子的罪名，发兵收捕贾皇后及其党羽，废贾皇后为庶人，囚禁在建始殿。张华、裴頠等人当时被杀，很多官员都被罢免。贾南风后来被送到金墉城，司马伦又以伪诏书让贾南风喝下金屑酒而死。事后司马伦假诏书自封相国，孙秀等人都被封大郡，握有兵权。司马伦一党掌握了朝政大权。司马伦一党道德低下，也无治国之能。党羽之间钩心斗角，在政治上并无建树。301年，赵王司马伦自立为皇帝，晋惠帝被废，软禁于金墉城。司马伦眼睛不好，人称“瞎儿”。真是“瞎儿”夺了“傻儿”的皇位。
司马伦篡位后，驻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起兵讨伦，CD王司马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太安元年（302年）底，河间王司马颙又从关中起兵讨司马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司马冏，政权落入司马乂之手。太安二年，河间王司马颙、CD王司马颖合兵讨长沙王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司马乂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长沙王司马乂，将其交给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CD王司马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东海王司马越对CD王司马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CD王司马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司马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河间王司马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CD王司马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司马颙。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CD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司马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后人多将“八王之乱”嫁祸于贾南风头上。这位贾南风皇后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史书上对其极尽贬斥。记载贾南风身材矮小（约1、4米），面目黑青，鼻孔朝天，眉后还有一大块胎记，可谓丑陋之极；而且嫉妒心强，心狠手辣，曾手刃嫔妃。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成为皇后？原因在于贾南风是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之女。贾充在曹魏时任大将军司马昭的军中司马、长史等职，后为廷尉，爵封宣阳乡侯。他能言善辩，为人巧慧，很得亲信。魏主曹髦深知司马氏久有篡位之心，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贾充作为司马昭心腹，也积极地为其摇旗呐喊。后来，贾充奉命带兵杀死曹髦，并劝司马昭取代曹氏另立朝廷。司马昭做晋王后，曾想立次子司马攸为世子。贾充劝阻说：“长子司马炎聪明神武，胆识过人，身材魁梧，有超世之才，又宽仁孝慈，有人君之德，能归附人心，应立长子为世子。”这样司马炎得以世子身份继承晋王爵位。司马昭临死前，拉着司马炎的手，谆谆嘱咐他说：“真正知你者，是贾公闾呀！你不要辜负于他。”贾充因此很得司马炎的倚重，不久被拜为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封临颍侯。司马炎受禅称帝后，贾充因功被加爵鲁郡公，拜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后又拜为侍中、尚书令之职，参与枢密机要，一时朝野侧目。贾南风成为皇后，还得到了当时一些晋武帝亲近权贵大臣的极力推荐。虽然后世对贾南风诟病甚多，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在这场宫廷斗争之中，她都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她当政的九年间，西晋政局还是难得的平稳，“数年之中，朝野宁静”“海内晏然”。她任用的贾模，史称“以才望居之”，重用的张华、裴頠，均是史上名臣，阮籍曾说张华有“王佐之才”。这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全国性自然灾害，朝廷采取减赋、减税、赈灾等一系列措施应对。将“八王之乱”归罪于贾南风确实不公。从史实来看，恰恰是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杀死贾南风后，形势才进一步恶化。不过，我们从这场宫廷内斗中，却可以看到另一点，即司马家族的衰退，司马诸王在其中表现出的贪婪、怯懦、犹豫，以及兄弟间的残忍、才略的缺乏、斗争手段的卑劣，难以与三国时的群英荟萃相比，真是应了阮籍一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场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由大及小、由远到近表现为：
一是为后世君主专制政治制度提供了血的经验教训，分封制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通常有两种治国模式，即分封制和郡县制。分封制与宗法制相联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诸侯王位世袭，并拥有封地，拥有世袭统治权，拥有一定的地方独立性。郡县制是在国家大一统的条件下实现的，是按照地域划分，郡县长官由皇帝任免调迁，郡县是地方行政机构，官位不得世袭，官吏只有俸禄没有封地。西周曾实行分封制，在当时对稳定时局、维护西周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分封制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不利于封建大一统，其危害性在汉代尤其突出。西晋时，实行裂土分封，给予了诸侯在封国内的行政权、人事权，造成了藩国林立，各封国独立自处的体系，特别是在裁撤中央在地方驻军的同时，居然给司马诸王配备军队，使得藩王的军事实力在地方上具有了相对优势；不仅如此，西晋统治者还授予了一些藩王都督某些地方军事的权力，如反对赵王司马伦的三王，都是出镇地方的都督，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从春秋战国开始，历代君主在选择治理模式时，均慎之又慎。即使实行分封制，大多数情况下分封的诸侯也只能享受封国的赋税收入，不得干预封国的行政，尤其不能拥有及涉足军事武装。司马氏实行分封制，一是亲眼看到曹魏怀疑同姓不予分封，很快为其所禅代的残酷现实，一是出于士族本身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士族的根本是宗法，家族利益是其最终目的，这一点在两晋时表现得十分突出，不仅司马氏，许多士族大户往往都是家族利益至上，常常将家族利益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但历史的讽刺在于，在抢夺王位时宗亲们表现出的“六亲不认”让人心惊，如果晋武帝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王夫子在《读能鉴论》中指出，曹魏怀疑同姓，西晋怀疑天下，无论分封还是郡县，只要是出于这种怀疑心理的制度，都必定导致“乱亡之祸”。认识可谓深刻。从西晋之后，分封制基本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郡县制成为主流。换个角度说，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的一大“贡献”吧！
二是司马家族进一步衰落，进而形成了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八王之乱”基本让司马一族丧失殆尽，且大多“死相”极惨。司马玮、司马亮及太子司马遹被贾南风设计杀死。司马冏、司马颙、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伦，死者近十万人，司马伦后来被囚禁于金墉城，被赐金屑酒而死。司马冏一党被司马乂所灭，斩杀俘虏了六万多人。司马颙不甘司马乂独揽政权，与司马颖共同兴兵讨伐司马乂，司马乂获胜。朝廷任职的东海王司马越乘司马乂军疲惫，夜捕获司马乂，司马乂被活活烧死。司马越操纵下的晋惠帝又下令追捕司马颖，司马颖兵败后被捕杀。晋怀帝刚登基，就下诏书要以司马颙为司徒，司马颙不疑有他，就乘车上路，被南阳王司马模所派遣的将领梁臣掐死在车
内，他的三个儿子也被杀死，司马颙就此绝后。就连在“八王之乱”中最终获胜的司马越，在继还洛阳后，四海皆知其不臣之迹，加之当时经济破坏严重，动乱迭起，上下分崩离析，后忧惧成疾，不久去世。其部下欲下葬东海，石勒追上后，“焚其柩”，还尽杀三万余人。从此，司马氏一族已所剩寥寥，倒是司马睿这个远亲，因地位太低、远居山东琅玡一隅、亲戚关系太疏，反而和“八王之乱”没有扯上太多关系，居然成为硕果仅存中的“极品”，这也算是“鱼蚌相争，渔翁得利”。历史总是在必然中充满偶然性，让后人读史时一面唏嘘不止，一面又哑然失笑。但在司马睿称帝东晋后，由于司马氏一族基本凋灭，使得王、谢、庾、桓等大族得以长期把持政局，形成士族大户与司马“共天下”的局面。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由此而起。
三是导致“五胡乱华”和“永嘉之变”，西晋走向灭亡。
三、“五胡乱华”和“永嘉之变”的巨大影响
“八王之乱”的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爆发，西晋进入人们常说的“五胡乱华”时期。
匈奴左贤王刘宣等私议：“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而存有这种心思的并非刘宣一人，元康六年（296年）八月，秦（今甘肃天水、秦安一带）、雍（今陕西关中及甘肃东部）的氐、羌推氐帅齐万年为“皇帝”；永康二年（301年），散骑常侍张轨求为凉州刺史，“阴有保据河西之志”，而自316年晋愍帝降汉国、西晋亡后，当时的前凉势力统治者张寔保据凉州河西之地，虽向晋王司马保、东晋称臣（正式册封要迟至东晋咸和八年），但其半独立的态势，实际割据凉州的野心立场不容否定；太安二年（303年）正月，蛮人张昌据江夏（今湖北安陆）拥立丘沈（后改名刘尼）为天子，建国号“汉”；永兴元年（304年），氐人李雄在CD称王，建国号为“成”，并于两年后称帝；也是在这一年，匈奴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称王，建国号为“汉”，并于308年称帝；永兴二年（305年），右将军陈敏据江东叛，自称楚王。“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史称“五胡乱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于“柔远人也”的观念，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且以降服的胡人为兵，保卫疆土。魏晋政府亦继承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晋武帝以匈奴人刘渊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刘渊为五部大都督。后来建立“前赵”的匈奴人、建立“后赵”的羯人、开“前燕”之基的鲜卑人等，都曾卷到“八王之乱”中，都经过这场战乱的锻炼，不断成长壮大起来。“八王之乱”中，司马越一党曾以鲜卑、乌桓为先驱，是司马越的重要力量。而司马颖则联合匈奴人刘渊及其部属石勒。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东晋，因东晋的建立与司马越有直接的关系，故东晋后来与刘、石的对抗，一定程度是“八王之乱”对抗形势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