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过300多年强大王权的统治，在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虽然交替把持朝政，但毕竟缺乏根深蒂固的社会势力，在政权斗争更迭中烟消云散。而士族大户却作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一个社会形态成为影响时局变化的重要力量。陈寅恪先生对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阶级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述。三国时期，本已是草根的刘备披上了皇叔的外衣；孙氏入东吴后马上与当地豪族结成联盟，而江左豪族也在孙吴政权的庇护下快速发展，成为东晋时期的重要力量；曹操出身宦官家庭，为当时以袁绍为首的士族大户所不齿，不得已打出了“唯才是举”的政治口号，实际上也极力拉拢豪门贵族，到其子曹丕时期，已完全向士族大户妥协。两晋本是大士族出身的司马氏建立，到东晋时形成了司马氏与王、谢、庾、桓共有天下的局面，由门阀制度进而发展为门阀政治，士族地位上升到空前高度。在十六国和北魏代表的北朝时期，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北方汉族大户因其社会影响、文化传承、人才储备方面的优势被当权者所倚重，虽然也有被歧视，甚至几近被灭门的情况，但他们在北方政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难以忽视。南朝均是中下士族或出身寒素的人士建立，士族大户的政治地位已每况愈下，但也均给予了较高优待。士族大户虽然作为上层阶级长期存在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中，其中的微妙变化应引起我们注意。一是士族之间的斗争。如东晋时期王、谢、庾、桓之间的权力之争；如同一时期侨姓氏族与江左原有氏族大户的权利之争。二是新旧士族之间的斗争，如寒素出身的陶侃发展为上层一流士族后与王、谢、庾、桓的合作和斗争。三是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如曹操早年与袁绍的对抗，如郗鉴、苏峻等中下士族作为流民帅与上层士族的合作和斗争，如以刘裕为代表的中下士族对皇权及上层士族的反抗和颠覆。而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地区，汉族大户虽然影响很大，但也只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搭配，无法成为权势的主流。因此到南北朝末年，士族的影响和地位已大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为隋唐的建立和强盛扫清了掣肘。
纵观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近400年的时间里，充满了杀戮、阴险和动荡。但同时也是一个南北交流、民族融合、社会阶层不断变化、各类势力重新整合的大时代。与汉、唐这样成熟的封建王朝不同的是，这个时代没有特别强大而长久的政权、没有官方思想权威的束缚、没有在封建体制下的刻板和僵化，“非主流”的许多新鲜事物地不断涌现反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一切充满变数，一切充满活力，虽然其中包含了太多的血腥和苦痛，但在中国近三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生命的勃勃生机反而让这个时代更加引人注目。对隋唐，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本书主题，文化发展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的惊人活力和卓越成果值得我们分外关注。
第三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与生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科学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化，继承了前代的文化成就，又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和创新，从而为隋唐文化的繁盛昌明提供了新的发展基础。在科学技术领域方面，数学、天文学、农学、医药学、冶铸、地理学和机械制造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有突出成就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创造和发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哲学、文学、史学、书法、绘画和雕刻方面，名家辈出，有许多重要作品问世并流传至今，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内容极其丰富，开启了历史性的新风气。因本书主要围绕王羲之展开，故在此部分一并介绍一下当时文化生活中的相关事物。
一、科学技术稳步发展
这一时期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严格讲不算太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很大关系。但因为几个伟大人物的出现，让后世永远地记住了这个时代。
数学、天文历史方面，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刘徽，另一个是祖冲之。三国时的刘徽，撰有《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他在《九章算术注》中，运用极限理论，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其后南朝宋、齐人祖冲之，精确算出圆周率为3、1415926～3、1415927，这一成果比欧洲早近1000年，20世纪50年代，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建议把圆周率改为“祖率”，著有《缀术》等书，对数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缀术》有六卷。是隋、唐、五代时期研究数学必读的著作。在唐代，国家办的学校设置明算科，《缀术》列为数学教科书，并规定四年学完。中世纪的日本和朝鲜，也采用它作教材。这部书是当时数学领域的最高成就，可惜后来“学官不能究期深奥”，遭到遗弃，在宋朝失传了。他重编了一本历法，叫《大明历》，运用岁差原理，测出一回归年的时间，与现代科学测定的数字只差50秒；还以十万分之一的误差计算出了“交点月”的数字；即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是365、24281481日。他发明的“千里船”，据说能日行百里，据史载，具有“百屈不回，未尝移变”“圆不穷而司方如一”的功能，但后来失传。
农业科学方面，出现了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农学家——北朝贾思勰，他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的优秀著作之一。他在自序中谈到，在编写《齐民要术》时，曾“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时”，广泛参考前人的有关著作，大量搜集民间流传的歌谣和谚语，访问有经验的老农，自己还亲身体会生产实践。全书近20万字，内容极为丰富，“起自耕农，终于酰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它涉及农、林、牧、副、渔的生产经验，给后世留下极其宝贵的资料。《齐民要术》在世界生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如对人工选种、人工杂交、定向培育等原理，作了初步的揭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就受过《齐民要术》的启迪。
地理方面。西晋的裴秀，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地图学家，他绘制出了《禹贡地域图》，并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原则。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文笔雄拔俊秀，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学的优秀作品。
医学方面。三国时出了被后世景仰的名医华佗。西晋初医学家王叔，对当时已失散的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进行辑集，整理成《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使《伤寒杂病论》这部医学文献大部内容都得以保存下来。他的《脉经》十卷，使古代脉学系统化，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脉学专著，奠定了中医脉学诊断的基础。东晋的炼丹家和医学家葛洪，他写的《抱朴子》，对医药学、化学的发展和火药的发明，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根源），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葛洪写了不少医书，其中《肘后备急方》最有实用价值，它内容丰富，如对肺结核、恙虫病均有记载，还作了我国关于天花病及其防治等情况的最早记载。南朝梁时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收集药物730多种，这些药物的标准分类法，在一千多年内，一直沿用和不断充实。他又对葛洪写的《肘后备急方》加以增补，写了《肘后百一方》，使它更加完备。
二、哲学宗教异彩纷呈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哲学宗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如果说春秋战国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完成我国本土哲学思想领域巅峰构建的话，三国两晋南北朝则开了本土与外来哲学思想交融并存的先河，并最终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合一的特质。
儒家之学仍是社会学术主流。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后，儒家学说成为两汉为政的圭臬，以至于形成了西汉烦琐章句和东汉谶纬迷信的经学，到三国时已开始衰落。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却并未中断。西晋流行郑玄注，东晋流行王肃注。后代传习的《左传》杜预集解、《谷梁传》范宁集解和《尔雅》郭璞注，均出于晋人之手。荀勖继承了刘向以来的图书目录之学，改变图书七种分类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晋代史学成就显著，如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士族大户，虽然将注意力转向玄学，但其大多祖辈即是儒家资深门徒，虽口头上、行为上“玄化”，但骨子里无一不是紧依儒学的封建士大夫。
黄老道家学说开始分化，一支变为“玄学”，一支变成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标榜虚无玄远，名为“清谈”，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易经，奉儒家的《周易》、道家的《老子》《庄子》为经典，称为“三玄”。出现了以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清谈名家，一时士大夫争相加入，蔚然成风，甚至许多以儒为本的士族大户开始“改儒入玄”。道教作为宗教源于东汉，张陵创立，实际上与道家学说关系并不大，而是和求仙求长生不老及民间巫术紧密相关。初时，凡入道者要缴纳五斗米，俗称“五斗米道”，因他的徒弟们尊称他为天师，故又名“天师道”。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影响很大，许多士大夫也深受其影响，琅玡王氏也与其很有渊源。东晋葛洪结合儒家思想改造道教，宣扬采药炼丹，长生不老，道教变成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教。前文所谈的葛洪，不仅是一位医学家，更是一位道教理论家、炼丹家，萧梁时，道教经典增多，陶弘景吸收佛教教义和封建等级观念，丰富了道教教义，建立起道教的神仙体系。
佛教开始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教义为穷苦百姓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也适合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需要，因而迅速传播，当时出现许多名僧，如法显、佛图澄、道安、慧远、僧肇等。在皇室和士族大户的大力倡导下，佛道在此时广泛传播，一时兴盛异常。与佛教盛行同步的是反佛潮流和灭佛事件。著名学者范缜在《神灭论》一文中，针对佛教宣扬的形神分离，形亡而神不灭的观点，提出人的精神和形体是统一的，形体存在，精神就存在，形体死亡，精神也就消失。《神灭论》的反佛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从加强统治出发，曾先后两次灭佛。北周武帝利用灭佛增加劳动人手和财政收入，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但焚烧佛经，捣毁佛像，也使佛教文化遭受损失。
因哲学宗教涉及士族群体极大，影响深远，本书对此将单独论述。
三、文学艺术大放光彩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诗歌完成了古诗从四言、五言，骚体到七言诗的过渡，涌现了一批杰出诗人。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七子”，以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写出的诗赋，史称“建安文学”，出现了以曹操的《篙里行》、王粲的《七哀诗》和蔡文姬的《悲愤诗》为代表的伟大作品。东晋末年，出现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以《归园田居》、《桃花源诗》等为代表的诗作清新自然，风格朴实恬淡，成为我国“田园诗”流派的开山之祖。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开始兴盛，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是山水文学的代表作；与谢灵运同时代的鲍照的代表作有《拟行路难》等，对后世影响较大。南北朝时期，一种新的乐府诗即民歌大为盛行，南方民歌的代表作有《采桑度》等，北方民歌最有名的是《敕勒歌》《木兰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