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方面。绘画艺术成就显著。魏晋南北朝的绘画，往往带有宗教色彩，三国时的曹不兴是我国佛像画的始祖，东晋顾恺之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画家，代表作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魏晋以后，因佛教广泛传播而修造的石窟寺遍布南北各地，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等，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音乐与舞蹈艺术方面，直接从西域引进了《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异域传来的《天竺乐》《扶南乐》《高丽乐》等，也很流行，舞蹈在这一时期带有明显的民族融合色彩，有名的舞是《大面》和《城舞》，《大面》又称《兰陵王入阵曲》，对后世戏剧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特别需要介绍的是，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东汉末年，书法成为一种艺术，著名学者蔡邕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显现三大特点，一是书体渐趋完备，楷、行书正式出现并发展势头迅猛；二是出现了以士族组成的庞大的书法家群体，书法成为名流们竞技的重要手段；三是书法真正由实用向艺术转变，成为士大夫表情达意的文化形式，以“韵”为胜的审美标准影响了之后一千多年的书法发展走向。特别应该关注的是钟繇一脉，钟繇开始把字体由隶书转化为楷书，这是汉字书法的一种进步。东晋女书法家卫铄，世称卫夫人，她师从钟繇，得其真传。王羲之曾随卫夫人学习书法，王羲之之妻郗璇，也是一位书法家。当然，这一时期书法史上最大事件就是，出现了本书主人公、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世称“书圣”，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等。其子王献之书法造诣也极高，与王羲之合称“二王”。北魏时期，北魏碑志艺术最有代表性，人们习称这种书体“魏碑”，《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法艺术的精品。关于书法本书在后面章节将详细论述。
四、与文化生活相关诸象——“衣食住行”与“文房四宝”
酒及茶。中国历史上因酒作诗的人无数，而为酒作赋的人却不多，但作者文学史上地位却极高，一是西汉扬雄，二是三国曹植，同作《酒赋》，可见酒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常称酒为“浮蚁”，《齐民要术》对该酒的酿造方法作了详细的描述。西晋诗人张协描绘了一个可以提供该酒的宴会：“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浮蚁星沸，飞华萍接。玄石尝其味，仪氏进其法。倾罍（léi）一朝，可以流湎千日。”陶潜在他的一首《拟挽歌辞》中有以下两句：“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他想象一个死者在死后是否仍能喝上一杯酒。张协赋中的“玄石”，指有名的酒徒刘玄石。有一次刘到酒肆中喝了一杯“千日醉”，一回家就酒醉不醒，家人误以为他已死，就把他埋葬了。三年后，酒肆的主人去拜会刘玄石，希望看到他已从千日醉中醒来。刘的家人刚把坟墓挖开，刘就醒了，口鼻间仍有酒气。当时在中国汉地，大多数酒精饮料是由谷物酿制的。西汉时期的探险家张骞从西域引入葡萄。最早赞美葡萄及葡萄酒的是魏文帝曹丕，他曾作文：“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曹孟德更是咏出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篇；本文主人公王羲之，若无“流觞曲水”之风流雅集，估计也难出《兰亭序》这“天下第一行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农业不发达，粮食供应不足，天灾不断，战火连天，酒是奢侈品，基本只供士大夫饮乐，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酒基本是文化士大夫的专供和标签，故许多著名的历史典故、诗歌品作、名士韵民事均与酒相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茶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于南方，名其为“茗”或“荈”（chuǎn）。在朝廷人们把它作为酒的替代物来饮用。茶完全是南方人的饮品，北方人并不饮用。例如东晋时一刚刚南来的北方人，对丞相王导端来的茶感到不知所措。他假装很精通地问道：“此为茶为茗？”当注意到人们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时，他马上申明说：“问问饮为热为冷耳。”
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文化与秦汉时期虽然一脉相承，但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的大交流、大融合，在烹饪饮食上，各民族把自己的饮食习惯、特点都带到中原地区，是引入新食物、新烹饪方法的重要时期。上层士族对饮食非常讲究，都很善识美味，饮宴取乐已成为士族大户的日常生活方式。许多文人更是对美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陶潜曾言“好味止园葵”，谢灵运更是将食物的充足与理致的和谐等同起来，“理取足于满腹”。大画家顾恺之以食甘蔗时由尾到本的习惯闻名，“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顾恺之回答时所用的四字短语精确地把握住了中国传统饮食观念的核心。此时，也出现了氐族苻朗这样的美食家。《齐民要术》中还专门记载了“鱼鲊”等美食的制作方法。可以说，正是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中国厨艺成为一门精彩的艺术。
家居。这个时期，北方和西方民族的内迁和佛教的普及，都对家具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建筑从此时开始发生了最显著的变化，首先在于起居方式及室内空间方面，即从汉以前席地跪坐，空间相应较为低矮，逐渐改为西域“胡俗”的垂足而坐，高足式家具兴起，高型坐具如凳、筌蹄、胡床和椅子等开始出现，室内空间也随之增高。这一趋势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对以后的影响越来越大。佛教在这一时期渐趋普及，也对家具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如“壸门”的出现和莲花纹等装饰纹样的使用。关于凳子的最早记载，可见《晋书·王羲之传》：“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所谓“橙”就是凳子，因其较高，故称“悬橙”，可站在上面书写榜额。当时凳子的形象可见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7窟壁画。椅子出现较晚。这一时期仅有极少的信息，一是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的一把木椅，时间大约相当于我国的晋代，其造型和装饰风格全是犍陀罗式。这是一件商旅带入我国的家具。另一例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山林仙人”所坐的一把椅子，与佛教活动有关，可说是最早见到的禅椅，仙人在上盘腿结跏趺坐，与垂足坐不同。这个时期仍以席地而坐为主，故凭具仍有发展。凭几除大量为直形外，在长江流域的下游又发展了有较大改进的弧形凭几，文物考古工作中有相当数量出土，多陶质，说明在这个区域相当普遍。安徽马鞍山三国吴朱然墓出土的褐漆曲形凭几，是迄今见到的最早一例实用凭具，几面弧形，三足作兽蹄状，造型很有代表性。通体褐色，朴素无华，也就是后世所称之乌皮隐几。南齐谢脁还写过一首咏乌皮隐几的诗。《北齐校书图》绘有一座壸门式大榻，榻座立面有壸门，正面四个、侧面两个或三个。榻上坐四人，并摆放笔、砚、盂和投壶。按榻的面积，还可再多容数人。这是在汉代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家具。在大榻上仍是席榻而坐，只在榻边垂足。唐代仍应用此种大榻，同时将此发展为大型桌子。从对家具的考证来看，这个时期仍以席地而坐为主，故书法的书写习惯与唐之后大不相同，特别是在日常手札等的书写中，仍是采用秦汉左手持卷，右手悬笔而书的姿势，这在很大程度影响了这个时代迥异于后世的书风。
服饰。汉末以后，频仍的战争使社会财力日显艰困，两汉冠服制度已难以维持。以往的冠帽，此时已多用后来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但有官职的男子还是戴小冠子，而冠上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后传到民间，且男女通用。这个时代最大特点是少数民族服饰的“汉化”和汉族特别是下层人民为方便日常生产劳作在服饰上的“胡化”。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此时士族文人的服饰。受“玄学”思想影响日深，开始宽衣大袖、散发袒胸，以示对礼教束缚的突破；“褒衣博带”成为魏晋世俗之尚。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出自己对此独特的见解，先生认为，魏晋名士多服用“五石散”，此药吃后全身发烧，皮肤易于磨破，故不能穿窄衣，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以为其轻裘缓带、十分高逸，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先生的论述略带几分诙谐，也算是对与先生同时期“假文人”“假名士”的一种讽喻吧！
语音。三国及西晋时期，中原河南特别是洛阳方言，被称为“河洛雅言”，是当时官方用语。之后，北方经过了十六国、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历代少数民族的统治，胡汉杂居，在长期民族交流和融合中，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也被汉化，最终“河洛雅言”取代胡狄语成为北方的共同标准用语。在南方，随着西晋末年大批北人南渡，也将“河洛雅言”广布于江淮大地。后经南朝四代吴语的浸染，中原雅言已“南染吴越”，成为一种新雅音，称为“金陵雅言”或“南方雅言”，有人称其为“南音”“吴音”。对日本语音影响甚大。梁朝顾野王的《玉篇》之音系，是流传至今最古老、最完整的雅音体系，故在汉语语音史中均以其作为中国中古语音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初年，由于南迁士庶中皇族和文化士族很多，属当时中华文化的“正朔”，南方氏族在文化上自卑和谦慬之心甚重，故“河洛雅言”仍是官方用语，无论南北，士族均以使用“河洛雅言”自豪，南方当地语音只是下层人民用语，氏族所不齿。东晋王导为拉拢南方大族，偶用“吴语”，被南方士人所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