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技术比汉代已有明显进步。现在对出土汉纸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纸进行检验，汉纸白度差，表面不甚平滑，结构不紧，纸面上纤维束较多，纤维帚化度低，帘纹不显，纸质粗厚。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纸则白度增加，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凑，纤维束较少，有明显的帘纹，纸质较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0%，已接近机制纸。汉代造纸术发明后，在书写纪事材料方面，还是纸与缣帛和简牍并用，纸还不足以完全取代简帛。这种情况，到晋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晋代已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而逐步习惯于用纸。最后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推广，这一时期的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建业、扬州、广州等地则为南方的造纸中心。当时主要生产麻纸、桑皮纸和楮皮纸。浙江嵊县剡溪沿岸是藤纸中心。由于藤纸质地优良，曾名噪一时。但在南方仍以麻纸为大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原料，以麻料为主，此外还采用其他韧皮纤维原料如楮皮、桑皮、藤皮等，有时还将树皮纤维和麻料混合起来造纸。造纸原料的扩大，与造纸技术的革新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的造纸，已在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洗、打浆、抄纸等工序上更加精细，如舂捣已不止进行一次，并一般以碓代替杵臼，打浆度有显著增加。为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有施胶技术，早期的施胶剂是植物淀粉糊剂，或将其掺入纸浆中，或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处理的纸在书写时就不会发生走墨、晕染等现象。在设备方面，出现了活动的帘床纸模，即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因而可反复捞取成千上万张湿纸，并且这种先进的抄纸工具，能抄出紧薄而匀细的纸面。这是造纸技术中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另外有了表面涂布技术，即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既可增加纸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面紧密，吸墨性好。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术是所谓的“潢治”之法。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专篇叙述染潢法：“凡打纸，欲生则坚厚，特宜入潢。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这样一整套入潢法，其目的不仅在于染色，更重要的在于借黄蘗药力以防虫蛀。纸加工技术的进步，对书法的影响是空前的。一是纸的供应量充足，日常书写练习成本大大降低；二是纸张质量不断提高，更能表现出《书谱》所描述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的神采，使书法的表现力大大增强；三是纸的防腐性加强，从而使我们在1700年后有幸见到晋人遗墨风韵。
毛笔。我国制作毛笔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留有毛笔描绘的痕迹；东周的简牍、缣帛上已广泛使用毛笔来书写。现今发现最早的毛笔是在湖北随州出土的，大约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春秋战国时对笔的叫法各地不一，有“笔”“聿”“拂”等名称。直到秦代才统一称作“笔”。相传秦将蒙恬曾在善琏村取羊毫制笔，故在当地及许多书中将其奉为“笔祖”。汉代是我国毛笔的重要发展时期，据正史书籍记载，我国著名的宣笔就发明于汉代。晋时，安徽宣州用兔毛制成的紫毫笔，以笔锋坚挺而著称。宣州陈氏之笔深受时人喜爱。自三国以后，毛笔的制作方法逐渐被人们总结出来，《笔方》与《笔经》相继问世，《笔方》载于《齐民要术》，详细记述了毛笔的制作工艺；《笔经》相传为王羲之所作，介绍了笔的另外一种制作方法，虽有假借讹传之嫌，但也可知当时制笔工艺的成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许多赞美毛笔和制笔的诗赋。如西晋成公绥的《弃故笔赋》和傅玄的《笔赋》，东晋郭璞的《笔赞》等。
墨和砚。墨出现于公元前十四世纪，考古发现当时的器物上已有墨迹，在湖北云梦县发掘出来战国时的墨块。《齐民要术》中最早记述了制墨的方法。史上也有三国时期魏国韦诞“仲将之墨，一点如漆”的记载。可知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作技术的成熟。研与墨的出现几乎同时，陕西临潼出土的石砚为五千年前用品，但用于书写的墨砚，战国晚期至秦汉才定型。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包括砚在内的书写工具更加精良。瓷砚在三国开始流行，其形状一般是圆盘形，下附三足，足常呈兽蹄形。三国之后，青瓷砚较多。这一时期，陶砚也继续存在，材料大多取自各地山上的石灰岩、叶岩、石英石和青石。盛行圆盘三足式，长方形四足式，四方形四足式。已实用性和艺术性并重，带有突出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的砚台开始出现。
历史像个捣蛋鬼，一方面给我们揭露了政权频繁更替阴谋不断、全境战火连年血流成河、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不堪的“乱世”景象，让人长吁短叹，发出“宁作盛世犬，不作乱世人”的感慨后，一方面又展现出了新观念和新事物层出不穷、鲜活的文学艺术作品竞相涌现、文化生活中充满生机和趣味的一个文化盛世。在那样一个可以称之为黑暗和混乱的年代，是这些文化艺术现象的出现才让这个时代明亮、灿烂起来。在这里，我突然想起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的一句话：“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散布的几点星光”，我想，用在此处正是合适不过了。
文化是一个独特的东西，属上层建筑，但又不完全属于上层建筑，与政治、法律等绝不相同。文化常常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生长方式。政治的大一统、经济的极度繁荣并不代表文化盛世的必然出现，三国两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实例。但文化依然有其发展规律可循。我们分析这个阶段文化繁荣的根源，是否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首先，思想的撞击必然产生智慧的火花。三国两晋南北朝思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撞击和融合。一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秦汉近四百年的大一统，少数民族难以染指汉地，虽有交流，但终始汉文化站在高峰之巅难以平等对话，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大量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虽然“汉化”是主流，但一方面“胡化”也在悄然进行，同时汉政权作为“失败者”，在心灵深处对汉文化的坚定难免不有所松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许多反思和学习。二是南北的交融。户籍制产生于秦汉，统治者通过控制人口流动的目的有二，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封建政权，这也形成了两汉三百年的稳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给人民带来苦难的同时，客观上也让南北方，乃至全国各地进行了思想、文化、技术等的一次大交流，眼界更加开阔，桎梏的思维活跃了起来。就连那些士族大户也“有幸”看尽了大江南北的山山水水，这其中触动了多少灵感啊！三是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对本土儒、道思想的冲击。佛教一来华夏大地即被人广为接受，这里有时局动荡不安、寻求精神依托的原因，更是因为佛教本身也博大精深，许多方面为儒道所不及，后世、甚至今天的许多学者，往往看到前一原因而忽略后面的事实。佛教与其说被人民甚至皇室所接受，不如说是被这个时期的文化大族普遍认可。佛法教旨本与儒道并无本质冲突，甚至多有相辅相成之处。所以通过一些大德高僧的佛法“汉化”，佛教，特别是佛教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佛教“性空”思想，对中国文学艺术影响深远，几乎当时及后世每代文化人、艺术家在心灵上、思想上均受其启发。
其次，是王权大一统的衰落让思想多元化成为可能。文化是可以通过政权倡导繁荣的吗？文化是可以被统治者的权力促进的吗？文化是因为最高领导者的喜爱而实现真正的繁荣吗？政治与文化同为上层建筑，但却有其本质的不同。政治的终极目标是政权的稳定存续，对与一切动荡和不安本能上是排斥的。文化是什么，是文学作品？是艺术？是大师引领我们多彩的生活？这些只是文化的表现方式，文化最根本的是思想。文化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没有自由思想的文化毫无生命力，最终可能成为政治的点缀。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存续，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是被允许的，特别是在唐、宋这样清明的时代，但思想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现代所谓的民主社会中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期，基本都在“乱世”。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到东汉时代，思想界用“一潭死水”形容也许过激，但僵化刻板、墨守成规是事实。从三国时期开展，政权更替频繁，皇权自顾不暇，主流正统已不存在，长期儒学压抑后的反弹十分强烈。“玄学”的兴起和诸多名士离经叛道的做法即是明证。南迁的文化氏族纷纷“改儒入玄”，一定程度上是思想上轻视甚至对抗皇权的表现。这种形势，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之后似乎再未出现第三次。由此可见这个时代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和伟大。那是一个文化的自觉时代，真正的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
再次，是天才人物生逢乱世的悠游生活。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其规律性，但也有其意外性，我们的常规思维，总是被一些“旷世奇才”的出现所打乱。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天才人物辈出的时代，这里有祖冲之、有曹氏父子、有葛洪、有王弼、有陶渊明、有顾恺之，当然也有羲献父子，难以计数。但与其他时代不同的是，他们都生逢乱世但又有悠游生活。一方面，乱世带给他们巨大的冲击，不仅耳闻目睹了国家、社会的动荡不安，家族及个人也如同一叶扁舟，在时代的大潮中不断起伏，他们对世间、人生意义的看法是迥异常人的；另一方面，这些天才人物大多士族大户出身或身居高位，身上有“贵族气”，无论仕途和生计都不需要他们作太多考虑，社会地位崇高，物欲的需求很少，心灵相对自由，这是后世许多文人无法相比的。即便是生活在田园的陶潜，是东晋著名人物陶侃的三世孙，“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根本原因是不屑向寒素出身的督邮低头。他们的胸怀是大气宽广的，心灵是快乐并痛着的，如果说此时无大师出现，真有些辜负了那个时代！
最后，是乱世中依旧对文化的尊重。看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权力和武力对文化的低头。三国时魏、蜀、吴三国君主礼贤下士的故事人们都耳熟能详自不必多说。西晋末年大批士族南渡后，面对以南方大多以武力起家的豪强士族，依然保持了文化的自信，而南方氏族也对这些文化士族崇拜礼遇有加。十六国及后来的北魏，大多能放下军事优胜者姿态向汉文化学习，对北方士族大户及士人争相利用。南朝四代，均是中下士族起家，原有的士族大户早已势微，但历代均给予了相当礼遇。这在后世，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成功至上的时代，是多么不可思议呀！这对我们而言至今也是一个谜。如果试着分析，我想有四个原因。一是这些大户都是世家大族，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家庭实力和社会影响力都很大；二是这些士族大户基本都是文化大族，代表着文化的“正统”，在靠儒家思想维持的封建社会中，地位不可取代；三是当时教育并不普及，士族的家传教育十分成熟，经世治国人才大多出于这些大族，历代帝王不得不用；这一点在唐朝教育普及化后大大改善；四是文化魅力。在当时的时代，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南方豪族、下层人民所极力向往的，甚至直到近代，文化及文人被历代帝王所重我想可能也源于此。近代后，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颠覆，中华民族属于自身的新思想、新文化还没有真正建立，中华文化的魅力已远不如前，文化的高度在降低，文化人的水平在下降，所以才有了今天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混乱、彷徨、浅薄和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