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介绍论述了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背景后，让我们进一步缩小范围，重点分析王羲之生活的时代，即西晋末年和东晋前期，可以说，就个阶段的许多历史事件，都与琅玡王氏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这个大门阀士族的重要成员，几乎当时的每一个大事件都与王羲之有关，或多或少影响了他性格和思想的形成。为论述的连贯性，文中对其前后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将进行简要的论述。
第一节 短命的西晋
西晋建于公元265年，正统历史学家常称其为“司马篡魏”。魏晋时期的政策规章、法律制度基本一脉相承，故史家习惯称为“魏晋”。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先后仅仅51年，而且有一半时间都是战乱和动荡。一些学者分析西晋短命的原因，常常归结为“八王之乱”，其实，西晋统治时期，特别是后期内外矛盾均已十分突出。“八王之乱”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从历史的延续性看，西晋末年的不少事件和人物，对东晋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西晋后期的极度奢靡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两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皇室及上层士族的骄奢淫逸之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这种疯狂不仅仅是要满足物质生活的需求，而是要满足一种近乎病态的精神需要。当把挥霍当作潇洒，把斗富作为地位象征，把暴殄天物为众人称颂和追慕，社会已陷入怎样的深渊！这种极度的奢靡之风，放在当时社会经济屡受破坏、人民流离所失的大背景下，显得多么触目惊心！而奢靡的疯狂程度与他们表面上所标榜的自然清淡、忠孝仁义的说教，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病态的奢靡之风正是源于西晋。
两汉时期的整体作风崇尚简朴，不少帝王皇室表率作用较好。但到了东汉末年，腐败奢靡之风已比较严重。曹操统治时期，“务以俭率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史称他“性节俭，不好华丽”。这一点，我对陈寅恪先生关于两个王朝的阶级性分析深以为然。前面已经论述，曹操出身不好，为当时士族大户所不齿。从东汉末年开始，士族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曹操的崛起可以说是对士族门阀制度的挑战，但士族的势力和影响十分强大，因此在曹丕继位后，一步步向士族大户妥协，奢靡之风又随之而起。
晋武帝司马炎时期，奢靡之风渐趋疯狂。在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是个十分有争议的人物，褒贬参半。特别是许多人把他作为奢靡之风的始作俑者，认为他奢淫成性、荒淫无度。确实也有实例为证。他下令兴建太庙，极尽奢华。当政后第九年，宣布将公卿以下的女子充实后宫，在采择聘定之前，禁止各级官员家庭嫁女议婚。一时，天下名家大户的女子都故意破衣秽妆，逃避采择。平定东吴后，更是将东吴宫中5000多名伎妾收入宫中。后宫佳丽多达上万。晋武帝的苦恼在于佳人太多不知如何选择，于是他时常坐上羊车在后宫漫游，羊车停在哪儿就在哪儿就寝，后宫的女子们争着在门前插竹叶、撒盐末，吸引羊车，于是出现了著名成语“羊车望幸”。他在晚年还纵容母舅王恺与当时首富石崇斗富。
但总体来看，晋武帝司马炎还是有所作为的帝王。在位期间，封同姓诸王，以郡为国，置军士，希望互相维系，拱卫中央。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屡次责令郡县官劝课农桑，并严禁私募佃客。又招募原吴、蜀地区人民北来，充实北方，并废屯田制，使屯田民成为州郡编户。太康元年，颁行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古代灿烂的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太康年间出现一片繁荣景象。特别是针对汉末风俗颓废，生活豪奢的情况，即位当年，就下诏要求“大弘俭约”，“矫以仁俭”，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免逋债宿负，诏郡国守相巡行属县，并能容纳直言，还出台了一系列倡俭之举。《晋书》记载：“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后世对其也多有赞誉。特别是唐太宗对其极力推崇：“武皇承基……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晋书中记载，一日，司马炎问耿直的大臣刘毅：“你看我可以比汉朝的哪一个皇帝？”刘毅回答：“桓帝、灵帝”。并言：“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司马炎干笑不答。后人多将其作为诟病司马炎的证据，实际上，刘毅所答是指晋武帝时期，而非本人卖官。从另一个侧面，也足以看出司马炎的胸怀和气量。
不过，晋武帝司马炎对奢靡之风盛行也难辞其责。在其后期，国力日益强盛，特别公元280年攻取东吴统一天下后，热衷于安逸享乐，以致荒淫无度，君臣赛富，出现了“后宫殆将万人”“日食万钱”“无下箸处”的情况。前明后暗是对晋武帝最公正的评价。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王族如此奢靡，世家大族争相效尤。晋武帝司马炎女婿王济，不仅文辞俊茂，才华横溢，风姿英爽，且爱好弓马，勇力超人。但生活十分奢侈，丽服玉食，挥金如土。当时洛阳土地昂贵，王济买地为埒（埒专指马射场的围墙），并且用钱辅地，被当时人称为“金沟”（一作金埒）。王恺家有一头牛名叫“八百里驳”，王济以钱千万与王恺进行射牛打赌。王恺自以为比王济箭法好，让王济先射，结果王济一箭将牛射死，并立即命人把牛心挖出，扬长而去。有一次，王济在家宴请武帝，食器珍贵，蒸肫味道甚美。武帝问，这是怎么做的？他回答说：“以人乳蒸之。”
晋武帝时的吏部尚书王戎，在晋惠帝时又担任司徒。而这样一个“国家栋梁”之臣，不思报国，却嗜财如命。他的家产不计其数，庄园遍布全国各地，钱多得连专用仓库都放不下，有不少已积久生锈，还贪心不足，一有时间就把自己关在账房里，拿着账簿啪啪地算个不停。他家种了很多李子，味道好，产量高，每年要卖好多钱。因怕别人买李子传种，还挖空心思让人在卖出的李子核上钻个洞。由此可见其贪婪与鄙俗已令人不齿。
当时，在西晋王朝中这样贪婪、庸俗、腐化、奢靡的王公大臣比比皆是。他们贪暴恣肆，攀比炫耀，明争暗斗，已发展到不知廉耻、毫无顾忌的程度。“石王斗富”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
石崇是将门之后，先后担任过修武的县令、荆州刺史、徐州监军等官职，也是个文学家，着有《石崇全集》。受满朝奢靡之风的熏染，一入仕途就不择手段为自己牟取私利，聚敛财富。在担任荆州刺史时，为了暴富，曾带领手下一帮人乔装打扮，拦劫富商，还闯入巨豪府第，连偷带抢地将巨额财物据为己有，转眼成为“富翁”。就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居然受到朝廷重用，青云直上，位列九卿。石崇暴富后，在河阳金谷建了一座别墅，名之曰“金谷园”，其规模之庞大、设计之精巧和装饰之豪华，都登峰造极，盖世无双。为了恣肆玩乐，还派人四处搜罗美女，先后纳妾100多个，爱妾绿珠，美若天仙，压倒全国佳丽。他天天带着这群美女娇妾在园中宴乐，“春从春游夜转夜”，浑浑噩噩，不知天高地厚。大富豪石崇请客，席上山珍海味就不必说了，仅他家的厕所就有十多个美艳的婢女排成一列侍候。这些婢女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华丽的首饰，手里各端着托盘，里面放着手巾、香粉（甲煎粉）、香水（沉香汁）、干净的衣服、热水等。晋人石崇每次宴客，都要家中美婢倒酒，客人如果不一饮而尽，石崇立刻派人把倒酒的美人拉出去杀了。
王恺是司马昭的小舅子，晋武帝司马炎的亲舅舅。他对石崇的富很不服气，一心想胜过他。石崇也瞧不起这种贵戚，老想压压他的气焰。于是两人便在暗中斗富，互比奢侈。王恺用糖水洗锅，石崇就用白蜡烧饭；王恺作细纱步障四十里，石崇用绢绸作步障五十里；石崇涂墙用香椒泥，王恺就用赤石脂。司马炎知道后不仅不制止，不查办，还暗中支持王恺，赐他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王恺把这个稀世之宝拿到石崇面前夸耀，石崇顺手把它打碎，然后叫人拿出三四尺高的珊瑚树六七株，任他挑选。这下把王恺吓傻了，不得不服输。
这种明目张胆、乌烟瘴气的斗富，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大臣傅咸上书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王帝制止，但司马炎无动于衷。于是这股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殃及全国。在斗富得胜之后，石崇更加得意忘形，终于成了众矢之的。赵王司马伦对石崇的财产早就垂涎三尺。在晋惠帝时的宫廷政变中，借机杀了他全家，绿珠也坠楼自杀。石崇的暴富速亡成为后人讥刺的话题，东晋画家史道硕曾作《金谷园图》以讽之。南宋画家赵伯驹、明朝画家仇英、清朝画家华勖、现代画家黄均等，皆以此题作画，借以抒发艺术家对世事的哀悼与讽喻之意。唐朝诗人杜牧曾作诗《金谷园》以悼之。诗曰：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如此奢靡的风气，加重了权贵阶层对人民的剥削。朝廷大官百般勒索地方官，地方官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官场风气十分腐败，清白为官甚是艰难。历史上有名的为《左传》作注的杜预，也是影响之后历代法律制度——《晋律》的重要制定者，在其出镇襄阳都督荆州军事，积极筹备渡江灭吴时，仍得时常向洛阳的权贵送礼，目的只有一个，防止被人暗算。另一个原来以正直著称的官员苟晞，外出任刺史时，见朝廷混乱，唯恐灾祸临头，只得结交权贵以自保，在任上搞到珍稀宝物送到洛阳。为保证送上的珍稀物品保持新鲜，他特意买了一头千里牛，朝回暮归。
西晋的奢靡之风并不是偶然的。西晋是由上层士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士族大户从东汉末年开始日益强大，在政治、经济上对当世影响甚大，这些大士族通过在朝廷中的显赫地位和权势，强占大量土地，拥有大批依附人口，虽然魏晋时期朝廷也出台政策予以限制，但成效有限。土地和人口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和资源，因此这些士族掌握着社会的巨大财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这一状况，到东晋时期虽有所收敛，但本质并未改变。虽然后来的南朝均是下层士族建立，但也受这股奢靡之风习染甚重。当后世的我们远观晋人风韵无限赞叹的同时，也应细细体察在此背后人民的艰辛。不过，从史料来看，鲜有南渡王氏家族极度奢靡的记载，倒是有不少关于王羲之为官期间体恤民情的史实，这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显得与众不同。总体来看，到晋武帝末年，贵族士大夫的穷奢极欲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广大劳动人民，甚至许多下层士族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已十分尖锐。
二、“八王之乱”后皇室的衰落
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去死。继位的痴呆低能的儿子司马衷为晋惠帝。第二年，即发生了历时16年之久（291—306年）的“八王之乱”。
司马氏建晋后恢复古代的分封制有其历史原因。曹爽当政魏国时，有人指出若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能转入异姓之手，曹爽不听。之后，司马家族夺取了曹氏皇族魏国的政权，这事在司马家族中很有影响。因此，西晋建国初期，晋武帝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建国。之后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265年（泰始元年），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后来又让诸王出任地方都督，赋予了一定行政权力。如此一来，多位王掌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晋武帝执政期间，本人有统治才干，威望较高，所以能把至高无上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持了政局的稳定。但他去世后，分封制的弊端立刻显现出来。
晋武帝重病之时下了诏书，依托汝南王司马亮及太后杨芷之父杨骏共同辅政晋惠帝。杨骏从中书省借出诏书，看后不归还。当时的中书监华廙恐惧，还亲自向杨骏索取诏书，但杨骏始终不还。晋武帝病情加重时，杨骏要求让他单独辅政，帝点头默许。杨骏招来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口宣帝旨作遗诏，让杨骏单独辅政。诏成后华廙、何劭二人拿给晋武帝看，帝视而无言，两日后就驾崩了。晋武帝死后，司马亮恐怕杨骏要害他，逃亡许昌。杨骏一时位极人臣。而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是开国元老贾充之女，也企图操纵晋惠帝以把持朝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