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所说的“政党衰落”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群众党”（mass party）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也是20世纪50年代西欧国家的政党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类型，因此对“群众党”的考察成为探讨“政党衰落”问题的逻辑起点。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对政党的选民基础、意识形态和运作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成为当代“政党衰落”理论的重要根源。1966年，美籍德裔政治学家奥托·基希海默尔总结了二战结束以来西方政党的变化情况，提出了“全方位党”（catch-all party）这一新的政党类型，并对这类政党呈现出的组织削弱、阶级性弱化和意识形态淡化等趋势深表忧虑。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政党的演变又突破了“全方位党”的范畴，1995年，卡茨和梅尔提出了“卡特尔党”（cartel party）的概念，从政党与国家的角度对新的变化作出了解释，从而构建起了探讨战后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比较完整的理论模式，为我们考察“政党衰落”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一节 西欧国家“群众党”的组织形态与功能
“政党衰落”论者之所以得出西方政党走向衰落的结论，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以鼎盛时期的“群众党”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为标准来衡量当代的政党。“群众党”是随着普选制的确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上政治舞台的一种政党类型，与更早的政党形态“干部党”（cadre party）相比，它们在动员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选民以及组织竞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促使其他类型的政党纷纷效仿此种组织模式，通过“从左向右的传染”过程不断扩张，到20世纪50年代成为西方国家主要的政党模式。在学术研究中，“群众党”一直被学者们视作现代政党的范本。因此，分析“群众党”的组织特点和功能就成为本书考察“政党衰落”问题的起点。
一、“群众党”的组织特点
法国政党学家迪维尔热在考察西方政党的历史沿革时将政党分为“干部党”和“群众党”。“干部党”又称“权贵党”、“骨干党”，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一种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条件（有限的选举权）和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初期）相适应的前现代的政党组织形态。对这一类政党的出现，迪维尔热描述说，先是由一些利益相同、立场相近的议员们组成议会内部的小集团，接着在议会外建立支持某些议员和小集团的选举委员会，最后在二者之间建立经常性的联系，“议员集团及选举委员会这两个母体细胞一旦诞生后，只要令各选举委员会之间建立经常性的维系并与议员集团联结在一起，那么真正的政党便出现了……议员集团协调各议员之间的活动，但每一议员亦致力发展其自身的选举委员会……于是，在同一议员集团内，通过各议员的协作，众多的选举委员会就间接地联系起来。只要这种仍属个人性质的关系转化为制度的关系，政党的诞生就正式完成了”。“干部党”缺乏群众基础，通常是由议会和政府内的一些权贵人物为了竞选的目的而组成的，他们拥有金钱、名望、活动能力和技术专才，能够给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带来相当数量的选票。在组织特点方面，“干部党”既没有严格的入党手续，也不需要交纳党费，党员的人数有限，组织结构松散，不强调党员的一致性和整体性，往往依赖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联系起来，其实质是一小批独立的、自身拥有资源的党员个体把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或其代理人送进议会作为代表，“干部党”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即使是中央机构也很弱小甚至缺失，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议会等公共部门中的政治精英手中，由于公共部门中的党员不依赖党的中央机构提供资源，因而无须服从中央权威。在阶级属性方面，“干部党”与早期的资产阶级政党大致吻合。由于诞生在不成熟的时代条件下并且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稳定的社会基础和完善的组织结构，“干部党”一般不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19世纪中后期以后，工业化在欧洲各国迅速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经济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就是人民对普选权的强烈追求推动着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不断变革。选举权的日益扩大和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政党政治的面貌，随着选民数量的剧增，通过个人关系来指导选民的投票决定已无可能，必须依靠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必须建立在人们普遍认同的宗旨的基础上。于是，在相对成熟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下，一种现代政党模式——“群众党”便应运而生，这类政党把原本孤立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使之成为守纪律有战斗力的集体，从而打破了社会上层人物对政党政治的垄断，使政党跨越出过去的狭小活动空间，从极少数人控制议会和政府的工具，变成规模巨大的人口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对“群众党”而言，强有力的组织是它们的优势所在。
一方面，通过吸收大量群众入党开展有效的阶级教育，从中选拔具有参政能力和执政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凭借成千上万的党员交纳的小额党费来维持党的日常活动和支付竞选的费用，弥补了缺乏有钱人大笔资助的不足；依靠党员（特别是党的积极分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获得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抵消了党内缺乏有影响力人物的劣势；通过党自办的报刊和其他与党有关的交流沟通渠道，与资产阶级政党控制下的商业媒体抗衡。因此，可以说组织对于“群众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们构成了这类政党的基础。
“群众党”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1）有全面的、系统的政治纲领，对党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作了正式的规定；（2）通过党的章程明确地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党员参与决策的程序等；（3）建立了稳定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党组织，党的领袖通过制度化途径产生并向党员负责，拥有大量的普通党员和积极分子，并由专职的党的干部来组织党的政治活动。这种模式在组织方式上的特点在于，争取更多的群众加入本党，提高普通党员的政治积极性，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活动与选民群众建立起长期的、牢固的联系，从而获得稳定的政治支持，保证整体的动员率。最早的一批既有群众性党员基础又有永久性组织的政党是西欧各国政治光谱左翼的政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都是这类政党的典型代表。
毫无疑问，“群众党”比“干部党”的党员数量更多，组织结构也更健全。但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政党组织的规模和完善程度不同，而是在于它们的组织结构所体现的政治理念迥异。“干部党”产生在议会内部，是社会上层人物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和利益而组成的政党；“干部党”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议会和政府内部，所依赖的是少数权贵所拥有的影响力的广泛性、技术的精通程度和财力的雄厚程度。它们的组织模式所体现的政治理念是：掌握权力、管理国家是显贵人物和精英分子的特权，普通群众则应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显然，由于在有限选举权的条件下“无论在财政上或者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右派都没有组织群众的需要”，所以他们非但不积极寻求社会公众的支持，反而对群众的政治参与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群众党”则恰恰相反，它们诞生于议会之外的工人运动中，扎根在社会下层的普通群众中，缺乏有财有势的权贵人物的支持，所凭借的是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后所拥有的集体力量。
在这类政党相对完善的组织结构背后，是一种与日益扩大的选举权相适应的全新政治理念——政党首要的（若非唯一的）含义就是它们与社会的联系。具体而言，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彼此之间界限分明的各个社会集团，集团成员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整个集团密切联系在一起，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这些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冲突与合作，政党是社会集团及其成员参与政治、提出诉求乃至控制国家政权的代理人，它们提供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根本的联系”，成为各个社会集团的最重要的政治代表，相应地，这些社会集团的成员也就成了政党的“天然的”选民。
二、“群众党”的功能
在现代政治逻辑下，政党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作为社会与国家、选民与政府之间的中介，用英国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ErnestBuck）的话来说，就是“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自从现代政党出现、政党政治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一般形式开始，公众、政党、政府就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
不同类型的政党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这给考察政党功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综观西方国家政党发展的历史，从“干部党”、“群众党”、“全方位党”到“卡特尔党”，不同的政党组织形态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制度前提下执行着特定的功能。《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把政党的功能归结为：（1）目标制定；（2）利益表达；（3）社会化和动员；（4）精英的形成与遴选。日本学者冈泽宪芙在《政党》一书中对政党的功能也作了类似的归纳：（1）政党对其成员利益的集约功能；（2）补充和选出政治领导人的功能；（3）决策机构的组织化功能；（4）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以上对政党功能的概括实际上都是以西方国家的“群众党”为蓝本而得出的。一般说来，“群众党”都应承担以下几项功能：
（一）利益表达功能
政党是利益的联合体。现代民主政治要求把民众的利益和要求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但民众庞大的数量和复杂的利益要求决定了不可能使每个公民的利益直接反映到国家政权的系统之中，只能通过一定的中介把这些利益表达和反映出来，这就是利益表达。利益表达可以通过许多渠道来实现，如个人、利益集团、政党、政府机构等。政党是其中最有效的渠道，它们是代表着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益的中介组织，只有它们才能把民众的利益和要求转化为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直至上升为国家意志。处在不同条件下的政党，履行利益表达功能的情况往往有很大差异。
（二）利益整合功能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来自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要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有的甚至相互抵触。如果任由各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其他利益主体斗争，并试图沿着自己的偏好来改变政府的方向，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意识形态能够得到全国性的支持。所以，政党不能简单地充当传达民众意见的“传声筒”或者“输送带”，它们必须能够作为一种力量，使民众的要求形成对权力机关的压力。要做到这一点，政党就要把它们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整合，形成党的政策主张，并努力将其转变成大选期间呈现在选民面前的一揽子计划。这就是美国学者利普塞特所说的“政党是冲突整合的工具”的含义所在。
（三）政治动员和政治社会化功能
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各种社会力量影响和形成人们政治见解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从生到死”。政党是选民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政党认同的培养者和行动指向的提供者。
政党向选民宣传本党的思想、政治态度和意见，往往更多地是为了获得选民的永久性的支持。为此，政党必须进行自我宣传，自我推销，使尽可能多的选民了解它们，熟悉它们的政治主张和纲领，使选民相信它们的政治主张和纲领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如果说政党的选举和竞选是为了谋求支配或影响政治系统，从而支配或影响政治过程的话，那么政治上的宣传鼓动就是通过直接的或者潜移默化的手法去教育群众，争取群众，把尽可能多的群众诱导到它们的思想路线上来，从而支配或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
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政党在传播观念、推销自己的过程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促进政治社会化。另一方面，政党对公民的这种有意识的信息输入对公民认识政治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它们教会了公民如何进行政治活动。
（四）选拔和录用政治精英的功能
政党与一般的社会团体不同，它们力图通过执掌政权来实现自己所代表的利益。政党是不可忽视的通往权力的途径，它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把社会上的精英吸收到党内加以培养，并把他们向选民推荐，再由民众通过选举使他们担任总统、首相、部长、大臣、议会委员会领导、议员以及国有企业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各种领导职务。这个功能是政党独有的，能够最有效地把政党与利益集团、媒体和其他政治组织区别开来。随着西方国家公职数量的日益增多，这种功能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地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