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介的重要性
在新文学的萌芽期，文学研究会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发展到“正式登记的会员有一百七十二位”，几乎包含了现代文学史上大部分著名作家的规模，主要得益于拥有众多读者、影响广泛的报刊媒介。
为了获得广泛关注，茅盾连续两次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名单，一份是在11卷12期上以“特别启事”的方式推出，继而在革新后的12卷1期上再次重复，这样无疑可以在读者群中形成相当显著的宣传效果，充分发挥名单中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等人的名人效应，增强社会影响力。
《文学研究会宣言》先后刊载在1920年12月13日的北京《晨报》、1920年12月19日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9号、1921年出版的《小说月报》。前二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报刊，后二者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这种宣传效应十分明显，从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的“发起经过”中可知，随着“在京内各日报、杂志”上发表宣言“并征求会员入会”，不少人报名参加，出席成立大会的就有21人，到1921年3月初已经有48名会员；到1928年秋，正式登记的会员至少已经有172人。
社团规模的扩大，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会员人数众多、散居各地，而且身份、主张不尽相同，文学研究会如何维持社团内部的联络，维持社团的整体性？当此之际，作为社团联结纽带的期刊再次显示出它特有的优越性。
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之初，就采用将所有重要的纲领性文章公开发表的方式，并坚持贯彻了这一做法。不仅社团发起时的简章、宣言都在《小说月报》上公布，社团的会务报告通过期刊向所有成员通报，而且在文学研究会存在期间，所有关于会员的以及社团的发展情况都以《小说月报》或《文学旬刊》为媒介公布。比如，1922年7月11日第43期《文学旬刊》上刊发《文学研究会记事》，介绍“南方会员年会”的召开，讨论会员间图书流通办法、会报征稿、丛书及分组等问题，并涉及中国文学整理、翻译、方言建设等内容。在同期发表的《文学研究会特别启事》中还注明要求：“希望各位会员，都能于一个月内将自己所有的重要图书编一书目，寄交上级分会或北京总会，以便聚齐付印”，关于文学的讨论意见则督促会员写成文章，寄交会刊发表。
1923年9月3日的86期《文学旬刊》上刊登《文学研究会会员消息》，通报部分会员的去向：
一、许地山与顾一樵二君于八月十七日乘“约凯孙总统”号赴美国留学，通讯处未定；二、李之常君于八月二十五日乘“奥国皇后号”赴美留学，通讯处未定；三、柯一岑君于八月三十一日乘Paucal邮船赴法国留学，通讯处未定；四、瞿世英与徐志摩二君，将于泰戈尔来华时，做他的翻译者。
1923年3月1日的66期《文学旬刊》刊登《北京文学研究会总会启事》，就“通信选举职员之期”告诉“散居他处”的会员：北京文学研究会总会启事：本会简章第七条规定每年一月改选职员依次，现因会员散居他处者多，兹改定于本年三月十日以前为通信选举职员之期，凡本会会员见本启事之后，请速即选定书记一人及会计一人，函寄北京火药局三条二号唐君收为荷。
会计干事唐性天
会计干事许地山同启
一个成员多而且分布广的社团，需要会刊作为联系渠道，才能保障沟通的顺畅、及时，有效组织会员进行社团活动。这也表明，以期刊作为聚合场所，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二）有原则的包容性
文学研究会成员众多，身份复杂，并非全部成员都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那么，会员中真正参与社团新文学建设实践的人都有哪些？又有多少人从未从事具体文学工作呢？
有研究者对在《小说月报》和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主要作家及其发表频率进行了统计，制作了一张顺序表（见后附表三：《在〈小说月报〉上和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主要作家及其发表频率的顺序表》）。
虽然难免遗漏和误差，但总体趋势已非常清晰。据该资料显示，真正活跃在文学研究会刊物上的会员是61位，只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而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的有58位，也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部分会员又分三类：一类是很知名的，但为其他领域的学者或艺术家，主要不从事文学，此类约13名左右；另一类是地方分会会员，他们在自己编的刊物上投稿，比较鲜为人知，此类也约13名左右；还有一类是既不见在上述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又不知名的人士。此类最多，约45人左右。”剩下的则介于二者之间，发表过作品，但数量少、影响较小。显然，真正体现文学研究会思想及创作成就的是第一类成员。
即使在第一类成员中，具体文学创作风貌也是丰富而复杂的。小说是文学研究会文学创作的主流，也是对“为人生”的主导倾向体现最充分的部分，但就在以社会文化功能为主旨的小说创作中，也存在着不同的风格。这里既有王统照、叶圣陶、王鲁彦等一大批写实派小说家，也有许地山这样的风格独特的作家。
许地山出生于台湾，对宗教兴趣浓厚，在燕大、美国和英国都钻研过宗教史，在印度研究过佛教，后来又研究过道教。虽然他也积极参加五四时期的青年爱国活动，而且先后成为新社会、文学研究会等进步社团组织的重要发起人，但是思想体系中的宗教哲理，与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使他早期的文学作品有别于其他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呈现出别样的风格。
早期的《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缀网劳蛛》等都洋溢着浓郁的宗教氛围，作者借笔下人物抒发了对现实的不满，对封建礼教与宗法社会的痛恨，但因受现实生活的钳制和约束，只好以主观愿望来反抗现实，摆脱困境。因而他的主人公或者舍生赴死，消极反抗；或者沉浸在狂热的宗教信仰中逃避现实。
在众多写实派小说群体中，许地山创作因为浓郁的宗教色彩、浪漫主义的传奇性显得极为特殊。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并没有完全体现社团基本思想倾向的作家却是文学研究会创作的骨干力量，而且得到了多方好评。不仅郑振铎对他多次倾力举荐，茅盾更是在著名的《落华生论》中对他赞誉有加。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会在创作实践中秉承着包容的原则，在审美趣味上也是广泛的。
如果说小说创作中的许地山还只是个别例证，那么文学研究会在诗歌、散文的创作实践中展现的个人化写作特征则从深层揭示了该群体的丰富与包容。无论是较早的八人合集《雪潮》，还是后来涌现的新人朱湘的作品，都洋溢着贴近生活真实的自我寻找，个人化情绪的抒发：“诗人大多将人生中的种种景象……幻化为心灵而引发的情绪、想象、幻觉和思索，从而表现诗人自己的心境、情绪，追求过程中的苦闷，徘徊歧路时的彷徨，在生活中的失望嫉恨等等生命的体验。”相较于小说中强烈的文化意识、诗歌中的个人化抒写，文学研究会的散文创作更像二者的互补与调整，无论写景、抒情、议论还是小品，多为立足于较广阔的文化背景，抒写现代人在时代冲突下的感怀，社会关注与个人感怀密切相连。
应该说，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更为直接地展现出了文学研究会群体立足“文学中心”、实现文化启蒙的最终理想。体现在创作中的社会化追求与个人化抒写之间的调整与选择，正是现代文学群体所必然面临的现实。虽然文学研究会在这种调整选择过程中始终坚持着社会文化功能的主流地位，因而没有能够完全获得文学精神的自我生命。但作为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它所提供的选择过程与模式，已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曾说：“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应该承认，文学研究会在创作实践中也在努力贯彻着自己成立时的这种初衷。在始终秉承以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为中心的原则下，包容多种观念及创作实践的存在，并为其提供展示的平台。
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并且直观地呈现，刊物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种不同观念的并存，多种创作风貌的兼容，仅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包容性的空间。而这样的极富包容意味的空间的形成，在当时的中国，也只有刊物能够提供。期刊以相对自由的联结方式，为很多对问题进行探求与思考的人都提供了发言的场所，大家可以在这里各抒己见。刊物不仅成为人们参与社会沟通的重要渠道，也是群体成员最理想的聚合场所。
（三）有意识的松散性
文学研究会的联系及存在方式也呈现出了一定的松散性。
作为各种观点交汇的场所，期刊给文学的自由发展开辟了一定的空间，各种声音得以在这里汇集，缤纷多彩而又纷纭复杂。虽然“为人生”是公认的基本倾向，但在创作风貌上却有多种风格的演绎，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茅盾就曾公开承认文学研究会的散漫：“文学研究会并没打出什么旗号作为会员们思想上、行动上的共同的目标。”这种有意为之的松散其实与文学研究会的追求紧密相关，文学研究会同人的理想是“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学会”，而且“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要在最广大的空间里建立一个“著作”业的大同盟，“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因此，文学研究会一直没有明确的压倒一切的社团主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尽管有“为人生”这样的明显倾向，但就像在《文学旬刊》发刊词里所说的，“至于主张，则我们几个人对于文学上的各种派别对于所争执问题，我们绝没有偏见于任何一方的倾向，主义是束缚天才的利器”，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一种单纯的主义都与文学研究会的发起意图有所违背的，因为单纯的主义主张无法涵盖文坛上的‘著作同业’……所以，主张的松散性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的追求，也是现代媒介赋予它的特点。”
在社团存在前、中期，还有各种读书会、定期集会，到1925年后，随着会员的增加，各地分会的成立，会员的分布更为分散，大型集体性的活动已经基本没有了，于是，《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就成为该社团存在的最重要标志。因此，1932年，大火烧掉了《小说月报》，这个团体也随之消失了。没有这些期刊，这个社团的存在标志和特点都无从谈起了。
值得特别提起的是：文学研究会的松散与包容不是无限度的，而是以对原则的坚持为基础，这一原则就是以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化启蒙理想，无论是社团发展中所秉承的“最大限度的团结与宽容”，还是具体组织建设中不时流露出的规范追求，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达成这一群体理想。前者目的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后者则是为了发挥对群体力量的组织成效，最终实现群体理想。所以，它的存在状态虽然松散，却是有序的。
小结
文学社团的建立显示了新文学发展的普遍自觉意识，标志着新文学真正开始了自身建设的尝试。它在新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作家的大规模组织，这种群体亮相成功彰显了新文学的集体实力，有力推进了新文学的合法性进程，为新文学赢得了声誉。
由文学研究会建构起的这种社会文化组织化的文学社团模式，有利于社团对文学理论思潮及创作的组织运作，并且为日后的社团组织建构提供了范本。其组织结构模式、运行状况，总社、分社制度，总社与分社之间的关系状况等都对后来的文学社团构成关键性影响，这种影响在左联、文协的运作中都能见到踪迹。如文协的组织形式（前期筹备，总会之外在各地设立分会），“统一战线”式的包容思想中都有文学研究会的影子。可以说，现代文学的社团和组织制度既在文学研究会这里开始，也在这里成熟。更有研究者指出，“文学研究会不仅是一个出现较早的具有共同主张的文学社团，更像新文学史上涌现出的第一个原始型的作家协会”，被喻为“作家协会的雏形”。
尽管因为人数众多，背景各异，文学研究会更多地呈现为一个松散的群体。但松散不等于涣散，文学研究会的松散中又始终贯穿着坚定的指导原则，致力于文化界的联合与合作就是其中之一。从它团结各路精英的努力中（如初创时期积极游说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入会等举措），可以鲜明地感知到这种原则，可以说，团结与包容是文学研究会松散状态背后的核心内质。这种松散表象背后的联合与包容，也直接影响到了日后文学社团的组织原则与存在状态。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提到的“联络感情”与“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等成立宗旨不仅在新文学史上属创新之举，而且也成为以后文学社团组织的基本原则。
这种组织制度的社会文化组织化，不仅延续了“新青年”、新潮社等社团组织的精神倾向，也从制度层面揭示了新文学建设超出文学之外的意图，使文学理论的阐发、商榷、论争的过程，都触及到敏感的意识形态领域。这一点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基本文学规范，从根本上制约着日后文学的发展。从左联、文协甚至到后来的作协，都能够看到文学研究会组织模式与精神传承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