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俊
一
互联网络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相当迅速的，但是将互联网络运用于新闻传播却一波三折。
1993年，美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并列入国家实施计划，当年年底，中国便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为主席、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为副主席的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统一领导中国的信息化建设。1994年8月，邮电部与美国斯普林特（SPRINT）电讯公司签署协议，由该公司协助建立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即中国的Internet骨干网和公用网。经过9个月的努力，首先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国际节点。完成了与Internet的互联和与国内公用数据网的互联。
1995年5月17日世界电讯日这一天，邮电部宣布向国内社会开放，提供所有Internet服务。这标志着中国的互联网络进入商业化阶段。
1996年是中国的互联网络作为商业化快速发展的一年。这首先表现在邮电部建立的CHINANET、电子工业部建立的CHINAGBN，中国科学院建立的CST"NET和国家教委建立的CERNET四大互联网络开通，并与Internet互联。CHINANET和CHINAGBN是获准进行商业经营的互联网络，CSTNBT和CERNET虽然不是商业性网络，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为经济利益所驱使，实际上也并非完全不从事经营性的接驳服务。
中国网络的商业化发展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大量涌现ISP（Internet Services Provider）向社会提供接驳服务，到1996年底，国内的ISP发展近80家，仅北京一地，就有31家之多，它们在服务质量和价格方面展开竞赛，刺激网络用户，当年年底，已有20多万互联网络用户。
在中国互联网络商业化发展的时候，在西方发达国家新闻机构纷纷加盟Internet，并在网上抢占地盘的启发下，中国的一些新闻机构迅速开始了自己的“网上行”——中国电子报刊出现了。
出版电子报刊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在互联网络上创办电子报刊，一种是现有纸质报刊在互联网络上出版电子版。中国第一份在互联网络上创办的中文电子报刊是国家教委主办的《神州学人》。该刊是一种文摘性的新闻周刊，1995年1月12日正式创刊。同年10月20日，《中国贸易报》正式发行电子版，这是中国第一家在国际互联网络上发行的日报。《中国贸易报·电子版》的发行，引起了国内外新闻界的广泛关注，报道者众多，仿效者也不少，这年年底，中国尝试上网的报刊大约有七八家。
1996年，中国电子报刊的发展呈强劲势头，许多新闻机构的负责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新年伊始，1月2日，《广州日报》电子版通过新加坡报业控购的服务主站“亚洲一号站”进入互联网络，同日，《中国证券报·电子版》在网上正式发行；1月13日，《人民日报》宣布，其综合数据库国际平台经过3个月的调试，已开始正常运行，可以将当日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市场报》的全文及部分图片送入互联网络。1996年年底，有30多家报纸在互联网络上发行电子版。
中国杂志也有20余家在这年发行了电子版。
除了近60家现有纸质报刊在网上发行电子版外，专门在网上创办出版的电子刊物也新增加了一家，就是北京大学非线性科学中心创办的《非线性科学与数值模式通讯》，这是中国第一家进入互联网络的英语学术刊物。
从1995年10月到1996年年底的情况看，互联网络新闻传播在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不慢的。
然而，1997年的情况就不令人乐观了。据“97全国电子报刊经营与发展趋势研讨会”上传来的信息，“与会者深深感到目前中国报刊在因特网上的地盘还很小，声音还很微弱”。会议“纪实”说，会议组织者会前在网上搜寻检索，上网报刊目前有60多家。
这就是说，1997年上网报刊数基本没有增加，并且在1996年上网热潮中为赶浪潮盲目上网的报刊，“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从整体上看，发展水平提升较慢，不少上网报刊处于维持状态”。上网报刊不仅数量少（占纸质报刊总数不到1％），而且质量差，调阅人次数低，产生的影响弱。
从理论上讲，现在的互联网络、今后的信息高速公路是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介，是一种目前看来最理想的大众传播媒介；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上看，互联网络运用于大众传播领域后，其强大的功能和巨大影响在迅速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为什么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中国成为有问题的问题了呢？笔者认为，除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难题外，还有一个观念方面的难题，那就是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头脑中淀积的与互联网络传播特征格格不入的传统的传播观念。要在中国发展互联网络新闻传播业，必须营造一个现代意识的社会环境。在营造现代意识社会环境方面，至少应实行两个转换：由控制本位向自由本位的转换，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换。
二
政府对互联网络新闻传播业的管理应由控制本位转换为自由本位。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世界各国对于新闻传播业的管理不外乎是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控制为本位进行管理，一种是以自由为本位进行管理。这两种管理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1）是为了把新闻传播媒介控制在管理者手中，使之成为得心应手的舆论工具而进行管理，还是为了让新闻传播媒介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独立发展，使之成为社会的舆论监督、信息传播机构而进行管理——这是管理目的方面的区别；（2）无论是运用法律、政策或是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是只有约束机制，而没有激励机制，或者约束机制大大多于激励机制，还是相反——这是管理过程的区别；（3）管理对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构成一种矛盾性制约，还是构成一种一致性制约——这是管理结果的区别。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中国对新闻传播业的管理历来都是以控制为本位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最早有报纸的国家。从唐代开元年间起，政府就发行官报；从宋代开始出现一种民间发行的非法“小报”；明代末期又有合法《京报》之刊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不仅对非法民报严加禁止，就是对朝廷官报、合法民报也是严格控制。他们既要利用报纸来宣达皇权，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又害怕报纸的发行面拓宽，百姓知道的信息太多，对他们的统治不利，因此，历朝统治者都是对报纸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控制性管理。中国的古代报纸就是在这种需要和限制的双重作用下，发展十分缓慢。
对待清末出现的近代报刊，清政府给予了更为严酷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以控制为本位的专门法的出台：1906年7月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以及与之并行的《报章应守规则》9条、1907年制颁《报馆暂行条规》10条、1908年3月颁布《大清报律》等。这些对言论出版的专门法虽然是在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之后制定的，但是其目的决不是保护言论出版自由，而是加强对刚刚勃兴起来的近代新闻传播业的控制。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在“统一政府未立，民国国会未开’，《临时约法》尚未颁布，其他法规也大多没有制定，对于民国是否需要单独制颁报律，立法机构尚未决议的情况下，就由内务部的几个官员匆匆忙忙地颁布了一个所谓《暂行报律》，欲以此来约束全国报界。这个《暂行报律》虽然在一周后就被孙中山先生否决了，但是，它暴露了临时政府的某些人“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的不良居心。
袁世凯篡夺中华民国总统宝座后，更是明目张胆地沿袭清廷老谱，摧残新闻出版业，钳制言论出版自由，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旧军阀俨然是皇帝，对新闻传播业的摧残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稍不如意，就封报捉人，甚至杀头，封建专制的野蛮和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党公开宣布“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在新闻宣传方面，则提出“党化新闻界”和“以党治报”的指导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国民党一方面加强本党新闻宣传机构的建设，一方面在全国实行“新闻统制”。所谓“新闻统制”，就是以“党化新闻界”、“以党治报”为出发点，制颁各种新闻出版的法令、条例，根据这些法令和条例建立各种新闻检查制度和各种新闻检查机构，对新闻传播业进行严格的控制，“新闻统制”也就是“新闻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