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我举个例子，家电企业十年以前有很多，现在不超过十家，大的有海尔、长虹、海信等等，还有一些国外品牌，利润已经很微薄了。家电业是打拼出来的，谁的成本低，谁的营销能力强，谁的产品具有创新性，谁就赢得市场。在中国市场上，长虹、海尔、海信不惧怕国外企业，它们历经磨练，有这种能力了。
那么，电视有这个能力吗？现在，电视市场的秩序很混乱，且不谈历史原因，只谈目前电视市场、电视行业的状况，我们应该改变什么，才能发展得更好？如果我们聚焦一个台内部、一个频道，电视界管理水平之低，会让所有人吃惊。现在谈管理，都是就管理谈管理，而不是从一个频道和台发展的角度进行管理设计。电视在延续行政架构的管理体系，电视人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做管理者。但是，任何一个比较成熟的行业或企业，肯定是管理和业务两条渠道并行。原来，电视台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大多数人有编制，但现在有很多人是企聘身份。那么，在这个台工作十年，和新来的有什么不同？不走管理体系，走业务序列，我最好的状态能到什么程度？目前是看不见的。我1985年到中央电视台时全台一千多人，现在达到八九千人。这部分人未来的发展问题如何解决？解决不了发展问题，就会影响：谁进来？谁留下来？留下来的是否全力干？再说薪酬，公务员有很完整的薪酬体系，但我们这儿没有，更没有激励薪酬设计。
靳：我对电视市场化进程是这样理解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一定会到来。比如韩流，2005年韩国《大长今》热播后，我们的受众处于心理开放的状况，这个时候韩剧的美誉度和韩国产品进行品牌置换，把韩国许多产品带动起来。1997年之后，韩国产品销售能够迅速恢复和崛起，主要依赖于娱乐经济。这个经验可以用到中国，向海外输出，但是我们的电视节目总是单一宣传，教训海外观众。如果我们能把中国丰厚的文化遗产，盘点成现代的传播娱乐题材，然后交流到国际传播市场，让外国观众用我们的方式思考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发挥电视的文化影响力。
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没有搭建这个娱乐经济板块，海外娱乐经济或迟或早进来之后，即使它进来的方式不在你控制的领域，比如办广告公司，比如用你的节目资源进行动画设计和拍摄，用你的资源进行国际化运营，事实上都是在切割你的市场。
梁：这也正是我对目前中国电视市场的忧虑所在。
从国家媒体安全来说，这个状况必须解决。现在全国在广电总局备案的频道大概是1100多个。电视广告大概300亿人民币，不到40亿美元，1100多个频道分40亿美元，而美国一个综合频道一年就是50亿美金。这种状况，先别说“走出去”，如果国外媒体进来，我们能守得住吗？中央电视台2007年1月1日把四套一拆为三，即中文国际北美频道、中文国际欧洲频道、中文国际亚洲频道。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2006年差不多90亿人民币，大约10亿多美金，把成本扣除，还有多少钱用于“走出去”？一个大国，媒体安全很重要。全行业300亿人民币，这个门槛很低，如果这个行业开放，外资可以进来，那么如何保证国家的媒体安全？一旦机制变化之后，一旦打开大门，按照目前中国电视的发展状况，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靳：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当然涉及国家安全，这是很重要的思考。但是另外一方面，比如广播电视这个行业，外来进入能否取代自身的东西？我觉得现阶段的这种体制和机制，制约了电视的多种运营模式。单一的赢利模式，使电视不能进入别的领域，别的领域也无门可入。
胡：把中国电视置于国家和世界大的趋势当中，我们才能从宏观层面，从战略高度考察中国电视。关起门来，中国电视曾经很骄傲，90年代增长速度很快，但这毕竟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最近几年，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体制、机制、管理水准、市场化运作的各个环节，令人担忧。如果以前我们是“居安思危”，今天已经是“居危思安”，在比较危险的境况下必须寻找获得安全的对策。
梁：我的第二担忧是行业安全。刚才谈的300亿的电视收入，还不是利润，中国移动一家2005年营业额收入是2500多个亿，利润将近500个亿，移动、联通、网通、电信正在进入电视，而且中国移动已经花十几亿港币买了凤凰卫视股份。他们为什么买凤凰卫视？因为旅游卫视也好，青海卫视也好，股权扯不清楚，无从下手购买。
靳：中国移动要进入中国电视行业，我觉得这是分久必合的事情，合完之后没有关系，还是电视事业。中国移动资本入股电视，电视还是电视，只是我们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而已。
梁：其实，我们并不在乎中国移动是不是进来，我们在意的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个行业做好而导致别人进来，你就没有地位、没有荣誉、没有尊严，没有实现职业理想的途径了，这将是电视从业者的悲哀。谈到行业安全，我想要表达的是，在这个行业变革的时候扪心自问一下：你做到这个行业应该做到的程度了吗？
靳：资本的本质就是权利，如果说我们这个行业做大了，也可以投资别的行业，民商法法律基础是这样的。
梁：电视是可以投资别的行业，但是你如何盘点目前的资源？这和每个人在这个行业的地位密切相关。假如并购开始，我并购县级台和市级台成本不一样，因为整个管理价值不一样，同样都是一拨人，换一个管理方式，价值不一样。但是，电视行业以目前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水准、业务水准，一旦产生并购，卖不出那么多钱。比如，电视这个行业目前300亿，做到3000亿，每个人的价值是多少？现在做30亿，你是什么价值？
我所说的行业安全和行业尊严就在这儿，其本质并不是谁并购谁。当电视并购电信的时候，肯定是电视行业的一种新的爆发，反之就是人家电信行业的一种爆发。虽然对于行业的发展可能结果都一样，但是对于在各自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其结果就判若云泥了。由此带来的人员安全也是一个问题，相当一部分电视人会失业，因为没有做好，而你原本可以做好。
胡：电视行业目前没有退出机制，办成什么样也不退出。进不去，出不来，这么多频道，市场又如此混乱，必然导致恶性竞争，一旦恶性竞争，收视率唯一、克隆、低俗化等问题都来了。
梁：媒体有责任，要和国家发展同步，如何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现在这个状况，行业怎么能做大？有限的资金全部分散，恶性竞争导致行业内耗。现在中国的电视改革，五花八门，从称呼就可见一斑，见面有叫老总的，有叫董事长、台长、道长的，很混乱。
电视行业的问题还在于，对于破坏行业规则扰乱行业秩序者，想“清理门户”也清理不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将政府疏导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但是一到现实中执行就困难了。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疏导的作用有限，而市场规则又很难通过拆分、并购、破产等力量清理电视门户，因此简单克隆、恶性竞争、透支运作等手段一哄而上。电视剧，你播一集，我播两集，他播三集，但是电视剧多集连播既不会增加频道品牌价值，也不会带来广告效益，因为广告投放有一个频次问题，比如本应二个月播完的电视剧，你一天播完了，怎么投广告？电视剧一天三集的编排方式是恶性竞争，基本上是份额崇拜，份额起来了，但对频道品质没有任何效果，为什么？电视剧不具备影响力，播完就完了，它不是核心竞争力所在。
靳：电视行业受体制和机制双重制约。出现这些市场弊端的本质原因是电视行业建设一直是与行政建制同步的，在前些年出现那么多不同级别的台而且市场定位一刀切，属于行业行政行为，现在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却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这就会产生许多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制约。我不认为国内行业外资金会在短期内进入电视行业并控制中国的电视行业，如果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电视行业还是电视行业，不同的是电视行业和资本联系更加紧密，电视行业不再孤立，电视行业可以与其他行业进行资源置换。问题是，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机制，对于外来资本来说，它们觊觎中国电视行业已久，由于中国电视行业运营的单一性使得海外资本进入相当困难，在客观上中国电视行业依然没有外资的直接介入。海外电视机构擅长的不仅仅是节目制作和广告运营，它们更擅长我们电视行业不了解的事情：如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等。目前的体制和机制制约着中国电视市场的发育，在现阶段可能是件好事，但从长远利益来看，市场规则的确立意义重大且势不可挡。我们要采取的态度应当是稳妥而积极，在对传播内容进行有效控制的基础上推动市场化进程，这样我们才可以逐步成长，使我们的电视行业与国家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相匹配。
电视新闻·动画·纪录片
·新闻最重要的是责任，新闻不谈责任，中国电视还有前途吗
·中国整体的新闻传播是滞后的，新闻的“新鲜度”很重要，和时间因素没有必然的联系
·民生新闻不仅仅是卖资讯、知情权，其核心价值是态度
·动画与纪录片，需要国家政策扶持，不能简单地把收视率体系套用过去，它们有不同的赢利模式
胡：刚才我们涉及到的电视行业安全问题，是电视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2006年许多问题暴露得比较明显了，实际上这是由行业无序竞争延伸出来的，所以2006年关注电视发展的业界和学界都在探究管理之道，但目前似乎都没有明确的或者公认的解决之道，也就是说“目标虽有，途径却无”。我们还是关注一下电视内容生产方面的动态。新闻改革，永远是电视媒体关注的话题，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新闻？看起来这是个最基本的问题，好像已经不需要论证，但事实上每一次追问都能促使我们的从业者进行新的思考。
梁：首先，新闻配置必须合理，不能缺失，新闻要把社会和时代同步报道出来，我一直说：当一个人到中国来，他看中国新闻一个月，他应该能够了解中国是什么样，因为新闻和现实是最贴近的。他看一个月，看不出中国是什么样，新闻就出了问题。再就是新闻传播方式问题，我提了一个口号：有效传播策略。电视要用电视的方式进行传播，比如电视新闻中出现统计数据，有什么用？数字是给专家和研究人员看的，对观众没有太大意义。再就是品牌传播，比如主持人播报，把品牌主持人放那儿和一般主持人放那儿就是不一样。
胡：2005年有许多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连宋大陆行、神舟飞天等等，但是2006年相对比较平稳，重大事件较少，常态新闻多，这个时候新闻如何报道的问题更明显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梁：2006年所有从事新闻类节目制作的人员都在影响力和收视率之间探求新路。影响力和收视率不是一回事，影响力是主打。影响谁？《中国新闻周刊》的广告词很好，“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有些新闻收视率低也要做，因为有影响力，比如《直通“两会”》，中央电视台不做谁做？我说，“两会”不是“两会”代表的“两会”，而是全国人民的“两会”。“两会”代表是带着民意来的，所以我们请一些省委书记、省长和普通百姓做对话，崔永元做主持人，没有姿态，效果很好。小崔《我的长征》收视率低，做吗？做，因为这是中国主旋律宣传的一个创意方式，别人是在书本里、电视上看长征，我们是触摸长征，无数感人的故事发生在《我的长征》里。当地老百姓像欢迎红军一样欢迎《我的长征》剧组，这些东西给观众看，可能收视率没有那么高，但是能够以实际行动影响一部分人。
第二，在影响力的基础上，努力把收视率做高。这就要忍得住寂寞，中国电视经过多年的风光，浴火重生的日子到了。向上，你如何对接好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比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等；向下如何和老百姓真正贴合在一起，报道老百姓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新闻最重要的是责任，新闻不谈责任，中国电视还有前途吗？
靳：我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的整体水平是滞后的，表现在什么地方？传统新闻观把新闻的核心价值定位在“新近发生”，其实新发现、新感受、新理解、新角度全部都是新闻的核心传播价值。当我们只强调“新近发生”的时候，我们只会抢着报道新闻，但是现在真正的新闻价值在于“延宕性”，在于新闻发生以后，能够在多长时间内吸引受众持续关注。所以，我认为新闻的“新鲜度”很重要，“新近发生”不重要，所以我把新闻定义为：大众关注和能引起大众关注的事件的报道。新闻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因素没有必然的联系。知情权的满足、对一个事件的理解、传播的情绪都可以作为新闻的传播范畴，我们的新闻理念要更新，才能和国际强势传媒机构接轨与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