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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重启·广院有多远(3)

02.定福庄的早春

如果把1977年高考比喻成一列晚点多时的列车,将大学录取通知书比喻成车票,有幸拿到票,并且能够登上这班车的乘客,一定是不辞辛劳的早行人和守候者。

如同在不同地点和时刻上车的旅客,77摄影班的31位同学从中国的23个省市奔向北京东郊的同一个目的地——定福庄,北京广播学院所在地。

这是1978年3月,北京的早春季节。

老校门

1978年3月6日,惊蛰刚过,周五一就从昆明动身,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终于从千里之外的边城来到了北京。尽管如此漫长,在77摄影班的新生中,周五一的旅途还算不上最远。当时,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火车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之间,车速比较慢,王政买的又是硬座,经过80多个小时硬板凳的煎熬,新疆学生王政就这样颠簸一路到了北京。

王政:到了北京以后已经晚点,学校的接送车已经没有了,我下了火车以后,就和我的同学刘新荣遇到一起了。下车以后就问,你是哪个学校的?结果一问正是同班的新疆同学,还有一个同学是播音班的,叫马玉坤,所以三个人就在火车站住了一晚上。

和周五一、王政相比,来自南方沿海广东的仇绍强运气好一些,从广州乘坐特快北上,38个小时后到达北京。在那时候,特快已经是仇绍强能坐的最快的交通工具了。广西壮族小伙黄著诚已经不记得自己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只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第一次到首都北京。

黄著诚:虽然年轻时有过一年在南宁当工人的经历,但上大学以前从未出过远门,甚至连火车都没坐过。若不是恢复高考,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够来到北京,并且和母校结缘。

和母校的初接触,从对校门的初印象开始。在杭州学生俞建成的第一印象中,1978年,北京的初春,北京广播学院的初春,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蓬首垢面。学校接新生的校车到火车站来接新生,笑容自然热情,但那场景却很不配合,满眼望去,车站的广场被斑斑点点移动的蓝黑色填充着,并且还与那灰茫茫的天色互相挤兑,似乎在争辩,谁更惨淡。驶往学校的路上,眼见,墙是灰黄色的,路是灰黄色的,高高耸立的白杨也是灰黄色的,白杨的树叶永远是耷拉着脑袋,任凭风沙扑打,毫无怨言。印象更深的,还是学校的校门,车渐渐驶近,印入眼帘那校门,不是黑色铸铁的那种欧式,也不是牌坊式的中式,与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俞建成:78年,北广的校门是用直径大约4—5公分的钢管焊接而成的长方形钢管门,上方是半弧形,主色调是油漆漆成的暗红色,又有点斑驳陆离,如果一旁没有那块校牌指点,你说是哪里都可以,具有使用价值,而没有灵魂。

校门是一所学校历史文化的展现,对广院有着很高期望值的俞建成通过校门的外表解读着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校门,也许联想到了毁掉的圆明园,透着西式建筑之风;北京大学校门,纯粹的传统建筑,简直就像颐和园的一个牌坊,向世人传递一个讯息:“我就是中国教育界的皇宫!”复旦大学校门,曾经也想复古,但抵不过京邦的原味,只好西化;东北大学校门,受俄式建筑影响,厚重;哈佛大学校门,不求规模,注意艺术细节;牛津大学为了体现海纳百川的教学理念,所以不设校门。而北广的校门,准确的描绘是令人熟视无睹。高考之前,俞建成是杭州一家建筑材料工厂的混凝土工人,天天走进走出的是工厂大门,而如今第一次迈入大学的校门,因为那扇门的似曾相识,竟也觉得如此的自然。生平第一次踏入北京,踏入北广,从兴奋的期待,瞬间落入平常。从校门复又踏进校园,广院的面积堪称袖珍,广东学生王小幸对于母校的第一印象就是“小”,校园还没有自己的中学校园大。

广院所在的定福庄位于京城偏僻的东郊,那时的定福庄是真正的村庄,出北京站沿东行,再出了二环建国门之后,立马风景大变,通往广院的道路两旁树木很高,周围都是乡村田野。土气的周边环境、简陋的校门、局促的校园让学子们少了些兴奋,但他们不知晓的是,这所1959年挂牌的中国唯一的广播电视高等学校几乎比他们所有人都年轻。从建校时起,广院一直以位于定福庄东街的西门为主校门,因为门口较窄,很多车开进校门的时候可谓是“挤”着进来,进进出出的班车被戏称为“考茨基”(考司机)。但广院的风范与个性就在于此,正是从这所小小的校园里走出了众多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大专家、开创者和奠基人。和其他高校一样,广院在“文革”中也未能免于政治风暴的侵袭,校园被工厂占用,教室变成了车间,运动场变成了堆料场,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和课桌课椅荡然无存。70年代末,当广院和“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相遇的时候,它正经历着白手起家的二次创业阶段。外表不那么光鲜的母校其实就好像历经浩劫之后的中国,期待着和它的师生来一次热烈的拥抱,彼此鼓励,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余义宁:回头看那个冬天,能够记起的细节十分有限,但是有一道门,却牢牢地钉在了我的记忆深处,那是广院的大门。为什么很多细节我都记不起来,却对一道门的记忆如此清晰?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最近,当我有机会静下心,重新梳理自己的轨迹,我才突然明白,那个影像不仅仅是广院的大门,它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道门。是的,在1977年,高考恢复,大学校门重新打开,虽然还处在将开未开的阶段,但是对于我来说,也已经足够了。

从一个激荡的动乱时代跋涉而来,他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各自生命的一个舒缓的出口。

老大哥

矫广礼老师是钟大年进入广院认识的第一个人。3月10日入学报到那天,钟大年一早来到学校,矫老师对他说:“你去接待新生吧。”没有任何交待,好像钟大年就不是新生,天经地义知道应该怎么做。其实,矫老师对于钟大年的信任是有道理的,作为一名插队陕北九年的北京知青,钟大年参加高考时已是工作过数年的公社干部。

人际之间不经意的一次巧遇,往往由此建立起某种特定关系,并为今后的人生之路带来意想不到的机缘和变化。

1978年3月,来自甘肃的乔保平由北京站乘坐学校接站的大轿车抵达广院门口,正巧被参加迎新工作的钟大年热情接下车来,两人结对各提一头抬着每位新生报到必带的大体积铺盖卷,朝着紧临校门的宿舍楼走去。

“老师您贵姓?”乔保平误以为他是年轻教师。

“我不是老师,我也是新生。因为家在北京,被学校通知提前到校帮忙迎接新生。”钟大年连忙解释。

“啊,你是哪个专业?”

“我是77级摄影班。”

“我也是这个班,”说话间,两人很快便走到了宿舍楼口。

“你去哪间宿舍?”

“哪间有空就去哪儿。”

“我那间就我一人,就去我那间吧。”……

就这样,钟大年成了乔保平踏进广院校门遇到并结识的第一位同学,而且住进了同一间学生宿舍,成为四年朝夕相处的“大学同窗”。俩人都曾有过知青和工作的经历,是同宿舍五人中的两个“烟民”,加之其他的一些相近因素,后来两人自然成了交往融洽、相处默契的好友。

有趣的是,在当天报到的同学中,山东的韩国强竟然将钟大年误认为学校的“老校工”。

韩国强:入学报到那天,我一进校门,就遇到了一位“老校工”。他身着黑棉袄,脖上扎着一条灰围巾,略显沧桑的脸上挂着微笑:“七七摄的吗?”我忙说:“是。”他赶忙接过行李就带我来到宿舍。“你住上铺还是下铺?”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我的同学——钟大年。

听到新来的同学有半数见自己先叫“老师”,这时钟大年才认真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形象:灰衣灰裤,满脸沧桑,实在不像个新学生。于是,一笑憨然。

怀着对学校生活强烈的渴望,马国力由自己的老师,清华大学摄影组组长郑永泽专门驾驶着一辆三轮摩托车送到了广院,郑老师还专门送给了马国力一件皮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两人终于到达了广院的门前。当马国力拍打着身上的“老羊毛”时,走过来两个人,热情地帮助他拿起了行李,并送他到了自己的宿舍。马国力连声说着“谢谢!”他们只是含含糊糊地答应着,马国力心中就一直在想:他们到底是学生还是老师啊?当晚才知道,他们是自己的同学,其实只比自己早几个小时到校。

为了让新同学们早日感受到广院的温暖,学校不仅组织了校车到车站迎接,早到的同学们又自发组织起来,亲自到车站迎接自己的同学。在温暖情意的氛围里,刚刚到校的马国力积极加入到了迎接新同学的队伍中。

周五一: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坐了三天火车的我从车站出来,短短的路程,已冻得我双脚麻木,第一次领教了北方冬天的滋味。很快让人感到温暖的是,当时学校居然派了汽车来接站,而且还有先到校的同学前来帮忙。记得挤在车上一同入校的同班同学是厦门来的温化平,而来接站的是后来很有名气的老哥马国力。他俩成了最早认识的同班同学。

河北鲁伟同学的亮相独具个性。作为一名“生下来就挨饿,上学没有课,毕业就下乡”的插队下乡知识青年,鲁伟在广阔天地里修炼成了一副“身体健壮、头脑简单、生猛无忌”的麻辣范儿。为了保护好远离家乡的自己,他挑起扁担,带上被褥、脸盆、网兜之类就第一次进了京。之所以带根扁担,目的就是为了防身,谁若敢惹事,鲁伟同学会毫不犹豫抄起扁担朝他抡过去……挑着根扁担站在北京站前,他才感觉自己用力过猛了。不过他很快在北京广播学院新生接待站附近发现了一个同类项,原来是同车来的河北另外一名新生严翔,是学播音的,他的行李是两个大包袱,中间系着,前后像褡裢似地背个大包袱,狼狈样子比自己好看不到哪去,于是,鲁伟同学一下子释然了……

到校早了一两天,鲁帅哥就被通知到西校门迎接新生,帮人家拿行李。接了很多人,唯独记住了一个人的面孔,后来知道她的名字叫杜宪。看到她第一眼的印象是,身着小翻领蓝布褂上衣,梳着运动头发型,朴朴素素、清清爽爽。心想天下还有长得如此标致的女孩儿,这在我们大队乃至全公社也找不出一个来。再后来,帅哥的眼光被得到验证,她的面孔和形象果然让全国人民都看着舒坦、顺眼。

随着报到阶段进入最后尾声,77摄影班的同学终于全部到位:29位男生,2位女生。同学来自四面八方,光北京的生源就有7名,浙江、福建和新疆分别有两名,其余省份只有一人。31个同学,来自23个省市,轨迹连起来,几乎是整个中国,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几乎每个人的嘴里都有一种方言。班里藏龙卧虎,光是中共党员就近半数。最大的岑传理28岁,最小的王小幸18岁,全班1954年之前出生的有岑传理、任金州、钟大年、柳春江、马国力、周五一、叶青醇、段晓明和李讯,他们堪称77摄影班中的“老大哥”级人物。

任金州上大学前就已经有十年工龄,刚入学,就被系里指定为班长。原来,广院面试伊始,在系领导矫广礼的安排下,北京的招考老师就特别留意从考生中选拔班干部,选拔标准是政治好,有能力,专业也不错,文化成绩过关。当来自北京电影机械厂的团委书记任金州出现在面试现场的时候,叶家铮老师立刻认定了他就是班长的最好人选。

任金州:我是工厂团委副书记,工作十年,入党七年,老党员了,照片分析的好,又爱摄影,文化考试又过关,这些条件让老师们很满意。在复试现场,除了专业问题,叶家铮老师还问了我许多专业之外的问题,例如,在厂里具体负责什么工作?管理多少人?工作状态怎么样?我回答完之后,他告诉我,挺好,如果你能被录取你是否考虑当个班长。

正式入了学,任金州的职务除了班长,还兼任党支部书记。岑传理入学后,班主任白老师找他谈话,让他在班长和支部书记两个职务之间选择一个,任金州经过权衡,本着“远离政治”的原则,选择了“班长”,再经过党员会的举手表决,岑传理当选了支部书记。就这样,77摄影班拥有了一个内定的班长和选举产生的书记,钟大年担任副班长,马国力担任学习委员,柳春江担任生活委员,周五一担任文体委员,班委会正式宣告成立(大三后两年,乔保平、徐佳伦分别接任生活委员和文体委员)。

刘建新:在班里,我只是中间年龄段的,任金州、钟大年、马国力,他们真的像老大哥一样,照顾和帮助我们这些年龄稍小的同学。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叫任金州班长。说句老实话,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也是部队子弟,我也是部队子弟,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共同点。

因为同班同学存在着从18岁到28岁的年龄跨度,所以班里会出现非常特殊的情况,甚至刘建新同学和叶青醇同学还有着“辈分”之说。

叶青醇:现河南电视台总编辑刘建新比我小不了几岁,却比我小一辈儿,呵呵。我们有一次聊天说起他爷爷刘其仁(原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少将),我很开心地告诉他以后叫我“叔叔”了。他很惊讶问为什么?我说刘其仁的小儿子刘海虹是我小学同学。

不仅仅是年龄元素,更有因地域和阅历等等差异而形成了心理上的互相比照,也就是在这样的比照中,77摄影班的同学们认识着彼此,阅读着社会。

王政:到校入班,我被分配与任金州、刘建新、程鹤鹤、张旭奎、李迅同一间宿舍,开始了朝夕相处的生活。在同学们办理手续的过程中,我发现全班31同学中,竟有13人是中共党员,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差距和不足。再则,由于在新疆的生活和学习中,书籍读得较少,信息又匮乏。因此,在认知社会、分析问题中显得孤陋寡闻,更感自己才疏学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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