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传统文化的不同，同处儒家文化圈的韩国、新加坡、台湾对新闻的监督功能比之拉美对当下中国更具借鉴意义。这三者在经济腾飞之前，都有着相似的媒体管制经验，即国家政权高度集权下主导的经济改革。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定时期内，集权主义有利于经济的超常发展，德国、日本、法国、俄国在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过，集权主义使得政治经济关系变得扭曲，要么容易发生革命，要么走向战争而导致现代化中断。韩、新，以及德、日、法、俄为前车之鉴，采取的是相似的威权主义现代化方式。为启动经济腾飞，韩国的朴正熙是军人执政，用高压政策压服社会改革初期交错的利益冲突；新加坡则是李光耀的强人政治加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混合来构成威权政体，为取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舆论一律”营造蓬勃向上、对未来利益无限憧憬的社会共识，此间新闻媒体的监督公权行为受到极力弹压。韩国曾有多名记者因触犯政府而被判死刑，台湾的“美丽岛事件”虽不是因监督公权直接导致的媒体与政府冲突，但也可是触怒执政者而被迫害的实证，当时的新闻空间可见一斑。
历史毕竟有其不受个体控制的规律一面。韩国经济虽取得“汉江奇迹”，但人民却长期生活在社会性腐败制造的痛苦之中。由于高层政府首脑贪赃枉法，导致中下级官员纷纷仿效，在日常生活中，装有手续费、加急费、礼金等的小包成了生活必需品，贿赂和回扣成为民众办事所必须的“敲门砖”，红包文化泛滥，黑金政治当道，特权经济盛行，贪污贿赂成风。最终造成经济资源严重错置，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出现了“韩国病”这一流行腐败综合症，韩国也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得到“腐败、舞弊的罪恶王国”这一恶名。高度腐败最终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在1992年年度报告中把韩国从“四小龙”队列中剔除出去，韩国开始品尝“拔苗助长”的代价。
1996年8月26日，韩国痛下决心，进行了引起世界瞩目的“世纪审判”，以两位前总统受到严正制裁而告落幕，也标志着自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等近半个世纪的军人政权之后，顺利步入了现代民主时代。其间，韩国的新闻功能也随之健全，自上世纪80年代末，韩国国会通过废除《言论基本法》，制订《关于定期刊物登记等法律》，修改《广播法》、《韩国广播公司法》等。90年代后，韩国政府对报纸的管理，由直接的政府干预行为逐步向法制化方向过渡。新闻法规条例方面，韩国《宪法》第21条有“所有国民拥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原则性规定，《关于定期刊物登记等的法律》、《广播法》、《韩国广播广告公司法》、《广播文化振兴会法》、《综合有线广播法》、《关于出版社和印刷厂登记的法律》、《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也纷纷出台。与此同时，大众传播业的自我管理也不断成熟，有关新闻自律的规定有《新闻伦理纲领》、《新闻伦理实践纲要》等。众多的法规对媒介运作的各个事项作了更详细、具体的规定，保证了韩国政治系统转轨下新闻现代功能的顺利扩张，并为今后国家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权力制衡环境。
新加坡也有相似的历史轨迹。新加坡在李光耀退入幕后之后，由吴作栋逐步采取柔和态度，及至李显龙接任，他认为由于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民主意识较之先前有了很大提高，经济也有了雄厚基础，应该扩大媒体的社会参与空间。
总结威权主义政体的转型特征：
第一，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政治转型的原动力。第二，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提升了他们的权利意识，要求政治表达的机会；第三，市场经济本身培养公民自立、多元化和宽容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因体制转型而带来代价和阵痛。第四，政治上层的改革愿望和政治意识符合了社会心理和政治诉求的变化。这样，在公民的推动下，在政治上层的引导下，政治完成了平稳转型。
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规划都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地点才能发挥好的作用。对新闻监督权力功能以更独立的地位、更主动的姿态介入社会生活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担心，并非是空穴来风。尽管从一种角度看来，揭露官员腐败的新闻并非就是所谓的“负面新闻”，真正的负面新闻是在揭露之后有关部门处理方式让公众失望的新闻。只要处理公正、及时，反而更可能彰显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为中央政府树立权威加分。但由于实际中存在的不稳固的社会心理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百年国耻和惨痛历史教训的大国来说，任何一个稍具责任心的中国人，都会对有可能导致全局性危险的尝试在心理上慎之又慎。因此，并不能认定因为新闻监督公权的正效作用而忽视有可能引发的整体性危机。
这就引出新的需要探讨问题：从全局看，目前中国是否采取的是威权发展模式，并且现在是像韩国那样到了合适的转轨时机。这将直接关系到新闻改革启动时机和展开速度。这个问题背后的意义在于，新闻监督权力功能的重新定位和相关探讨，对新闻改革将具有深远影响：首先这可能是目前最可能实现改革的突破口，毕竟这项功能具有最可理解的合理性；其次，如果因此而实现了新闻的重新定位，将为其后更深层面的新闻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铺路。
3.1.4当代中国威权体制的转轨与新闻监督权力功能的规制
中国对于现代化的道路探索由来已久。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界、思想界就出现了三次争论：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君主救国论”和孙中山的“共和制”间的论争；第二次是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之争；第三次是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和艾思奇、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的争论。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之下，论战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将论战推向高潮，中国也因民族主义情绪一次次选择集权模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巩固政权、改造社会、肃清思想等多种措施，确立了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集权主义现代化模式。社会生活上，将整个社会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完全控制之下，社会的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农民置于合作社之中；工人置于“单位制度”之中；知识分子则在一次次的批判和改造后，独立性日益弱化，或成为政权的依附者，或远离政治，与世无争。这种集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1958年达到顶峰，最后总爆发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损失5000亿，相当于1949～1979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6。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所以，1978年以后，追求经济成果成为重树执政权威的直接有效选择。
1988年前后，单纯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问题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论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在理论上援引亨廷顿的政治学说，在实例中则援引韩国等国家在“二战”后通过专家治国促使经济腾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民主化的发展策略，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能在集权下才可以加速发展，因此中国需要政府的权威和集权。反对新权威主义的（称为“民主派”），认为中国改革遇见的财政困难、通货膨胀等许多问题是政治改革中必然的。出现这些问题正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负面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改变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下推动经济发展。这场争论在1989年之后逐渐衰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再次交锋。
目前学界基本可以接受的判断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已经完成了从集权主义向新权威主义执政理念的转变：政治上，政府控制公共领域（包括政权与公共舆论），但开放私人领域，允许个人经济自由，甚至一定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即所谓的“威权为体，民主为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渗透程度较深，倡导经济优先，政府在加强市场立法的同时，多用政策性规定来纠正市场不足。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否到了应该转轨的恰当时机？从时间上看，中国的改革政策仅执行了27年，只是其他相似国家和地区的一半时间。但是，因为技术进步、信息革命、民主化浪潮带来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落后已经成为公众和执政决策者的共识，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的持续暴露，尤其是公权缺乏有效监管导致的腐败问题前文已经做了概述。它们已经成为积聚社会不满、威胁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连续12年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提供的调查数据来看，“腐败”始终处在包括党政官员在内所有社会阶层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前两位，而党政官员又被除自身之外所有社会阶层认为从改革中获利最多的社会阶层。如果不能及时正视这样的社会心理，执政者的权威将沦为酿成历史悲剧的掩耳盗铃。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东亚相似的发展历程，决定了我们不得不为目前纵使有政府一贯苦心维护、却又勉为其难的权威受损而担忧。但为避免矛盾积聚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时不可收拾的境地，目前已经到了不得不赋予新闻监督功能更加独立定位的时候。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于新闻的监管主体向来是各级媒体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新闻的报道权限和时机受到严格控制。这种管理方式作为庞大“党管一切”体制的一部分，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自古希腊始的人类对自身理性的绝对崇拜。而它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实践得失，包括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国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时所能迸发出的爆发力和社会发展的功绩；以及在全球化、信息高度流通时代背景下，改革中出现贫富高度分化、社会利益出现阶层断裂、民众自主意识日渐觉醒的本土环境里，这种爆发力的必然短暂，许多独立研究都做过相应的评价，这里不再赘述。惟需指出的是，不评价实际效果如何，只是从程序正义所具有的社会认同角度出发，相对超脱的监督永远比自我监督更有说服力。
尽管现在不得不赋予新闻更加独立的监督功能，但是，如果这种改变成为现实，对腐败揭露的不加控制直至引起颠覆性的“暴民政治”，依然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担忧。是否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这需要从目前的社会阶层构成和新闻履行监督功能的具体操作加以分析。
从目前的社会阶层构成来看，自1978年以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迅速拉开，并且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加速拉大，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不多见。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上就有“均贫富”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一直很强。更为险恶的是，这种差距的根源是权力寻租而非公平竞争导致的。公认的现状是，数量庞大的工人、农民是改革后相对受益较少的阶层。反射到心理层面，这两个群体呈现出社会学家默顿（R.Merton）称之为“相对剥夺感”的心理积聚，即与巧取豪夺的政府、国企官僚腐败收益相比，产生失落与愤懑。因此，腐败的大量揭露必然能极大满足这部分人的心理期望，受到欢迎和拥护。
另一方面，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虽然还是“金字塔”型，而非中间阶层占社会主体的“纺锤型”。不过，已有的社会学调查表明，中国正在兴起一个数量不容忽视的中产阶层社会学者刘玉能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又称中产阶层或中间阶级，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并非指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关系意义上的阶级，而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可以整理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认同指标有如下几项：（1）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2）职业的工作及劳动方式；（3）职业权力；（4）收入及财富水平；（5）就业能力；（6）消费及生活方式；（7）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2001年11月对全国12个省市城市居民6193份有效问卷表明：有46.8%的人自我认同为中产阶层。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社会力量。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和。同时，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而现在正执行的一些政策，包括：解决农业人口转向现代产业的流动；通过职业结构的调整使得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普及高等教育使得多数人有可能在社会身份上进入中上层等措施，使得这个群体正在有序扩大，这无疑为新闻履行新的历史使命准备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