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新闻运作而言，尽管广电媒介与印刷媒介在各自管理机构、改革进程、商业化程度以及技术特征等等方面有种种不同，但两者在作为新闻媒介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观念上却没有不同。所以，在这个层面，以“新闻”为概括的总体解释，适用于广电新闻。
一、已有研究：不同的角度相同的指向
作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事业的面貌无可避免地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联系在一起。出于显见的原因，国内外相关研究差异显著。
以我们有限的视野，国内公开的研究成果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论述的话语策略，在现有政治权力架构内作自我的理想阐述和向理想接近的步骤设计。这一治学方式的新老学人以王中、孙旭培、陈力丹、李良荣、喻国明、刘建明等为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从经济体制转轨视角切入的研究渐次增多，如陈卫星、胡正荣、钱蔚、凌燕等，其中一些借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等理论资源；还有一派，直接借鉴公共领域、新闻专业主义等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推动当下新闻事业转型，如展江、陆晔等；另外，作为民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事业也吸引了一批其他领域学者的注意，如邓正来、贺卫方、崔卫平、许纪霖、刘军宁等，他们以政治学、法学为理论依托，以扩大现有言论空间为目的，间或有文论及。最后，一批活跃在网络上的新锐媒体人，也正在发出越来越强的声音。
大陆以外的研究要尖锐得多。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以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本体为主要资源，结合实证的调查分析，逻辑进路和研究方法更为严谨、规范，李金铨、陈怀林、陈韬文、何舟、赵月枝、黄煜、潘忠党等是其中主力；第二类辞锋锐利，但情绪化的宣泄伤害了理性探讨的说服力，如何清涟、焦国标等；第三类则是其他领域关注祖国前景的华人学者，运用经济学、政治学资源为新闻事业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如陈志武、徐贲等。虽然理论渊源、研究方法各有不同，但这三类的评判立场基本一致，即以西方理论为中心视野，对现行中国新闻事业体制持批判态度，主张以新闻自由为基本原则指导未来新闻事业转型。
以上研究均落足于对现有的新闻活动空间的争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无论国内、国外的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基本集中在“现在如何”、“应当如何”这两个层面，而对于“将会如何”鲜有系统论析。并且，国内的研究限于话语空间，即使偶有论及，也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境外研究虽无“政治正确”之虑，但又因为无法长期接近实践一线，往往是隔岸观火，亦有失察。
二、我们的角度：“长时段”视野下的新闻功能扩张考察
面对如此众多论述新闻改革的角度，我们的研究角度又该怎样选择呢？
在面对课题“广电新闻改革”这一核心命题时，我们一直在寻找切入的角度——操作性概念，即我们以什么作为“新闻改革”在现实中的分析、评价、建构的指标。我们注意到，“新闻改革”意味着人们对当下新闻在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再思考。因此，进一步展开“新闻改革研究”的课题，就需要从探析新闻的社会作用入手。
但对新闻所起到的社会作用，不同社会学科有自身视角的解释。比如，政治学视角多以建立国家、社会的二元关系为目标，从而要求新闻作为实现理性沟通可能的基础条件；法学视角多以赋予公民知情权，保障基本人权来加以要求；经济学则立足“乡俗社会”向“地球村”转换背景下，要求新闻维护市场诚信、降低交易成本、解决跨区域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新闻的社会作用”要作为操作性概念，显然会因学科取向不同造成缺乏统一体系。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传播学把其他学科对新闻社会作用的研究，是以“功能”概念为统领的，例如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在其1982年出版的《传播学概论》中作了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的概括。
而从方法论的角度，进入上世纪60年代之后，系统论取代了以笛卡儿为代表的传统方法论成为认识事物的主流。而按照一般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系统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整个世界就是系统的集合。然后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由此，我们认为新闻运作是可以作为一个与社会大系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子系统而存在的。进而，依照一般系统论的通常定义：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因此，“功能”作为概念，在学理上可以成立。
有关新闻的功能总结，传播学、新闻学界虽然也有多种提法，但基本可由告知、宣传、监督、娱乐、教育、服务、沟通等功能涵盖。更为重要的是，结合近年来反映改革呼声的文献分析，我们发现各界主要诉求集中在保证公民了解基本环境状况的告知功能、监督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权行为的监督功能、民主参与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沟通功能三项功能。其中，以SARS的公开报道为标志，以保障公民了解基本环境状况的告知功能已经取得突破。所以，在未来的改革诉求上，功能要求主要集中在监督权力本文之所以不采用更为广泛的“舆论监督”说法，是认为其在目前国内语境下，默认其权力授予者来自政府。为研究起始时的价值中立计，本文代之以授权者不带任何主体预设的“监督权力”。和民主参与两项上。至此，我们决定把这两项功能单选出来作为课题的操作性概念，进行针对性考察，以有利于集中力量发现、分析新闻改革中的核心问题。
“在进行真正有效的思考时，一个非做不可的事情，就是清理各种判断，重获一种单纯的目光，摆脱各种情感，充满好奇心并且心怀坦诚……人类历史就是它所表现出的那个样子。”当代世界史学大家、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论文中系统论证了类似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历史时间三分法”—长时段（结构）、中时段（局势）及短时段（事件），用长时段—地理时间—结构、中时段—社会时间—局势、短时段—个体时间—事件，作为“解释工具”来确定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不同程度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在长时段中才可能把握和解释历史和社会现象，而短时段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考察对象。
因此，要对监督权力和民主参与两项功能有更深刻的认识，就不应对它们作切片式断裂时空的孤立观察，而应把它们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宏观地把握。最终，我们把对新闻的监督权力、参与民主建设两项功能的成功扩张历史作为本课题开始操作性概念考察时的路径。这里所指的“成功扩张”，是指为社会各阶层、政治权力承认的制度化稳定存在，而不是偶尔发生的、被事后追惩的单兵式突进，或是特殊时期，未被权力中心认可的群体式舆论反应，这样可以减少把偶然事件当作普遍现象的误识。
综上所述，我们思考理析编的主要思路是：
秉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基本原则，把理性分析与历史事实紧密结合，并以“科学禁欲主义”的态度抑制个人主观好恶，谨守价值评判与经验分析的界限，遵循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历史观，系统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自由主义经济经典学说及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相关资源，重点考察系统观下的现代新闻事业“监督权力”、“民主参与”两项核心功能，在13～19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日本的演变，总结自由经济体系基础上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经验，并集中观照近50年来同处儒家文化圈、经济起飞后经历威权政体向现代民主体制转轨背景下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新闻事业的转型经验，最终立足当下国情和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探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这一关键变迁后对于新闻事业未来形象定位的深远影响。
因此我们在以下论述中，将首先把视线转向更远的前方，从历史中寻找监督权力、民主参与功能产生的背景，以期以时间为轴，对照社会发展和新闻功能两者发展阶段上的契合关系，反映历史上历次新闻功能扩张背后的一般性规律，建立起当前中国新闻改革在新闻发展史上的时空关系，力求俯瞰当下新闻改革的深层动因、理想建构、角力过程和最终结果。
【第一章】回放：西方国家新闻功能的演进分析
当感叹历史惊人相似时，历史的多次重复也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经验。同样，当试图廓清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历史定位时，我们有必要首先将目光转向更远的前方，以期为中国新闻功能扩张寻找可供参照的一般性规律。
回溯西方国家新闻业的前行轨迹，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经验规律：当自由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即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成为社会经济活动基础，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契约性关系成为社会内在关系，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成为基本的法制原则，出现社会成员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并有意愿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的市民社会萌芽时，新闻这两项功能——监督权力、民主参与——才具备成功扩张的必要条件。
1.1监督权力、民主参与功能成功扩张的回溯
一个国家新闻业的发展，与它所处的社会土壤密切相关。如果说自由经济是提供新闻功能扩张、生长的营养土壤，那么作为力量对比反映的社会主流思潮则是阳光，“向光性”决定了新闻这株植物的成长方向。
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内，马克思强调经济因素，韦伯强调文化因素，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但综合来看，“（有限）理性经济人”概念还是成为解释社会变革的最有力的理论起点。在社会主要阶层通过或是公共对话，或是集会示威，甚至以命相搏等各种形式的讨价还价后，稳定在大家都能接受的利益均衡点上的协议，最终成为制度。对新闻的监督权力、民主参与两项功能来说，西方国家为其提供的社会土壤就是自由经济——以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为主干——的充分发展。本节我们将对英、法、德、日、美的两项新闻功能的扩张做简略回顾，以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
1.1.1启航：“经济人”理性驱动下的新闻功能扩张以英国为例
从历史上看，新闻的诸多功能并不是从来就有。从公元2世纪罗马城中出现选录政府公报的“新闻信”，到14世纪、15世纪威尼斯、米兰等地大量出现的Cazeta公报和“手抄新闻”，再到1450年德国人戈登堡发明活版印刷技术后信息的规模流通，新闻本身的时效、相关等特性，才渐渐被社会各阶层所认知，现代新闻观念开始萌芽。
现代新闻观念首先萌生于欧洲，但这并非只是仁人志士的制度理想。如果弥尔顿等先行者所阐发的思想没有契合当时社会最迫切的利益吁求，那么这些思想显示的将仅仅是他们的想象力和道德勇气，而无法得到足够的力量支持并最终付诸现实。可见，无论思想上做出多么美妙的制度创设，如果不能建立在“人性一致”的制度必要基础上，并且与大众的利益需求形成“顺水推舟”的关系，再崇高的理想也只能沦为道德假设，注定无法得到现实的良性回应。这对今天的新闻改革探索有着同样的启示。
英国的新闻功能扩张之路，发轫时间最早，从1476年开始，但整个历程最为漫长，至1868年共392年。这为初步考察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动因和成败规律提供了较好的标本。
英国的新闻实践，其最显见的历史分野在于封建集权时代向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进化。关于两种社会形态变迁的内生动力，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了经济力量的关键性作用。与新闻相关，经济体制的影响集中反映在自然经济和自由经济对信息的不同要求上。前者自给自足，不需要社会化的市场，也就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信息交流活动；后者恰恰相反，为了使整个社会商品生产、销售、分配能够顺利进行，要求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通讯传播系统来传递各种信息。事实上，新闻自产生起，由社会上层走向民间也正得益于此。英国发达的毛呢产业，使得它和欧洲大陆国家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早在农业国时期，其农业生产与市场已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而自由经济必然要求信息的自由流动，因为原先维系自然经济的熟人社会中的“乡土诚信”，已不能对自由经济中跨地域、跨国界的财富流动保证交易双方的信息对称，必须要求新闻具有初步的监督功能，促使交易双方不敢轻易用自己的社会信用冒险，付出导致今后交易失败的巨额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