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最辉煌的失败——《党同伐异》
在《一个国家的诞生》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格里菲斯雄心勃勃地开始筹划他的下一部影片：《党同伐异》（对偏见的鞭挞和对宽容的呼唤）。《党同伐异》可以说是格里菲斯的集大成之作，他将当时电影业所能够运用的艺术与技术手段全部融合于其中，并且对整个世界影坛，甚至包括早期的中国电影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部巨制开创了电影表达思想内容、传道于世的先河。作为一位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电影制造者，格里菲斯相当自信地运用电影来传达他对“不宽容（Intolerance）”的解释。艺术家总是在有意无意地记录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与社会，或者批判或者赞颂自己所不曾经历过的远古社会和未来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党同伐异》是继《一个国家的诞生》格里菲斯遭受谴责后为自己所拍摄的一部“极为精彩的辩护词”。不管他是否真的认为可以用《党同伐异》来为自己辩护，影片都极为真切地表现了格里菲斯的观念：“党同伐异”是一个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共有的现实，人类无法逃避各个时代所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确然发生性，也无法逃避现在和未来如果没有“爱”和“宽容”，将永不停止地发生杀戮和流血的必然性，其象征意义是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
《党同伐异》可以说是格里菲斯电影艺术创作的最高峰。它不但尖锐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母题，更加提出了对这一母题进行解决和处理的方法，呼吁人类社会重回“摇篮”学习宽容，学习去爱。
电影通过四个部分（“母与法”、“基督的受难”、“巴比伦的陷落”和“圣巴戴莱教堂的屠杀”）全面地阐述了人类文明史上有关种族、宗教、阶级和政治的矛盾、冲突和杀戮。这四组看似毫不相干、互不关联的故事，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
“母与法”以当代“斯泰罗夫罢工惨案”为基础，展现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影片中的称呼）和她的爱人以及孩子的遭遇。这一现实部分的故事是整个电影的基础，平铺直叙地完成引导整个电影的作用，在结尾时候使用精彩的“一分钟营救”的表现形式。“母与法”虽然在结尾的处理上给资产阶级法律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使它显得公正、公平，但在客观上它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及阶级冲突。
“基督的受难”讲述《圣经·马可福音》的故事：门徒们并不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受难。一位伟大的救世主被交在别人的手里，而无数持不同政见的人们要杀害他，而他却能够在死后第三天复活。这就是格里菲斯选择这一段故事的原因：对异端的讨伐是人类的天性，但是爱与宽容却可以使得死人复活。“上帝啊！请原谅这些无知的人们，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耶稣基督的这句话是这一段故事的主题，即格里菲斯将这种人类伐异的天性归于人类对自身的“无知”。迈向耶路撒冷之路，耶稣基督所要去领受的是“死亡”，耶稣的门徒是为了在他死去之后继续宣扬上帝的信息而准备的。一般民众并不了解这趟“耶路撒冷死亡之旅”的真正含义。耶稣遭自己的门徒犹大出卖，被交到罗马人手里，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却在死后第三天复活。“受难与复活”才是这个部分所要讲的中心内容。这段充满宗教色彩的故事，可能是《党同伐异》中看起来最容易理解，而其真正含义却也是最难理解的一个部分。
应该说，在整个“党同伐异”的母题下，“基督的受难”这一部分所占的地位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母与法”是一根线，而这个部分则是一根穿透历史长河和人类心灵的针。至于另外那两个故事，则是线上被穿缀起来的两个贝壳。为什么说它如此重要呢？大部分的人都会将这个部分忽略过去，因为它既没有创新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的场面，只是将人尽皆知的故事（对于西方观众和熟悉他们宗教的人而言，这一段就如同中国人对“女娲补天”这一段一样，是记忆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复制在了银幕上，正是因为熟悉，才会对它视而不见。但是它所传达的“党同伐异”却尤为深刻，即人类党同伐异的原因是“无知”，这是其他三段任何一个有具体原因的故事所没有的，而被伐异者的“死亡与复活”也正是“党同伐异”没有尽头的原因。更进一步地探讨这个问题，则会进入另一个层面，即信仰。
有些电影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篇“精彩的辩护词”，那么，格里菲斯到底要辩护些什么？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的是他的上一部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所具有的那些片面的观点和政治上的偏颇。如果说格里菲斯仅仅是为了这个原因，这是不怎么能够让人信服的。这就回到了信仰的问题上。信仰，在一般意义上，还具有其他的含义：信任、忠诚和爱，等等。信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隐藏在影片深处，等待着发掘和回答。我们可以看到格里菲斯的回答是：信仰的问题是党同伐异的关键。于是就能列出下列部分：缘何信仰？信仰什么？怎样信仰？这个庞大的问题，格里菲斯希望通过影片来传达他的解释，而我们各自都将会有各自的答案需要寻找。
“巴比伦的陷落”：巴比伦（Babylon）是世界著名古城遗址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90公里处，幼发拉底河右岸，建于公元前2350多年，是与古代中国、印度、埃及齐名的人类文明发祥地。巴比伦意即“神之门”，由于地处交通要冲，“神之门”不断扩展，成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重镇。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曾是西亚最繁华的政治、经济以及商业和文化中心，这里还曾是古巴比伦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的首都。古巴比伦城垣雄伟、宫殿壮丽，充分显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建筑水平。幼发拉底河自北向南纵贯全城，城内的主要建筑埃萨吉纳大庙及所属的埃特梅兰基塔庙，高达91米，基座每边长91.4米，上有7层，每层都以不同色彩的釉砖砌成，塔顶有一座用釉砖建成、供奉玛克笃克神金像的神庙。
格里菲斯重新建造了一个古巴比伦城，实物大小，真实再现了一座宏伟的古代城市的风貌和人文生活，宫殿、拱廊，甚至城市街道都一应俱全。巴比伦的宫殿，纵深就达1600公尺，周围有70公尺的尖塔；巴比伦城墙有四层楼高，建造得与真墙一模一样，城墙顶上能容纳两辆四匹马拉的古代战车相对交错驰过。仅拍摄“巴尔泰撒尔盛宴”一个场面中就有4000群众演员之众，格里菲斯的摄影师比莱·皮尔坐在一只固定的气球上，升上高空，才能拍下全景镜头，为观众再现当时的盛大场面。
故事描写公元前一个来自山林的女孩不谙城市生活的规则，被她的兄长带到买卖妇女的集市，卖给出价者作为妻子，结果被巴比伦王贝尔沙撤所救，赠与她自由的权利。巴比伦王贝尔沙撤抵抗波斯王居鲁士的侵略，大获全胜，举国上下都在进行庆祝的宴会。但是山林女孩偶然得知大祭司勾结波斯王居鲁士攻打巴比伦王贝尔沙撤的大阴谋，由于通报不及，敌人已经攻了进来，人们只得尽力抗敌，最后仍因寡不敌众，巴比伦城陷落，无数无辜的人被战火吞没，山林女孩也因竭力保护巴比伦王贝尔沙撤而死于这场战争。这个故事所说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因而也是代表了人类社会无论是发展到哪个阶段、哪一步，不论是繁华还是荒凉，不论是高度文明还是原始蛮荒，不论是民主还是封建……都存在党同伐异。这些都不是党同伐异出现的必要或者需要条件，没有特定场合、地点、时间、人物，党同伐异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它从前一直伴随、以后也同样伴随着人类社会前行。
“圣巴戴莱教堂的屠杀（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elemy）”为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一场法国天主教暴徒对国内雨格诺派新教徒的血腥屠杀。这个故事本身就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线索就是一对年轻人，另一条线索则是策划并且实施这场屠杀的凯瑟琳·德·美第奇皇后。因此这个故事其实是由双重线索构成的，两个故事是发生在同一个时代并且相互产生因果关系的影响，也可以看做是和“党同伐异”这个影片大结构下相同的采用“平行结构”剪辑的小结构。
年轻人的线索这部分很容易明白，而皇后的故事则因为背景的复杂在理解上有一定的困难。这大致上也是一段关于“党同伐异”的故事：1571年，鲁昂3月的一个星期天，正是天主教徒游行的重要时期，40个雨格诺派的新教徒因为拒绝在圣饼前跪下被杀，胡格派和天主教徒的关系从这一事件开始恶化，吉斯派系被排斥出宫廷。而雨格诺派的海军将军科利尼在1571年9月却重新被参议院所接纳，吉斯派系由此痛恨雨格诺派。美第奇皇后安排波旁家族的继承人——纳瓦拉的亨利（雨格诺派的领袖）和她的女儿玛格丽特结婚，在表面上是为了减轻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敌意（其代表分别为波旁家族和吉斯家族），但是事实上，却是要借由婚礼，使雨格诺派最重要的人物能够聚集在一个地方，凯瑟琳计划在婚礼期间屠杀聚集在城中的雨格诺派。
8月22日，美第奇皇后指使天主教徒玛若弗去刺杀雨格诺派在巴黎的领袖、海军将军科利尼，但是没有成功，科利尼仅仅受了轻伤。于是，美第奇这位不容异己的皇后，决定说服她的儿子查理九世来帮助她完成心愿。但是，当时她的儿子查理九世和科利尼的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查理九世虽然在激动中掌掴了他的母亲，但是仍然被母亲说服了。他决定执行屠杀，而且决定进行得非常彻底，命令将所有人斩尽杀绝，因为留下活口就意味着面对报复。
先是在8月24日圣巴托洛缪日黎明前的几个小时，科利尼和其他的12个雨格诺派的领袖在巴黎被暗杀，这是只可能由高层策划的一系列的暗杀；同时这也是全面屠杀的信号，他们约定以教堂的钟声作为信号，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大屠杀。从8月24日开始，巴黎的暴徒看似自发地掀起了屠杀雨格诺派教徒的狂潮。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死于这场屠杀。过了不久，行动扩散到其他的城镇，图卢兹、波尔多、里昂、鲁昂和奥尔良都被波及。
历史学家认为这场屠杀的死难者达到了7万人。当时报道死难者的尸体堆积在河里长达数月，以至于没人敢吃河里的鱼。圣巴戴莱大屠杀不是法国宗教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屠杀，同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电影的这个部分除了描绘这场在法国历史上惨绝人寰的事件之外，大部分的功力用在了怎么样写出“党同伐异”的受害者——可能是任何一个人，最令人痛苦的是，噩运降临到无辜的人们身上。
格里菲斯在此最大限度地运用了故事的平行剪辑原则，将这四个不同的故事平行剪辑在一起，无限扩展了时间的可能性。在这里，时间被拉成横截面状而不是线性，空间则被相对化了。这种探索和对于人类社会的讨论只能够发生在电影中，可以说格里菲斯挖掘了电影潜在的艺术力量，将电影从一项大众娱乐提升到具有哲学含义的艺术形式，并且在某一方面可以超越现有的任何一门艺术种类。
《党同伐异》所具有的电影语言的特征：
1.镜头：远景和纵深大场面的描绘
在《党同伐异》中，格里菲斯发展了他在《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其他影片中对于大场面和纵深镜头的偏爱。他大量使用了远景镜头来刻画人间百态，这些镜头以纵深作为主要的拍摄方式，表现了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状况，具有非常丰富的视觉表现效果。他摆脱了全景或者远景镜头只是“一种记录手段”的功能，而是用它们来展现人与环境的相对关系，展现群像的情绪、状态，展现空间与空间的场景转换。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展现出更加宏伟的场面，格里菲斯制作了规模巨大的布景，重建了中世纪的巴黎和基督时代的耶路撒冷城；雇佣了大批演员来再现各种军事场面，单单是拍摄波斯军队那一个场面，就动用了16000余名群众演员；甚至安装了专用电话，更修筑了专用的运输铁路以方便拍摄。“巴比伦的陷落”中，格里菲斯就用大量的远景镜头来表现人们如何攻守城堡以及战争胜利后欢庆的场面，在这些镜头中，数量庞大的群众演员和真实再现的时代场景，成为人们认同电影虚拟真实的关键。
影片的摄制时间竟然超过了20个月，而雇佣的演员、群众演员、工人、工程设计人员等竟多达六万余人。这样大规模的摄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却从客观上让观众得到了一种全新的所谓“全知”视角，让人们从站在土地上的“人”成为俯瞰大地的“神”，这在当时所能够实现的技术指标中大致可以和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所能到达的高度相比拟。影片使观众发现了远景镜头的奥妙，使电影工作者认识理解了远景镜头更为深刻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