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底，梁启超启程游欧，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的一种决策。早在欧战爆发之初，他即敏感到这场战争将深刻影响世界与中国，故提醒国人当关注欧战，不容有“隔岸观火”之想。他不仅很快出版了《欧洲战史论》一书，而且在报刊上开辟《欧战蠡测》专栏，发表专论。欧战甫结束，他即决意西行，希望通过对战后欧洲的实地考察，近距离感受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以便为国人的自觉，也为自己今后的道路，寻得一个新的方向。好友张东荪也致书提醒抵欧的梁启超诸人：“公等此行不可仅注视于和会，宜广考察战后之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变态”，强调的正是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梁启超除了参与和会上的折冲尊俎外，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与欧洲各界名流进行了广泛接触。需要指出的是，他在出游前通过日本学者的著作，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柏格森诸人的学说，已有了相当的了解，抵欧后更执意访求。他与人书说：在巴黎，茶会多谢绝，“惟学者之家有约必到，故识者独多”。
而“所见人最得意者有二”，其中一个，就是“新派哲学巨子柏格森”。造访前一天，梁启超、蒋百里、徐振飞三人分头彻夜准备了详细的有关资料。及相见问难，大得主人赞赏，“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梁告诉柏格森，友人张东荪译其著作《创化论》将成，对方喜甚，允作序文。所以，梁启超说：“吾辈在欧访客，其最矜持者，莫过于初访柏格森矣。”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执意要见倭铿。张君劢回忆说：在德国，“任公先生忽自想起曰：日本人所著欧洲思想史中，必推柏格森、倭伊铿两人为泰斗，我既见法之柏格森，不可不一见德之倭伊铿”。后终如愿，得登门造访。“所谈不外精神生活与新唯心主义之要点。任公先生再三问精神物质二者调和方法”。这些无疑都说明了，梁启超是如何高度重视柏格森、倭铿所代表的学说。梁启超在与人书中还说道：“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其耳闻目睹，心得良多；但是，归根结底，他所谓的思想“革命”与“自觉”，乃是指自己考察了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并最终服膺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潮。这在1920年初梁启超归国后发表的影响广泛的《欧游心影录》中，有十分清晰的表述。
《欧游心影录》中的第一部分：“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最为重要。它分上下篇：“大战前后之欧洲”与“中国人之自觉”。上篇是前提与依据，下篇则是引出的教训与结论。上篇共11个目，但是，如“学说影响一斑”、“科学万能论梦”、“思想之矛盾与悲观”等，关于欧洲现代思潮变动考察的部分却占了5个目，足见其重点之所在。梁启超显然认同了反省现代性的取向，将欧洲社会文化的危机，最终归结为学说、思潮之弊。他强调指出：“从来社会思潮，便是政治现象的背景”，而政治又影响私人生活，“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国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弊”。西方文明“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唯心唯物，各走极端”，所以，中世纪是宗教盛行，而禁锢思想；近代以来，却又变成唯物质是尚，“科学万能”，人欲横流，“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因之，精神家园荒芜，从而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欧人最终陷于社会危机的“第一个致命伤”。他写道：欧人做了一个科学万能的梦，以为科学可以带来黄金的世界，不料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世界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避免读者误会，以为自己菲薄科学，他特意在这段话后加了一个注，强调“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所以，在这里，梁启超所反省的正是“理性主义”，所谓的“科学万能”论，就是“理性万能”论。他所以对战后的欧洲不抱悲观，是因为他相信以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反映了欧人对于现代性的反省，正为欧洲开一新生面：“在哲学方面，就有人格的唯心论直觉的创化论种种新学派出来，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
“柏格森拿科学上进化原则做个立脚点，说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便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做‘精神生活’，是要从反省直觉得来的”。“人经过这回创钜痛深之后，多数人的人生观因刺激而生变化，将来一定从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这是我敢断言的哩。”梁启超不是哲学家，但他凭自己“笔锋常带感情”的笔触和富有文学色彩的生动语言，将战后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和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描绘得有声有色，实较许多哲学家的专业论著，影响要广泛得多。所以，胡适将批评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梁启超：“然而谣言这件东西，就是野火一样，是易放而难收的。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将胡适的话作相反理解，梁启超不正是战后推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传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吗？
此外，张君劢是另一个有力的推动者。他先随梁启超游欧，后即分别师从柏格森、倭铿问学，被蔡元培认为是介绍二人学说最合适的人选。1921年底，他还在巴黎时，就已在中国留学生中，先作了一场有关欧洲思想危机的讲演。甫归国，随即又在上海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了题为《欧洲文化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讲，从“思想上之变动”、“社会组织之动摇”、“欧战之结果”三个方面，详细而清晰地论述了欧洲现代思潮变动和反省现代性思潮兴起之历史机缘。他强调说：“我以为欧洲文化上之危机为世界之大事，而吾国人所不可不注意者也”。“现在之欧洲人，在思想上，在现实之社会上，政治上，人人不满于现状，而求所以改革之，则其总心理也”。而柏格森、倭铿所代表的“一名变之哲学”，“最反对理智主义”，“两家之言，正代表今日社会心理，故为一般人所欢迎”。这是其时第一位哲学专门家，以亲身体验评说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一场著名的演讲；也是其时介绍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最为系统与富有学理性的演讲。讲演稿随即在《东方杂志》发表，其影响广泛，可想而知。张君劢以宣传柏格森、倭铿哲学为己任。1921年8月《改造》第3卷第12期刊有他及林宰平与柏格森谈话录：《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录》。1923年他在清华做“人生观”的演讲，引发了一场著名的“科玄之争”，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胡适指责他为梁启超推波助澜，也理所固然。
事实上，自梁启超归国后，短短二三年内，反省现代性思潮在国人中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业已形成了不小的热潮。其时，在各种重要的刊物上，评介柏格森诸人学说的文章，随处可见。1922年张东荪翻译的柏格森重要著作《创化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柏氏重要著作在中国最早问世的译本。同年，《民铎》杂志推出“柏格森号”，发表了包括蔡元培、梁漱溟、张东荪等作者的共11篇文章。茅盾在《民国日报.觉悟》上有专文推荐，他说，专号出版先有预告，故许多读者“都已望眼欲穿了”。借助译作和这个专号，柏格森生命哲学已经相当全面地展现在了中国广大读者的面前了。与此相应，“直觉”、“创造进化”、“生命冲动”、“意志自由”、“精神生活”等等，生命哲学的许多术语都成了时髦的用语，甚至连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也都在讲“柏格森之学与唯识家相合”；而对一些人来说，若有机会赴欧与二氏见面，自然更是一种荣幸。
张君劢说：“宰平之来欧，其见面第一语曰：此来大事，则见柏格森、倭铿两人而已。当其初抵巴黎，吾为之投书柏氏，久不得复，宰平惘惘然若失，若甚恐不遂所愿者。”蔡元培、林宰平赴欧，都千方百计谋与柏、倭二氏见面，以能听其讲学为荣。他们以共讲社名义邀二氏来华讲学既不可得，便接受倭氏的推荐，转邀杜里舒。后者与其时先后来华讲学的杜威、罗素、泰戈尔诸人，相映成趣，同样风行一时。与此同时，以二氏学说为重要立论基础的梁漱溟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也正值洛阳纸贵。梁在书中说：“（西方）这时唯一的救星便是生命派的哲学”，“而这派的方法便是直觉。现在的世界直觉将代理智而兴，其转捩即在这派的哲学”。这些因素相辅相成，无疑都进一步扩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丁文江曾仿顾炎武的语气说：“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科学，则不愿学；语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学，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这种情绪化的批评，也正反映了人们对于柏格森学说趋之若鹜。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严既澄能这样斩钉截铁地说：“现在世界的思想，最显著的转捩，就是从主知转向主情志”；而菊农更进而断言：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已成为西方的“现代精神”，在哲学方面柏格森正是现代精神的代表。“现代精神真是势力伟大啊！科学万能这潮流还不曾退去，形而上学依然又昂首天外，恢复原有之疆域了”。至于1923年的“科玄之争”，自然更应当视为此一思潮在中国激起的强烈反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