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代，今文经学朝两个方向分化：一是经生派，代表人物有廖平、皮锡瑞等人，他们舍义理而谈训诂，移汉学之法以治今文经，影响不出学术界之外；另一派是政论派，这一派的开风气者是龚自珍、魏源，由康有为发展到顶峰。该派基本政治取向是不满现状，要求变革，援经议政。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理论武器，致力于变法的努力，结果以失败告终，今文经学政论派的历史就随之结束了。
晚清今文经学号称“显学”，此语多少有些夸张，但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该学的繁荣，这与官方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晚清重臣潘祖荫、翁同龢都曾奖掖公羊学（今文经学），曾国藩对其也不持偏见，今文经学的发展与此大有关系。但自戊戌政变以后，这种优势不存在了，再没有政界要人敢于支持公羊学了，张之洞还四处宣称：“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可以断言，戊戌以后今文经学作为显学的历史就结束了。
章太炎是晚清国粹派的代表人物，著名国学家。作为文化保守思想家，与张之洞、康有为不同，张之洞在抽去经学殿堂的一些基础之后，还自欺欺人地要维护这一殿堂；康有为则拆散了古文经学的殿堂，又建起了今文经学的庙宇。而章太炎则从根本上否定经学的神圣，直接批判经学，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的先河。
在晚清国粹潮流中，章太炎树起了反孔的旗帜。他发挥李卓吾、章学诚的“经史相为表里”，“六经皆史”的观点，进一步拉平了经与史的地位，实际上降低了经学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对儒学和孔子进行了批判，章太炎指斥先秦以后的儒学与君权结合，成为君学，禁锢思想，扼杀学术，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他指出：“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函胡之地”。章太炎贬低儒学，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现实用意十分明显。受此影响，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人群起唱和，形成了较大的声势，这对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影响很大，是五四反传统的思想源泉之一。
由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三位文化巨人对经学衰落所起的作用可见，在近代社会，经学的衰落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陈寅恪指出：“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事实正是如此，经学是古代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国向近代、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变，一系列经学信条如夷狄观、义利观、本末观、伦理观、君臣观等相继解体，很多思想被淘汰，到20世纪初，经学几乎仅剩下了一个空壳。晚清文化保守者们致力于重建中国文化的努力，为了确立新的文化体系，不能不顺应时代的潮流，去改造经学，否定其中不合时宜的内容。而且由于他们均是传统中人，其对传统的内部破坏要甚于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外部进攻。当然，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其内心也未尝没有矛盾，尤其是当他们构想的文化体系最终不能建立时，往往会产生对当年否定传统的追悔。确实，创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要远比破坏旧的体系难得多，需经几代人的努力才有望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能顺应历史，努力创新，期待未来。
二、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与儒学的转变
主要从辛亥革命以后开始，儒学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变，走上了新的历程：与西学相会通；其经典丧失了权威性，由庙堂走向民间，变成了古代社会的材料；出现了现代新儒学等。这构成了儒学新陈代谢的另一环节。对此，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的作用十分突出。
（一）儒学发生转变的契机在于与西学会通，而这是由张之洞倡导、康有为实践的
在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张之洞反对各执一端，强调二者应会通互补。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主张：“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诚然，就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言，本来不分中西，全世界是一样的；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言，虽中西有别，但一致性也不少，所以，儒学与西学会通是可能的。为此，《劝学篇》设《会通》一章，阐明了这一道理。应该承认，张之洞的这一努力在大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一种学说要想永葆活力，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如果使儒学与西学相会通，无疑会大大增强儒学的生命力。但张之洞的论述尚较为肤浅，不乏“西学中源”的误解，而且仅是倡导，并未实践。
康有为是实践儒学与西学相会通的第一人。他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新观念，重新诠释儒学，赋予儒学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如他撰写《孟子微》，在注释《孟子》“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一段时说：“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权，开议院之制……孔子创立，而孟子述之。”又如，在注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指出：“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然总统得任群官，群官得任庶僚，所谓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国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孟子已早发明之。”可见，康有为重新诠释了儒学，消除了等级隔阂，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精神。
当然，百年来的实践表明，将西方社会学说引入儒学，实现二者之间的会通互补，面临着两难：一则如何确保这一会通不导致对彼此的歪曲、阉割；二则如何确保这一会通不导致儒学消融于西方哲学之中。但中西会通是大势所趋，后人不应奢望作为第一代文化保守思想家的张之洞、康有为能解决这一难题。
（二）章太炎开启了近代学者客观研究经学的先河，促使经学走下庙堂，回到民间
在章太炎的学术实践中，经学又降回到先秦时代的地位——诸子学说中的一种，经典不再神圣，不再是学者崇拜的对象和权威性的文献，只是反映古代社会的一种材料。
章太炎主张把经书视为古代社会的史料，进行客观的研究。他从字义上重释经字，认为该字本无神圣性，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意思，只是古代官书之名：“易、诗、书、礼、乐、春秋者，本官书，又得经名。”他肯定和发挥了六经皆史说，认为“言六经皆史者，贤于《春秋》制作之论”。他强调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经书，指出：“《尚书》、《春秋》、左右史所记录，学者治之，宜与《史记》、《汉书》等视，稽其典礼，明其行事，令后生得以讨类知原，无忘国故，斯其要也。”这样一来，经学的地位就被降低了。而且，章太炎进而指出：研习经学的目的不是为了“适今”，而是为了“存古”，因为孔子学说创自周朝，至今已逾千载，此间政俗迭变，已不能把这种学说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规范。因此，他坚决反对经世致用之类的提法，认为这只不过是奔竞利禄的代名词。
既然章太炎认为经的地位等于史，只是古代社会的史料，既不能指导现实，也不能致用，那么，学者们在研究经学时就不必像古代学者们那样抱着尊崇信奉的态度了。他认为治经要注意两点：一是要“以狱法治经”，要像法官判案那样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二是要“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应该承认，章太炎的上述观点成了中国近现代经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影响很大，近现代经学的研究者如钱玄同、蒙文通、顾颉刚、周予同、蒋天枢等人多对章太炎倍加推崇。可以这样断定，当经学尚处于独尊的晚清末世，章太炎已经开创了近百年来客观研究经学的新风。
（三）康有为启发了现代新儒学的产生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是近代儒学新陈代谢中的重要一环，而它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存在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继承了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的文化取向，而且直接受康有为的影响。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思想史上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某一思潮的开创者大多视其后继者为大谬不然，而后继者也对开创者抱以同样的否定态度。诚然，思想的发展是以不断否定为前提的，但不能以此就抹杀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梁漱溟先生曾指责康有为“数十年来冒孔子之名，而将孔子精神丧失干净”。那么，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现代新儒学与康有为真的没有联系吗？
方克立先生指出：“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笔者按：指20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由此可见，现代新儒家（学）除了不讲孔子改制、新学伪经，不过于坚持立孔教为国教外，与康有为的孔教大体相同。
从1921年梁漱溟先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始，现代新儒学已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经过了几代学者的发展，在海内外形成了较大的声势，但至今仍可见其与康有为的孔教的联系或共同之处：（1）现代新儒学产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遭到重创之时，康有为已难撑半壁江山，在此关头梁漱溟起而捍卫、发展儒学，恰好与康有为相衔接，二者均以复兴儒学自任，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联系。（2）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纳了西学，而将西学引入儒学，康有为是第一个实践者。（3）在政治立场上，现代新儒家们都是民主主义者，他们渴望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大多不赞成暴力革命，这一基本的政治立场与康有为完全一致。（4）康有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将儒学改造为宗教的思想家，虽然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们多不赞同儒学的宗教化，但从第二代开始则日益重视儒学的宗教化。（5）在学术渊源上，现代新儒家们大多对宋明理学体悟较深，兼采西方哲学、佛学，而康有为则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二者完全相同。（6）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学的道德教化作用，强调儒学对于全人类的价值，他们坚信儒学可为西方文化求得健康发展的途径，他们欲以儒学拯救人类、拯救文明，这完全同于康有为的观念，康有为说：“凡圆颅方趾号为人者，不能出孔子之道外者也。”因此，他主张派人到国外传教，甚至认为孔教适用于其他有生命的星球。
笔者认为，一方面由于张勋复辟后康有为声名狼藉，另一方面现代新儒学也确实与康有为的孔教尚有一些不同，因此，现代新儒家们没有把康有为引为“同道”。但不能否认二者确有联系和相似的一面，可以肯定，现代新儒家们从康有为那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启示。
由上述可见，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等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在中国儒学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发挥了推陈出新的作用，他们一定程度地加速了儒学的衰落，当然，儒学的衰落是个漫长的过程，即陈寅恪所说的“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不易为人很快察觉，近代史上“种瓜得豆”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加之文化保守者的文化观中本来就不乏矛盾，所以，其结果也必定是多元的。另外，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经学或者说儒学在近代社会的衰落也是历史的必然，而不能认为完全是由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造成的，客观地讲，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儒学的命运可能会更糟。
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等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还为儒学的新生做了许多工作。但总的来说，其“出新”的作用要小于“推陈”的作用，与其客观上促进经学衰落的作用比较起来，在儒学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尚嫌不足。最后，应该指出，由于现代新儒学尚在发展、探索之中，其最终命运尚不可测，所以，对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在儒学新陈代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难以作出定论。但从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解放、思想启蒙意义和怀疑、批判的精神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对当时的学术、思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予肯定。
[作者简介：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