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王韬在给徐有壬的信中，比较中西文化，认为“甲兵不如彼，财赋不如彼，机械不如彼”。冯桂芬则不仅指出在军事方面“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且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人无弃财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此，改弦更张，革故鼎新，势在必行。“言国政人心，俱当丕然一变；若赭寇扰乱，犹小患也。”如何变？王韬评论郑观应所著《易言》时一言以蔽之：“于当今积弊所在，抉其症结，实为痛彻无遗。而一切所以拯其弊者，悉行之以西法。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者。”总之，“变”是必须的。与其“彼使我变”，不如“我自欲变”。
王韬论道：“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吾所谓变者，变其外不变其内，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危机的显现同时就是机遇的挑战。王韬论道：“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以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郑观应则提出著名的“商战论”：“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为了培育国人的竞争意识，王韬在格致书院操办有奖征文竞赛时，题目有“目前中国图谋富强时应视何者为重？”“在不公正的市场惯例下，中国茶叶如何在世界与印度茶叶竞争？”等等。
学习西方，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一致选择。冯桂芬向当道建议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亲自拟定章程。其课程既有传统的经史子学，更有外语、算学和自然科学。王韬强调：“而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他在编译西方宗教、科技书籍的同时，还撰写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和《泰西著述考》。
三
在基本文化立场和变革思路方面，“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一般均采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又称文化守成主义，其本义在不浪漫，不激进，但同时也绝不墨守成规。“真正的保守，就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
在墨海书馆谋职的士人，在是否参与翻译西方宗教类书籍的问题上，心情是矛盾的、甚至是痛苦的。就此问题，王韬与管嗣复之间曾有如下的讨论。管说：“吾人既入孔门，既不能希圣希贤，造于绝学，又不能攘斥异端，辅翼名教，而岂可亲执笔墨，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随其流，扬其波哉？”王韬既是说服管嗣复，也是说服自己：“教授西馆，已非自守之道，譬如賃舂负贩。只为衣食计，但求心之所安，勿问其所操何业，译书者彼主其意，我徒涂饰词句耳，其悖与否，固与我无涉也。”与王、管相比，郑观应的看法显然通达、乐观得多：“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庶几圣人之道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文教之敷于是乎远矣。”他“试观英、德、法、美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在他眼中，西方文化“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孔孟之正趋”。颇有意味的是郑观应“中西合璧”式遗嘱：子孙读书毕业后及21岁后不愿入专门学堂读书者，“应令自谋生路，父母不再资助，循西例也。”在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发生史上，冯桂芬是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可惜这一事实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忽视。前文所引蒋廷黻的“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这里所谓“咸丰以后”率先“觉悟”的“少数人”中，就包括冯桂芬。他在1861年撰写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将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精髓首次明确示人。
《校邠庐抗议》全书初为四十篇，后加入旧作两篇，共四十二篇，分为卷上、卷下两个部分。全书论及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财政、水利、漕运、宗法、户籍、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方面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警告和建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经世济民、匡救时弊的襟怀与眼光的简单再版。但是，在《制洋器议》、《善驭夷议》、《采西学议》等少数篇章中，冯桂芬对于如何处理中外关系以及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变局，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冯桂芬将“制洋器”提到“自强之道，实在乎是”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我中华幅员十倍甚至百倍于俄、美、法、英，但“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也。……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对于这方面的差距，“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在制器问题上，中国过去是“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这才让外国人占了上风。他建议国家从政策上诱导、吸引聪明智巧之士，以外人为师，切实钻研，像科举制一样，给这方面的杰出人才以优厚待遇。他相信，“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他强调，制器之术必须自己掌握，不可用“购船雇人”之类的简便办法取巧。“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
与政治、外交上口口声声鄙称“夷务”形成鲜明对比，冯桂芬明确倡言采纳“西学”。对于“西学”，他分辩道：“耶稣教者，率猥鄙不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他十分鄙视当时一般“习于夷者”的“通事”（翻译），认为他们质鲁、识浅、心术又鄙，“安望其留心学问乎？”他建议设立专门的翻译公所，选年轻俊才入学，不仅学习外国语言，而且学习算术、历法、河工、经史，“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冯桂芬郑重论道：
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至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这是《校邠庐抗议》全书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段话，也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发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段话。
在这一段话里，“夷务”之类的意气虚骄之论不见了，代之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样平实的肯定之辞。但是，这里的肯定有明确的前提，即将肯定的对象限制在“辅以”即次要的、第二位的、补充的地位上。与“辅以”相对，居于“原本”即主要的、第一位的、根本的地位上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部分——伦常名教。作为一种理论主张，思想的成分如此简明，价值判断如此清晰，逻辑层次如此干净利落，不仅在近代，而且在古往今来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是少见的。它实际上揭示了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全部理论宗旨的核心和要害。其后一个半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种种发展形态，无不继承了它的血脉，打上了它的印记。
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面世后，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同样意思的话语，反复出现在“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著述之中。如王韬为郑观应《易言》写的跋语：“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又如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这就表明，这一思想不是个人的一孔之见，一思之得，而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认识成就和思想趋向。
仔细分析，“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其实还潜藏着这样的隐忧，即：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及其制度化的、世俗化的种种成就，已经不能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所有难题了，必须“鉴诸国”，取众长，才能“更善之善”，渡过难关，走向未来。在冯桂芬强烈的“卫道”意绪中，人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了。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柯文可谓“旁观者清”：“西方科学在十七八世纪只在观念上对儒家构成潜在的威胁，而没有构成实际的威胁。”“鸦片战争以后，欧洲的工业主义和商业事业开始成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催化剂。”“中国思想的有用性受到了挑战，而且一旦它的有用性问题被提了出来，对它的真理性的疑问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国思想的所有派别现在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须认真对待的西方对手。”柯文认为，王韬“在传统的永恒之道框架中描绘了一个较前绝然不同的未来世界。”他“最大限度地接近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太可能的混合型人物——一位儒家民族主义者。”这其实也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
[作者简介：何晓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