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乃基于对全球化趋势的认同强调成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西化论者最初以西化等同于现代化，但后采取了“充分世界化”等说法；保守主义论者梁漱溟体认民主与科学的价值是因两者“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而在他看来，从世界未来文化的趋势看，全世界都要走孔家的路，中国文化要取代西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革命家孙中山有着鲜明的“合乎世界潮流”、“合乎世界大势”的理念，他留给世人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个体性”是指对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倾心与赞慕，归根到底是对自由理念的由衷期许，自由主义者严复、胡适等人与革命家孙中山等人对“自由”的向往与讴歌是大家所熟悉的，而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陈寅恪等等对自由精神的信奉与坚执也令人肃然起敬，被有的论者称为“儒家自由主义”的杜亚泉开创了五四启蒙的另一脉传统，陈寅恪所标榜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更成了现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世俗性”就是倡导放眼现世人生的人生理想与文化精神，胡适肯定“西洋近代文明”是因为它是求幸福、以贫穷与衰病为罪恶的“利用厚生”的文明，“西洋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梁漱溟由佛归儒应当是服膺儒家的人文主义，他推崇孔子的生活态度是“有一点就享受一点”，“他这个生活是乐的，是绝对乐的生活”；陈独秀指出“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强调“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
二
三大思潮同为“现代”、“现代性”思潮，但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展示为不同的类型。如在以下关系上，就有着不尽一致的思考。
传统与现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对传统的看法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情怀、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政治文化与传统的价值系统的影响，但他们至少从策略上认定传统不能实现现代性转换，认定必须采取“全盘接受”、“一心一意接受”西方现代性、现代化，不能采取“从西方文明中只采取那些适合现实迫切需要所必须的东西”的“选择性的现代化”，认为激烈反传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胡适看来，“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知识与政治精英采取“全盘接受”、“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所得可能是“选择性的现代化”；如果他们开始就采取“选择性的现代化”，结果是在实现现代性上“毫无进步”。陈独秀指出，传统与欧化、西化、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两者只能取其一，“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他们把传统说成是现代性的对立物，是现代化的阻力，其精力更多地用在批判传统与现代性的背离上，用在指出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上。
1930年，胡适在一篇未完成的稿子中列举了中国旧文化八个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方面：现代社会需要积极作为，而传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现代社会需要法律、纪律，而旧思想以无治为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现代文化需要人力征服天行，而旧思想主张服从自然，听天由命；现代社会需要真正的舆论作耳目，而传统思想以不争不辩为最高；现代科学文明全靠一点一滴地搜寻真理，发见知识，而传统思想要人不争不辩，更甚者，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现代社会需要精益求精地不断努力，而传统思想要人处处知足，随遇苟安；现代社会需要充分运用聪明智慧作自觉的计划设施，而传统思想一切要任自然，不曾用思想，不曾用气力；现代社会需要具体的知识与条理的思想，而传统思想习惯只能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学舌。毛泽东提出“取其精华”，指的是“民主性精华”，是传统中非核心、非主流、非正统的异端。与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主要把外部输入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看成现代性的主要来源、而把传统主要视为现代性的对立物有别，保守主义相信传统与现代不可脱节、现代性要从传统中发展出来，因而注重传统与现代的接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话与沟通，将传统视为建构现代性的重要源泉，着力于发掘本土文化的可现代化因素、着力于传统的现代性转换。如新儒家就是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诠释使传统儒学转换成回应当今挑战、接纳现代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思潮。
贺麟指出：“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为此，他提出了“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期待“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牟宗三提出“三统”说，即“道统之肯定”，就是“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学统之开出”，就是“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政统之继续”，就是“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之必然”，后两者就是要把传统儒学的“内圣成德之教”落实到知识层面和政治层面上来以成就“新外王”、成就民主和科学。刘述先强调“完全脱离传统的改革决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中国的精神传统不只有现代文明所不可消灭的宝贵遗产，也含藏着科学民主思想发展的种子”，“有着往现代化的方向走去的种子”。
民族性与世界性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全球化、世界性的趋势有着不同程度的认同，但三者对世界性的理解、对现代性的表现形式、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是有不同理解的。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世界性”很大程度上是单向性的，现代化要以西方文明为世界文明的标准，顺应世界潮流、与国际接轨主要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不同程度地倾向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激进主义激烈批判传统的内容，但不反对“民族性”、“民族形式”、“中国特色”，不反对以民族性的话语表达现代性诉求，不反对以民族形式包装现代意识、现代思潮。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将“民族性”解读为“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对现代性与民族性关系的处理，保守主义虽也提出了“中体西用”、“中国本位”、“儒化”、“华化”等口号，但其关注的焦点不在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而在于寻求民族性自身的现代性转换，关注以儒家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在现代如何才能有新的生命、如何成为“现代”的思潮与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性的链接，使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成为创发性较强的现代思潮，新儒学、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循着民族性的现代性促进了中国现代思潮的培育，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了现代化的模式与现代性的形态。相形之下，与民族性的切割使主要移植西方现代性的自由主义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养”。
一元与多元自由主义在文化上持一元式反传统主义或一元式西化论，在现代化理论上则是将西方现代化视为单一的模式，将现代化看成发源于西方、然后不断向非西方地区扩展的过程，西方现代性被视为世界各民族均应努力实现的目标。正是基于世界发展的一元论，他们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将东西之争视为古今之争，将“充分现代化”也就是“全力西化”视为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均不赞成将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将西方现代性作为现代化向全球扩张的唯一模式，认为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不应是西化这一单一的路径，强调现代化有多种模式与世界的多元发展，而以多样化、多级世界抗衡西方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新儒家提出了现代性的多元倾向与从本土自身资源、从传统中发展自己的现代性的问题，杜维明强调不能只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不能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更不能把全球化当作一个西化的过程，还要突出现代性中的传统。他指出：工业东亚的兴起提出了这样一个课题：“现代化如果是多元的，后期儒家社会的经济起飞是否能开辟一条和西化不同而且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来？”他提到了三种工业文明的模式即“西欧与美国的古典资本主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以及工业东亚的新兴资本主义”。正如工业东亚的新兴资本主义是有别于古典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型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主义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现代性，共同见证了多样化发展、多种现代化模式与多重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