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特别注重了研究方法的选择，更确切地说是方法论的选择。在本书第一部分，已经用了不少的篇幅来区分方法、方法论以及女性主义的方法和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故而，这些范畴的基本阐述可以参读内文。不过，还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提倡质化研究，但是，正如批判学派并不全然反对经验调查和量化研究一样，我认为传统量化研究亦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在“体制内”的批判更能结合当下政治、文化语境，并且更容易被主流所接纳和认可。再者，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也是对女性主义理论成熟度的考量。即“先提出假设，后推论出理论”的定量研究模式，并不必然是基于传统性别观念的社会理论的假设下提出的，反思以往对定量研究是“体制内研究”的批评，并提出具有女性主义精神的假设，而这一步对女性主义进入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当然，现有的定量研究有着诸多问题，比如定量研究的样本限定在有限范畴内，而这些数据反馈的是限定性的样本特性，因而，其研究结论并不适用于更大范畴或指标发生变异的范畴。另外，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需要遵循相对严谨的指标，而指标的确定决定着对数据分析的效度和信度，往往在实际研究中，最为薄弱的、受诟病最多的正是数据分析这个环节。
总体而言，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存在一定的有效性，都不是能够不加区分地套用或推广的“终极法宝”。最为理想的方式，也是本书所尝试的方向，是将定量与定性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注重采集和整理第一手的数据，又注重批判精神和话语重构的运用。尽管从章节分布来看，监测篇和调研篇以定量研究为主，而批判研究篇则以定性研究为重。但实际上，以第二部分监测篇为例，可以看到，其中第二章基本采用了经验学派的量化研究方法，而第三章则以质化研究为主，第四章则是量化与质化研究兼而有之。这既是研究特定议题所需要的，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不同研究方法、方法论对于性别与传播批评的贡献。
第三部分调研篇，是对北京市十所高校的在校本科生及研究生进行的大众传播与性别观念的大型调查的总结报告。这个议题是“大众传媒对女大学生的发展”调研的总体中的一个分支，它不只限于对女大学生的研究，而且进行了男女分性别数据的比较，可以说是近年来首次针对大学生的性别观念养成及其与传媒的交互影响所进行的一次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第四部分批判研究篇，研究对象涉及报纸、电视、电影等多个研究重点，以及新闻、娱乐、观念、行为等不同横断面，各个部分的每一章节均来自笔者这两年来对性别、传播与文化生活之间关系及其现象的不断思索与追问。其中有些篇目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或在公开场合演讲过。把它们结集于本书的整体框架中，亦可见证不同交叉议题间思想迸发的火花。有些文章由于篇幅原因未再收录本书，如《“人民网”数据库2005年度性别议题新闻报道的传播监测报告》。
第四部分的一个突破是将“传媒与男性”的系统研究收纳了进来，这个部分是属于男性研究的边缘课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属于健康传播的范畴。把它收录在此，包含了对性别传播研究总体研究领域的一种认识，即认为性别之“性”不限于女性一面，而性别传播也不限于“性别＋传播”的简单结构累积。故而，无论是性别研究还是传播研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范畴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之中，因此，性别传播研究的领域应以含括而不是筛除的姿态得以延展。
距离我的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著作出版已经两年过去了，那时，我还叫做张京，和一群研究文学、文化与哲学的老师和朋友时常聚头，规律地参加各个学术沙龙。其中一个沙龙是我的师友荒林创立的中国女性文学与文化学术沙龙。我见证并参与了这个沙龙以及以《中国女性主义》为名的学刊的创建和发展，在性别研究的道路上，迈开了愉快而紧促的步伐。
而第一本学术著作《女性主义与残雪小说中的“自我”》正是我在文学与哲学交叉道路上的思索结晶。
自从我迈入传播与性别研究的道路，便似乎进入了另一个圈子。特别要感谢卜卫、张锦华、刘利群和曹晋等学者及其研究著作于我的启发，在她们研究的断层，有很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入下去。而这些都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研究灵感。一直以来，我也受益于以下学者的博客分享：李银河、荒林、沈睿、崔卫平、徐贲等。
这本书是对我研究转向的一个纪念。我选取了与社会、文化、传播相关的切入点，在媒介批评、文化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交叉路口，展开了我的思辨与发现。如果第一本著作的研究核心是“人的主体性”，这本书则在这条研究线索上旁开一径，从文学与哲学转入传播学，循着批判学派开创的路径，继续探索。我相信，随着有用资料的丰富和研究深度而来的，正是越来越靠近研究内核的新的创见。而且所有的研究路径将直指性别、传播、文化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展开更有效的对话。
这本书也可以看作是对我近年性别研究与文化研究所进行的一次传播学洗礼，因而可以发现研究的多数根基在于性别，而不是从传播的土壤中结出的果实。目前，我正在传播理论与方法上不断精进与思索，期待着下一个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能够将传播学的精髓更为凸显，使性别传播的思辨之路走得更宽。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校长、南广学院院长、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组委会主席、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首席学术顾问刘继南教授，她于2004年卓有见识地在这所以传播见长的大学建立了全国第一所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并吸纳了一批在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加强了媒介与女性研究的根基与实力，使其于次年有机会和充分的学术准备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媒介与女性教席的荣誉。从而打造了一个进行媒介与性别研究的国际对话的学术平台，也使得我们这些教席研究团队的成员有幸从一开始就踏上一个很高的台阶。感谢教席主持人、中心主任刘利群教授在学术研究上的带领和鞭策，是她引领着中国的性别传播研究的前沿，也是她指引与提携我走上性别传播研究的道路。她的严格和平易，正体现出女性主义平等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很多思想的火花是于正式与非正式的谈论、辩论中碰撞而出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合作进行了一些实证性的研究，这些也收录于本书中。感谢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莉莉副研究员，她的严谨作风使我在人生和日常生活中获益匪浅。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人蔡翔和本书的责任编辑黄松毅，中国本土的性别传播研究的学术确认和发展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感谢我的家人于我无私的支持与爱！
回到本文开篇的那两个提问，我想，这本带着本土经验与西方语源的书，不仅在积极地为性别传播寻找学术定位，而且本身也是近年来众多研究成果的体现。我相信，性别传播的创新研究与社会应用在各个领域与层面必将伸展得更开、扎根得更深。视远惟明，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