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1中国现代性发生发展的历史行程：激发模仿、创生发展、生成完善
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长时段”是一种“几乎不变的历史”，是“地理与生态环境的时间，文化与心态结构的时间，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时间”，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它触及的是社会的深层结构，关注的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所发生的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化。[91]在这里，面对1840年以来跨越三个世纪的百年变迁，描述这一“长时段”中国历史的最适当术语应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在启动时间上比西方晚，而且启动的条件、特点、结果等也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种社会的自然演进过程，而中国的现代化却不具备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初始条件，而呈现出被迫启动、后发外生的特点。因此，在历时的维度审视，我们可以依据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各阶段的主流观念和基本价值取向，将“中国现代性”发生发展的历史行程逻辑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贯穿这一“历史行程”的参照系是西方现代性，其总体发展趋向的航标是中国现代性独特内涵的形成和完善。
1.激发模仿期（1840-1949）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是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学习，并在思想文化上不断建构其现代性的历史。在这一历史链条上，西方帝国主义多次的武装侵略使中华帝国的天朝迷梦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也使中国传统的文明秩序遭受了重大创伤。事实上，正是在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焦虑和反思中，“现代化”的航船被迫起航。其中，对于一个一心只求生存的古老民族来说，西方现代性的模仿和借鉴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在社会变革的维度，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领导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滥觞，但它只是从“器物层次”来模仿、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知识精英于痛定思痛之余，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进一步“考求西法”，将社会变革的主题推进到“制度层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创建了共和，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对此，金耀基指出：“辛亥革命可以视为中国走上‘现代’的征象，但更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政治秩序解体的标志。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再不是以前的中国了，辛亥革命是现代型的政治革命，它突破了二千年朝代更迭的政治格局。”然而，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民权’取代了‘王权’，民权理论取代了‘天命说’作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但“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变为成功的共和国，更没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因此，在其历史局限性的意义上，“满清帝制解体后，中国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不止在寻找一个现代型国家的形式，也是在寻找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政治秩序。”[92]具体说来，虽然孙中山提出了中国现代化面临的“社会历史前提”、“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两大问题，但历史条件、阶级立场等方面的限制，其“革命”具有不彻底性。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由于吸取和继承了几代人的惨痛教训和积极思想成果，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以上两大问题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真正动力，进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思想文化的维度，历史的创伤使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看世界”。而在发现一个“西方世界”，一个新空间的同时，他们整个的宇宙观也逐渐发生了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显著变化。另一方面，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秦汉以来未有之“世变”，而回应挑战的措施自然地就是倡导中国传统文明的更新与发展。比如，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严复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等。对于19世纪末的这三种文化方案，“就其同民族文化在中西对勘思考中层进于自觉的关系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同民族文化在技艺、器物和局部行政事实上的自觉相适应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是同民族文化在社会治制上的自觉和由这种自觉向价值自觉的过渡相适应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同民族文化在价值系统、价值取向层面的自觉相适应的。”[93]但总体上看，“全盘西化”和“解构儒家”是思想文化领域一体两面的主流进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起的思想文化波澜无疑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变革。当时，古老的中国正在觉醒，正试图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摆脱几千年的旧轨，走上现代化的新路。在这种情形下，西方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启蒙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都被中国主流的知识精英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所接受。诚然，就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文明秩序的建构而言，中西比较的视野不可或缺。鲁迅指出：“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94]“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95]这表明，对中西文化进行透彻比较后的文化自觉是促发中国现代文明新生的基础。其中，“西化”是方式、路径，而目的则是求得“学人家”之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然而，总体上，“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性的认同更热烈些。在陈序经看来，“全盘西化”就是要全部照搬西方国家的文化。甚至，胡适心中的文明秩序，或“充分世界化”，实际上也是由西方模式所界定和支配的。
比如，他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准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96]对此，金耀基分析总结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是有意模仿西方的现代化的”，“中国的知识界或政治上的精英是以西方的现代模式作为范本的，尽管清末有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类主张，但自此之后，在意识形态上，都已经意识或无意识地以胡适的‘充分世界化’为圭臬了。”[97]
与“西化”倾向相对应，“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秩序的否定也更激烈些。“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赛先生”、“德先生”，其主要精神带有强烈的西方启蒙主义色彩，但其主要目的和举措就是要对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价值体系作出重估。其中，诸如“打倒孔家店”、“去礼”、“非孝”、“反封建主义”，颠覆“三纲六纪”等对儒家文化和思想造成了解构性的巨大冲击。今天看来，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维度，这种解构儒家显然带来了一种双刃剑效果。
2.创生发展期（1949-1978）
在思想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式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经历了一个“广义”的模仿期——从马克思主义那里，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创造社会历史前提的，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前苏联的经验中，新中国早期的各项建设实践带有鲜明的“苏联模式”烙印。但随着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或模式在艰难的探索中开始创生发展。
在思想观念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98]而对于那种离开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化、神圣化做法，毛泽东批评指出，“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这是“不讲辩证法”，“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99]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善于消化和创新，“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100]在这里，尽管毛泽东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他有关向外国学习的开放性思想原则，以及突破苏联模式、走个性化之路的思想观点，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和方式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战略构想。其中，从建国初期提出单一的“工业化”，中经“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提出和“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内容确定，再到十三大以后逐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取代“四个现代化”的说法，[101]“四个现代化”的宏伟构想寄托着中国人渴盼强盛的理想。然而，新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历程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有发展经济、快速“超英赶美”的意图，还有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0年的“文革”极大地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种意义上，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才真正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也使中国现代性逐步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3.生成完善期（1978-）
从中国现代性历史发展的链条上审视，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它“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步骤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健全，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