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这本传记
几年前我颇有些在网上闲聊的热情，有一次不小心在某个帖子里脱口而出：“如果我只打算把一本书翻成中文，那么一定是安德鲁·霍奇斯的这本《艾伦·图灵传——如谜的解谜者》。”说归说，我并没有足够的毅力和时间去践约。
这本厚厚的传记，我当时只看过一小部分，印象深刻。简单地说，图灵是这么个英国人：生于1912年，死于1954年，是数学天才也是同性恋，这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英国还是大忌。1952年，因为报告自己的住处被人抢劫而被警方发觉(引贼入室的正是他的伴侣)，被强迫注射雌性荷尔蒙。不满42岁的时候，他最终吃掉一个毒苹果而死。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本书提到图灵的死，居然一笔带过，只说结果。虽说图灵那一刻没有目击者，但如果他愿意的话，无论如何可以八卦出来，顺便煽情几句。但是，他这样说，“图灵像白雪公主那样，吃了一个毒苹果。”好个浪漫的死法，好个简单的描述，简单得乖僻而残酷。本书作者霍奇斯的冷静令人十分吃惊。我见过冷静的作者，但没见过这么冷静的。他自己也是同性恋，按理说同病相怜，但他一切叙述皆从外部证据入手，一直讲到20世纪50年代对同性恋的残忍“治疗”，仍然不动声色，不妄自推测，不抒情，不悲伤——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倒真像图灵测试中那个既冰冷又诡异的回答者！慢着，难道我们这个世界不就这么荒诞么，从外部永难抵达深渊一样的真相。
如今冷静下来再细读这本书，仍然感想多多。观看科学家的人格和抽象思考互相投射，确实很有意思，尽管不敢妄加解读，尽管怎么解读也是谜上加谜。
话说作者霍奇斯也是一位奇士，我爱屋及乌，对他也产生一些兴趣。这个人把形而上，形而下，都弄得津津有味，一边宣称自己跟图灵一样是公开的同性恋，一边敬业狂热地工作和写作。他还正巧是著名物理学家、《皇帝新脑》的作者、人工智能的反对者彭罗斯的学生，现在在牛津大学数学系教书。他的网页上琐碎地写他做了什么工作，打什么工，十分自得。提到让他出名的、卖了十万册的图灵传记，他说图灵不会想到自己会那么出名，不会介意自己作为一个纯数学家，只被同行知道。而他为此书在两年时间里全职写作，以微薄的资助维持生计——“由于条件所限，只能被迫尽快完成任务，有时简直草率得像图灵的鞋带！”
图灵的老母亲在他死后写了一本薄薄的传记。霍奇斯说，奇怪的是，她写的传记却带有难得的客观色彩，好像写陌生人——后来我借了这本小册子来读，印证了这个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图灵的母亲不仅不懂数学，也不懂得他(哪怕母亲可以津津乐道图灵小时候的脏脸蛋、涂鸦、打架)，她对科学的全部理解就是“应用”。看到这几句，我不由大恸，为这交流的阻隔、简单的悲哀。图灵非常爱母亲，然而他的古怪行径无疑让母亲担忧多年，毫无办法，他后来进了监狱，流露出自杀之意，不过他曾向母亲一再保证，不会伤害自己。图灵死前没有遗嘱，没有任何确切证明自杀的迹象。他没有留下任何抗议，看上去不能排除意外而死——也许是因为顾及对母亲的承诺吧。母亲真的一直相信，他是不慎服毒而死的，因为那些日子里，他迷上了化学实验。
霍奇斯写道，图灵母亲的传记，最大的优点是客观，最大的缺点是，只会以别人的结论判断自己的儿子，好像儿子是小学生，时时靠老师打分。她最喜欢说的是，儿子的成绩被哪位名流赞扬了，获得什么奖，和自幼厌恶势利和规矩的图灵完全不同。儿子飞扬而纯真的天性，她也从来不曾懂得一点点。这样说来，儿子真的是陌生人。母爱留不住他，他终将消失。这个不修边幅的大男孩，似乎也从来不理解这个世界，他只会以自己的方式和世界对话。青年时期，他曾和如今公认的计算机科学创始人之一冯·诺依曼一起工作，也难以沟通，尽管冯·诺依曼非常欣赏他。按理说两人都才华超群，志趣类似，本应惺惺相惜，然而冯·诺依曼是炙手可热的学界巨头，从研究到管理处处如鱼得水，同时拥有工程经验、良好教养，那时已被公认为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而年轻的图灵则只有坚硬、锐利的思想和不圆通的个性，除此之外，交际笨拙、没有管理能力，在研究上则另辟蹊径，无可依靠。剑桥之后，图灵在波士顿大学随数学家丘奇读博士，其间给母亲写信，“他昨天带我去吃晚饭。这些人都是大学教授，可是谈话内容真让我失望。他们只对自己的事情有兴趣，这些旅行琐事真把我烦死了。”毕业后，他谢绝了和冯·诺依曼合作的机会，回到英国。
而“不沟通”这几个字，让我感慨多多。世上的天才奇思，往往在“不沟通”的状态下孕育而成，而人世不只需要奇思妙想。种种芜杂俗务，要的就是个体与环境步调一致，水往低处流。
如此这般，你才能换来他人眼中的正常生活。
图灵其人的形象，由今人之口来叙述，倒是很容易被脸谱化成“天才怪人”。而当年因畸恋被排斥而形成的封闭和痛苦，今人无法分担。少年时代，他显露出聪明，不过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后会有怎样的道路。他和别的孩子一样考各种试，去争取奖学金，也有过失败的经历，不过最后如愿以偿，进了剑桥。这期间的科学兴趣和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伴侣克里斯朵夫有关。克里斯朵夫十分聪明，热爱科学，先得了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而图灵没拿到，克里斯朵夫要去上学，他俩一起去听音乐会，图灵知道要和他分开，劝说自己“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可是，克里斯朵夫当夜就生了急病。六天的挣扎之后，克里斯朵夫死了。18岁的图灵完全被击垮，这是他最早也是最严重的情感创伤。
那个时代的英国，像许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之地一样，人际摩擦细致，等级森严，普通人出头愿望强烈，社会生活气氛压抑。剑桥的空气相对宽容。图灵仍然和少年时代一样害羞、邋遢、鞋带总是拖拉着，衣服皱巴巴。他交不到什么朋友，但有过几个伴侣。当时对同性恋最大的容忍和尊重就是“保持沉默”。同性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些，隐隐约约从古希腊历史中得到一点安慰和回应。
在一次旅行中，相识多年、同为数学专业学生的朋友莫里斯和他留宿在亲友家中。主人并未多想，让两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
“友谊突然爆出裂痕。莫里斯大吃一惊——他一点也没想到。图灵赶紧道歉，撤回。”也许是因为极度的窘迫，图灵突然愤恨地发作，倾诉起少年时代父亲在印度任职，自己小小年纪被送到寄宿学校的经历。“谁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莫里斯接受了道歉，再也不提此事。
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他和别的同性恋者一样努力而笨拙、最大程度地掩盖自己身上的独特之处，内心还要和主流话语的歧视顽抗。因为无法顺应社会上的多数人，身体、灵魂、自我，这些靠推理怎么也扯不清的纠葛，无论自责还是自我安慰，都不能获得圆满的解释，使之平静。
(二)加密
图灵的重要成就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解密”贡献，其实这也引向对计算机的设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数学和科学成就在欧洲领先，海军用收音机收发信息来交流，波兰军方数年来一直在努力解码。截获这些信号很容易，但你怎么在上千条加密过的信息中读出意思？加密由一个名为“E-nigma”(谜)的通信密码机来做。这个模型并不新鲜，战前就有，而且早被商业化了。战争中，它给加了个接线板，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可能性。口令由人轮班掌握，一日数易，几乎没有破解的可能。当时波兰在解码方面已经和德国苦斗许久，仍不能取胜。尤其是，德国人稍稍改动接线，就令解码装置一下子失去了用场。波兰人用的方式，还是以穷举为本，只是速度比较快。
图灵和许多数学家被派往布莱切利庄园(当时的英国情报破译中心)。在这里，他旧习不改，仍然看上去邋邋遢遢，对他认为不够聪明的高级军官“不够尊重”，宁可和聪明的低级军官下棋。在这个地方，同性恋更是大忌，好在他不可替代，所以被容忍。
而英国人运送粮食的船只总是被德国人打沉。最糟糕的情况下，英军舰队只有一个星期的供给。解码常年没有进展，损失不可尽数。
最后，图灵和同事们经过长久努力，设计出一种破译机(取名“Bombe”，原意是一种甜食)，先排除若干自相矛盾的解读方式，余下的再穷举，一下子快了很多。不仅如此，几台Bombe环形相连，抵消了插线板所增加的可能性。他们渐渐可以在几分钟内解出一条信息，最终的结果，是让战争提前结束两年。当然，战争时期的研究，实用是第一，无暇顾及理论的严密，而有时实在只能靠无奈的赌注和猜测，政府对战争的预测，并不比公众强多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丘吉尔下令将当时的两百多台“Bombe”全部销毁。
以上当然仅仅是解密加密史中的一小段。这本传记充满细节，读起来并不太容易，不过，它常常把我带回到当年在校园里读书的回忆中。我曾经选过一门“网络安全”课，记得老师说了句极有意味的话：在工业上，不能用诡计(irick)来实现加密，因为花招迟早被人识破。一旦识破，它就很脆弱，不再有任何用处。那么，管用的、能够持久的加密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在加密被标准化之后，也就是算法已知、解密程序存在的情况下，仍然需要长时间运算才能解开的编码。时间要长到什么程度？理论上说，用现存的数学算法，理论上都不能在可行时间内算完。典型的如RSA，该算法虽然不断改进，但其思想近30年铁打不动，就是因为大质数的幂运算本身有着很高的复杂度。理论上说，你等它算完的成本，高于解开秘密的成本。或者你算完的时间，比密码有效期还长。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密码被破解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