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拉尔夫·巴顿·佩里[18]
神圣的哲学是多么魅力超群！
不是愚昧之人所想的那样枯燥或晦涩，
它像阿波罗的箫管乐一样动听，
又像是堆满佳果珍馐的不散筵席，
囫囵吞枣的人无法品得其中滋味[19]。
弥尔顿气宇轩昂，以哲学之名写下上述诗篇，自此哲学相当成功地减轻了自己“枯燥艰涩”的恶名。可是，对于那些“愚昧人”的观点，就是对经院哲学、中世纪哲学和弥尔顿时代既成哲学有一番了解的人，都免不了在私下怀着赞同的心。最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哲学——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在形式上越发自由，愈来愈有想象力，愈来愈有自我表达力，而给了当今那些哲学的批评者和贬低者（可叹人数太多，不便详述）以新的话柄。哲学遭到非难，理由不是它不悦耳，而是它不实际。想想看，“阿波罗的箫声”，本身就很可疑，它全然不具形，又十分遥远，这跟一个以效率和常识著称的时代对不上脾性。
哲学与效率
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站在效率和常识的角度向诸位推荐哲学，这样你们可能就会倾听、理解并且相信我。这算是获取你们信任的一个妙招吧。我多想这样说：“现在请看！哲学不过是简单明白、讲求实际的常识而已。”或者说：“如果你想成功，试试哲学吧。它帮你成就自己，推销自己，助你超过竞争对手，令你事事高效！”如果我能这样使出浑身解数，你的本能和成见也会教你立时同意我的说法。然而，如果我真的这样说，我就是在骗你，我向你推荐的已然不是哲学。哲学从不简单明白，也不以实用见长，它更不是什么成功的手段——不是人们平常以为的那种成功。哲学就是这样，不是个别时候是这样，而是事实上就是这样。
哲学之要义，就在证明常识不可靠，证明庸俗的成功标准的缺乏根据。有些事物必须是你走向它，而不是它走向你，哲学就属于其中之一。你必须自己前往哲学的居所，你不能要求它也走向你，你们好在半道相遇——这时你遇到的根本就不是哲学，而是某种可怜的妥协——是一副空壳，一个幌子，哲学的灵魂却早已不在其中。只有让哲学为自己发声，用自己的语言发声，一个人才可能理解哲学的意义。如果说哲学是有益的，那是因为它带给了生活别样的东西，一种它所特有的东西；而且，它的衡量标准由且只能由哲学本身提供。
哲学与常识
我们不能说哲学之合理性在于其讲求常识，但至少可以将两者做一番比较。既然已经必须承认哲学与常识是两样，那不妨好好弄明白它们的不同。那么，什么是常识？首先要说，这很明显不是一个常识问题。常识所特有的属性之一就是：它一定是不能被质疑的，它被视为理所当然。大量的确信组成了常识，而且这些确信普遍被认为站得住脚；你不会对它们有任何疑问，相反，你要靠它们来决定问什么样的问题。它们是保守的意见，是牢固、统一的信念，是人们行为的依据。人们在思考时，就已经无意识地将常识作为前提。作为一个具备常识的人，我利用常识来生活，来思考；我和别人一样，都有那种实践和理论上的成见——也即常识，但我根本不去思考常识本身。
但是现在假设一下，我某天心血来潮，神游天外，竟然开始思考常识本身，这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常识，这个从未被质疑过的权威，被证明出错度很高，它的魔力不再。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例子，那就是常识也有它的历史，时间和地点的变迁令常识也随之发生改变。昨天的谬论可能变成今天的常识，同理，昨天的常识在今天看来可能会显得迂腐和古怪。16世纪说地球移动的人是怪人，20世纪说地球不动的人才是怪人。更进一步，一旦常识被如此反思，我们就能看出常识中至少有部分完全是非理性力量的产物，比如习惯和模仿。常识是长期被人们相信的，被反复断言的，在事实中渐趋牢不可破，地位稳固；与最近或最新的东西比起来，常识总是更容易被人相信，更不容易被怀疑。周围人相信什么，我们总会无意识地反映在自己的看法中，就像在自己的社交圈子里，我们会留意模仿彼此的口音跟词汇。甚至，一种看法只要传播得广，就俨然成了既定的权威。它会得到民意的支持，人们支持它就像支持其他常规的东西一样。对于那些不信者，人们满怀敌意地猜疑，认为他们不可靠不可知——“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更有甚者，这些人被当作是对公共治安的威胁而遭到迫害。
我把习惯和模仿称为“非理性”力量，这么说的意思是它们对真理没有特殊的尊重。它们证实和传播好的思维方式，但同样也证实和传播劣的思维方式。我不是要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常识肯定就有错；事实上，有很多理由能够证明常识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向导。照这样看，常识又在其他的理由层面上获得了合理性；但它本身并不是终审法院。常识是稳定的，被大众接受的，但这不是说它就不能被批评，而且它的稳定性和大众性可能正是批评的针对所在。虽然无法百分之百地肯定，但常识或许确实阻挡了真理的道路：那些仅仅是古旧的、人们熟知的东西，借由常识便获得了毫无根据的权威，我们的头脑因为常识而不再接受新的东西，就像光亮再也无法照进紧闭的门窗。
而哲学家是这样一种人：尽管可能被认为想法古怪，但他却依然要冒着这种风险去挑战常识；他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这么做不是为了对抗，而是要引导多数人去反思，反思那些由于惰性或盲目而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他是一位批评者，不计后果；他是一位提问者，不可抑制；他的提问没有尽头。每当觉得人类智性堕入昏沉，哲学家便想方设法将其刺醒。每个时代都有一次哲学兴趣的蓬勃复兴，都有一次新的哲学运动，并且这种现象具有周期性，这是事实。像苏格拉底、培根、笛卡儿、洛克或康德这样有几分特立独行或热衷思考的个人，总是不循思考的故道旧辙，他们发现走老路固然更轻松，但如果另辟新路，则更有可能达到目标。这样的思想者总是要求重新检视旧有的成见、旧有的方法；他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新的中心，从而思考和研究的轴线因为圆心的变化而不同于从前。
如此一来，哲学便总与常识作对，当然前提是这些常识是习惯和模仿的产物。然而，常识还有一些特征也与真正的哲学天才不容。这些特征是什么呢？我们只消回忆一下那些站在常识的立场发出的对观念的褒贬，就能得到清楚的答案。面对被认为违背常识的观念，人们通常会怎么批评呢？我发现，以下三个形容词最常用到：“不实际”“太空泛”或“不具形”。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些词里的贬抑之意。同时这些词也暗示了，与常识相宜的观念必须是“实际的”“具体的”和“具形的”。哲学作为对常识的矫正，其职责就是要证明：这种说法（不管是明是暗）远不是可以被接受的定论。
那么，在通俗的意义上，“实际”指的是什么呢？举个例子。假设有座房子失火了，有人被困在了屋顶上，朋友们在底下想办法。其中一个朋友建议去隔壁扛一把梯子过来；另一个朋友建议这个人爬到邻居家的屋顶上去，再顺着排水管爬下来。这些都是很有用的建议。可这第三个朋友想知道的却是什么原因导致着火，此人为何试图逃离。其他人会立刻要求他闭嘴，因为他的问题全与眼前的紧急情况不相干。又或者，你走近一个正全力做事业的人，向他提点建议，从他的反应里你就能发现你的建议到底是实际与否。如果你说你发明了一样东西，一个物理装置或者机械装备之类的，它能让眼前的事情更顺利地进行，而这就显示你是个实际的人，人们就可能会听你说。但如果你问一个商人他这样辛苦地赚钱是为什么，并且对这么做是否值得表示怀疑——好了，他这下算是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了。他或许会在“工作时间之外”与你谈谈天，但他几乎不大可能会重新信任你。由此大概可以看出，“实际”意味着它跟眼前手头的事情关联紧密。情况经常是这样：成年人手头有活儿、忙这忙那、有目标等着他去实现。而所谓“实际”，就是任何有助于你达成目标的东西；所谓“不实际”，就是除此之外任何别的东西，特别是对目标本身的思考。而哲学家的建议，通常是后面这种类型。这类建议总让人觉得不合时宜：你正在做的事情，它帮不上任何忙，反倒总是打算叫你先停一停。对实际工作来讲，哲学确实是不合宜的。
那我到底要怎么为哲学辩护呢？回答当然是这样：重要的不仅仅是前进，而且要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不仅仅要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值得做的事情。这句话的正确性显而易见，但人们却很容易忘记。故而，哲学家的职责就显现了出来：提醒人们记住它，说服人们偶尔反思自己的目标，并重新考量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有了生活的哲学，你做事选择怎样的方式方法就有了理由，而且，你打算通过这些方法来实现怎样的目标也有了理由。
哲学与一般化
“太空泛（一般）”的东西也会遭到常识的责难。在生活中，我们所面对的是具体情境，而不是理论。所以获得信赖的人是有经验的人，而有经验通常意味着熟悉某一组特定的事实。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需要的是对具体环境的熟悉，而不是一般性的观念；他必须了解具体的人和手段，而不是抽象的人和原理。文明和进步的观念含混不清，时常被历史学家怀疑；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搞清楚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工业世界里，经济价值的理论远非必需，有关当前的成本、工资和物价的知识才是要紧的。作为对生活的准备，更重要的是要训练眼睛，训练手，因为是它们起着辨别和操作的功能，理性和想象力的训练之所以不那么重要，是因为它们对思考的广度太过热爱——这样很容易导致模糊了细节。又或者，它们在对终极的探索中，可能会忽视眼前之事。
常识对一般化当然不会全盘否定，因为它对知识非常尊重，并且知道，没有一般化，什么知识也得不出。规则和分类是必需的，法则和理论甚至也是必需的。然而，思想的一般化倾向必须有所节制；一旦过了某一点，它就变得荒谬、怪诞、脱离事实，“漂在半空中”，此时，那些有常识的人就会牢牢根植于地面，带着轻蔑、消遣的心态，甚或茫然的惊愕，抬头看着这一切。
故而，哲学之所以对常识构成冒犯，不是因为它的一般化——毕竟人的思考无法离开一般化——而是因为它的一般化没有止境。冒犯常识在哲学家那里是一种必然，这是忠实使命所需。没有一般化到了哪一个程度就必须打住这么一说。哲学家的专职就是尽可能地一般化。此举的动机可能多种多样：他可能是被“无聊的好奇心”驱使，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他可能相信，最崇高的人类活动就是对普遍原则的探索和思考；他还可能被这样的观念所激励：能不能跟事物的第一原因和终极理由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决定了他的灵魂能否得到拯救。不管是哪种情况，哲学家的任务就是阐述事物的本质所容许阐述的最一般的观念。权宜考量所强加的任何限制都不能使他服从。如果不能比其他人更全面、更综合或者更深刻地思考，哲学家就将完全失去其身份特征。哲学家不代表任何事实或利益的有限群体；他是全体的思想者。
哲学与明确
很重要的一点是，事实拥有“稳定可感”的名声，而一般化的观念则被认为空洞而飘忽。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实在常识看来又具备了另一项美德，这就是常识判断的第三个标准——有具形。从词的本意来看，所谓有具形，当然就可以触摸。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就必须触及人性中非常原初和基本的东西。触摸是最原始的感觉。考量一下活的有机体的整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它们意识中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对于“接触”的经验或预期。能够与有机体接触的东西，是一个实体，所以实体或有形的东西就成了已知事物中最古老、最被熟悉的实例。而其他所谓的事物，其身份就变得非常可疑；头脑在跟它们打交道的时候会感到陌生和没有把握。物理科学之所以得到了常识的信任，是因为它尽管也可能远远地偏离实体，并想象诸如以太和能量之类没有具形的东西，但它总是从实体出发，最后又回到实体。此外，即便是以太和能量，也能激发触觉想象——你几乎能感觉到它们。即便完全明白这样做并不合理，但人类的想象力总是不可能戒绝做这样的事情。不可否认，上帝和灵魂都是精神性的，而其最高的权威正是源于这一点。但是，普通人的头脑想到这些概念的时候，总会清楚地赋予它们以肉身的形象，好像如果不这样，大脑在跟它们打交道时就很无助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