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春天，此行的所有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电力设备也被德国政府正式接受，我满怀着美好的憧憬返回了巴黎。因为一位公司负责人曾经许诺，假如我能成功解决问题，就会发给我一笔奖金，而且还会根据我对发电机做出的相应改进，确定公平合理的报酬，我一心盼望着那会是一大笔钱。公司总共有三位负责人，为了方便，我就分别用A、B、C指代。当我去找A要钱时，他告诉我发言权在B那里，而B又认为只有C可以做决定，C则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只有A才有权实施决策。几个回合的互相推诿之后，我才意识到，所谓的报酬其实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之后，我试图筹集研发资金的努力也彻底失败。那时我非常失望，于是，在巴彻勒先生鼓励我到美国去为爱迪生设计新机型时，我下定决心到美国这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去碰碰运气。但是，我差点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将自己那颇为寒酸的家当变卖了，预订了火车票，结果当我赶到火车站时，发现列车已经开动了。祸不单行，我又发现自己的钱和车票竟然也丢了，我该怎么办？大力士赫尔克里斯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从容思考，可我此刻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火车离去，脑海里矛盾纷乱的思绪乱作一团，就像电容器中的电流疯狂振荡一样翻腾不止。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从生活经验来看，乘船旅行比坐火车要便宜得多，只是不太舒服而已。于是，我决定带着所剩无几的随身物品——自己写的几首小诗和文章、一叠画满数学计算公式的图纸，这些计算是为了解决一个与我设计的飞行器有关的难题——搭船去纽约。这次旅途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坐在船尾，随时准备着下水去救可能会葬身鱼腹的人，而丝毫不在意自身的安全。后来，在我受到美国式的务实思想影响之后，回想起自己的这一行为，难免感到后怕，觉得自己当时的想法实在太愚蠢了。
我的一生中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之一就是与爱迪生会面。我对这个出色的男人充满了好奇与敬意，他并不是有什么先天优势，后天也没有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但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而我学习了十几种语言，阅读过各种文学和艺术作品，还利用最好的时光在图书馆翻阅各种资料，从牛顿定律到保罗·德·科克的小说，可以说是无所不读。然而，我一直认为自己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但是，不久之后，我就开始认识到，那些经历或许是自己最宝贵的财富了，它让我有了丰厚的知识积淀。几周之后，因为下面这次经历，我赢得了爱迪生的信任。
“S.S.俄勒冈号”是当时最快的客轮，因为两套照明发电机出现故障，导致它已经推迟几天不能启航。那艘轮船的上层建筑是发电机系统安装好之后才建造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把它从船舱上卸下来。故障很严重，这让爱迪生感到十分苦恼。我当天晚上就携带工具登上了“俄勒冈”号，开始进行各项修理工作。发电机的问题很严重，有好几处短路和漏电的地方。在船员的帮助下，我干了一个通宵，成功地排除了所有故障。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沿着第五街步行回到爱迪生工作室，正好碰到准备回家休息的爱迪生、巴彻勒和其他几个人。“瞧瞧，我们的‘巴黎人’不知道去哪里游荡了一夜。”爱迪生这样说。我告诉他我刚刚从“俄勒冈号”下来，并且已经把两台机器修好，他默默地看了看我，然后一声不吭地走开了。然而，因为我的耳朵很尖，在他走远之后，我听到他说：“巴彻勒，他可真是一个好人。”
从此之后，我的技术得到了爱迪生的赏识，在工作中，他几乎给了我完全的自主权。在差不多一年时间里，我每天都从上午十点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五点钟，每天都如此。爱迪生对我说：“我有过许多勤奋工作的助手，但你是最好的。”在这段时间，我利用短磁芯和同样的方案设计了24台不同规格的标准机型以替代旧机型。爱迪生曾向我许诺，如果我完成这个任务，他将提供给我5万美元的奖励。然而，事实证明，他纯粹只是在耍我罢了。对此，我感到非常痛苦和震惊，于是选择了辞职。
没过多久，一些投资商找到我，他们提议以我的名义组建一家弧光灯照明公司，我同意了。我原本以为，我那伟大的交流电机终于有机会公诸于世了。然而，当我向新同事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却被否决了，他们说：“不行，我们只想要弧光灯，并不关心你所谓的交流电设备。”1886年，我研制的弧光灯系统获得了成功，被应用到工厂和市政照明上。但是，我却被排挤出公司之外了，除了一张印刷精美但毫无实际价值的股票权证以外，我一点财产都没有得到。
此后一段时间，我从事了一些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不过机会最终还是出现了。1887年4月，特斯拉电气公司正式成立，我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厂房。在那里，梦想实现了，我制造的交流发电机与我最初的设计完全吻合。我甚至不用去刻意改进设计，只是脑海中闪过一些新的火花时，我就原封不动地将它们移植到现实设备中，而且实际效果与我大脑中想象的完全一致。
1888年年初，我与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签订协议，开始大规模生产我发明的交流发电机。但是，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当时威斯汀豪斯公司的专家为了获得变电优势，使用的是133周电流，这不适合我的感应电机，因为我的系统是基于低频电流设计的。而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标准设备，所以，我必须努力改变我的发电机，来适应他们的具体要求。除此之外，我还有一项很艰难的任务要完成，就是设计出一种新机型，利用两根电线在这种新频率下有效工作。
好在，到了1889年年底，我已经完成了在匹兹堡的任务。我回到纽约，继续在格兰街的实验室进行实验，马上投入到高频机的研发设计中。因为这是一个无人涉足的领域，设备构架是一个完全崭新而又新奇的课题，因此我也遇到了很多难题。
正弦波对共振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担心感应发电机不能产生理想的正弦波，所以我放弃了感应发电机方案。如果不是出于这一考虑，我的工作量会大大降低。高频交流发电机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速度不稳定，这可能对其实际应用带来极大限制。在我向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进行演示时，我已经注意到调谐有几次出现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可是，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找到了一种方法，使这种高频交流发电机在恒定速度和极限负载条件下工作时，每一周期内的速度变化控制在极小范围内。
出于其他更多方面的考虑，我觉得应该设计一种简单的装置，来产生电流振荡。早在1856年，开尔文男爵就提出了电容放电理论，但可惜的是，这么重要的发现却未能实现工业化应用。我发现了它的潜在应用价值，于是开始利用这一原理研发感应式交流电机。我的研发过程进展神速，在1891年的一次讲演中，我就利用一只线圈制造了5英寸长的放电火花。在那个演示现场，我坦白地告诉在场的工程师们，利用我发现的这个新方法传输电力存在一个缺陷，即火花间隙损失。之后的研究也表明，任何可以被采用的介质，包括空气、液体、水银蒸汽、油液或者电子束，都会存在电损。这是自然规律，就好像机械能转换也存在类似的规律一样。我们可以从某一高度让物体垂直降落，也可以让它沿着任何曲线滑落。好在，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一缺陷不会带来太严重的影响，这也是值得庆幸的一点，这一问题没有造成致命障碍，通过合理安排共振波，电路的输电效率可以达到85%。
自从我的发明公布以来，这一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给很多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发展，然而，它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掘出来。1900年，我成功地制造了100英尺的强大放电电弧，并围绕球体产生了人工闪电。当时，我想起了第一次在格兰街实验室看到的微小火花，那种兴奋与激动的心情丝毫不亚于我最初发现旋转磁场时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