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任京师大学堂官学大臣时，延聘美国人丁韪良为大学堂西学总教习。德、意两国大使知道后，强求大学堂也聘请德意两国人为教习，声称只有这样，才利于中国大局，“实为幸甚”。孙知道后，严词驳斥，予以拒绝，并说：“查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体不同，岂能比较一律。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干预。”袁世凯称帝前，请林纾写“劝进表”，并邀林当高级顾问，林严词拒绝：“将吾头去，吾足不能履中华门”。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而辞职。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蔡称：“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蔡元培平日恬淡从容，无论对待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遇大事则刚强不肯苟同。他任北大校长期间，因经费不足，就由校务会商定征收部分讲义费。部分学生不肯交讲义费，还聚集起来包围红楼，来势汹汹要求免费，蔡一再给学生解释，学生仍不让步，蔡便大声呼道：“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部分学生闻言仍不后退，于是蔡就站在红楼门口，怒目挥拳，大声喊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包围蔡的学生看到平日性情温和的蔡发怒了，知道校长不会妥协，便纷纷后退散去。
。七七事变后，日本飞机轰炸南京，陈独秀所在的监狱被震塌。陈的学生陈钟凡得知后，同胡适、张伯苓等人联合保释陈，国民党政府的条件是，除了人保以外，还需本人出具“悔过书”。陈听后，勃然大怒，说：“我宁可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陈独秀晚年寓居四川江津一个小山村中，生活极为穷困。他在北大的很多朋友和学生如胡适、罗家伦、傅斯年等，到四川来时，必定专程去看望他。看到他家徒四壁，不免要想资助。陈反而气愤地说：“你们把我当乞丐施舍吗？我挑明了说，即使我穷死饿死也不会收的。”陈的学生、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赠他五千元，他当即拒绝。朱又托张国焘转赠，陈将钱原封退回，并写信斥责说：“请你以后不要多事！”蒋介石得知陈独秀的生活状况后，命国库局拨一笔钱给陈。国库局派大员亲自去办理，江津县银行办事处主任也陪同前往，希望落实此事。陈严词拒绝，照样将钱原封退回。
邵飘萍撰文抨击张作霖，张又恨又怕，汇款三十万元收买邵。邵将银钱悉数退还，抨击张的火力不见减弱，反而增强。邵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当时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蒋并不畏惧，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黎元洪任大总统期间，曾颁发给胡适勋章一枚。胡在报上刊登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的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任北大文科教授的马叙伦愤然说：“是不可以久居矣。”即日离职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称。之后从事民主运动，马也是不惜身家性命的。
01907年，钱玄同在日本师从章太炎，受反清排满思想的影响，加入同盟会，同时改名“夏”。因“夏”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中国之入也”。
后因研究今古文经而对古籍大胆质疑，遂启用“疑古”别名，著文题签，常署“疑古玄同”。后因痛恨日本侵华，又于1938年恢复旧名“钱夏”，改“疑古”为“逸古”，表示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不做顺民。在与朋友谈话中涉及日本时，都以“我们的敌人”代指。
“九一八”事变以后，钱玄同满腔孤愤，抑郁难语，拒绝参加一切宴会，还作《酒誓》，表示绝对戒酒。他说：“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抗战全面爆发后，钱因病未能南下避难，他托人给南下的旧友亲朋带话说：“只有一句话，告诉他们说钱玄同绝不作汉奸就好了！”袁世凯筹谋称帝，因黄侃名气甚大，并准备授予黄一等金质嘉禾勋章，授意黄侃为他写《劝进书》。黄鄙视袁的为人，因而拒之，并作诗歌嘲讽此事，说“二十饼子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后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被袁世凯软禁。黄得知后，冒生命危险与老师同居，一面侍奉，一面与师日夜论学。
黄侃处世尚气节，最厌趋炎附势。民国时，其同盟会故友多系显贵，黄耻与往来。唯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黄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黄竟一次也未去过居正家中。居正念及旧情，亲赴黄侃家中，问黄为何不再来家中交谈。黄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1938年，熊十力居重庆璧山，常对学生讲授民族历史，并以气节相勉励，说：“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决不能亡我民族，决不能亡我文化。，，20世纪40年代，熊十力在重庆北碚郊区的勉仁书院任职，生活极为清苦。某日，熊的学生徐复观从重庆赶来看他，徐当时已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同时给熊带来了一张百万元的支票，并告诉他是蒋介石送的。熊闻言大怒，对着徐复观吼着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腿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满脸怒气地将徐复观赶走了事。
1946年，蒋介石先后两次赠巨款，资助熊十力筹办研究所，熊均辞而不受，称：“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1937年，北平沦陷后，“敌伪维持会”一再派人邀沈兼士为日方效力，均被沈逐出门外，并称：“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工作”，并以‘‘抗志斋，，命名书房，表明心迹。与英千里、马衡、张伯驹、邓以蛰等人组织‘‘炎社”，以明末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号召，从事秘密抗日活动。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相继南下。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马裕藻、董康和周作人三教授留守，保管校产。日本侵略者曾数次命马的旧交周作人前来请马出山任教，马让幼子马泰拒之门外不见。周来的次数多了，最后马让马泰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从此，周没有再来。
抗战时期，马裕藻滞留北平。马的一位学生请其写些字，留作纪念。马沉吟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的学生张中行说：“马裕藻爱国，有时爱到有近于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学生每次去见马，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1945年初，日夜期盼抗战胜利的马在病榻上喃喃地说：“天快亮了，天快亮了。”当年4月，马抱憾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