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发于塞北江南的这两个离谱而神奇的传说，随着野史笔记的疯狂传播，最终产生了轰动效应，以至几百年后的今天，许多人相信此事并不断添枝加叶加以流传。
而史学大家们的横空加入，又为这本就版本迭出的世纪谜团增添了几许光怪陆离：“弘历之出生，鹤丈言之綦详，其说则余所未之前闻。鹤丈云：乾隆生母李佳氏，盖汉人也。凡清宫人之隶汉籍者，必加‘佳’字，其例甚多。雍正在潜邸时，从猎木兰，射得一鹿，即宰而饮其血。鹿血奇热，功能壮阳，而秋猕日子不携妃从，一时躁急不克自持。适行宫有汉宫女，奇丑，遂召而幸之，次日即返京，几忘此一段故事焉。去时为冬初，翌岁重来，则秋中也，腹中一块肉已将堕地矣。康熙偶见此女，颇为震怒，盖以行宫森严，比制大内，种玉何人。必得严究，诘问之下，则四阿哥也。正在大诟下流种子之时，而李女已届坐褥，势不能任其污亵宫殿，乃指一马厩，令入。此马厩盖草舍，倾斜不堪，而临御中国六十年、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竟诞生于此焉。”鹤丈曾佐热河都统幕，此说盖闻诸当地宫监者。此草厩至清未垂二百年，而每年例需修理一次，修理之费，得以正式报销。历年所费，造一宫殿已有余赀，而必须修此倾斜之草厩者，若无重大历史价值，又何至于此？信如此说，弘历之生母孝圣宪皇后之福泽亦不可谓不大。弘历再番南巡中，有奉皇太后巡幸者，江南命妇，得见太后颜色，口碑流传，多谓太后之貌奇寝。太后于巡幸时，尚有赐钱之举，人各一文，得者视为奇珍，鹤丈曾于戚家见藏其一云。“清史专家庄练先生在考证乾隆身世之谜时，援引上述之说并得出如此结论：“冒因为在热河都统署中作幕宾之故，得闻热河行宫中人所传述之乾隆出生秘辛如此，实在大可以发正史之隐讳。”不仅如此，庄练先生同时提供了三条罕为人知的史料，作为乾隆生母李氏在草厩产下乾隆的旁证：其一，《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七载：“康熙五十年七月，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稹赴热河请安。”据此，庄练声称：“康熙在这年四月由北京启行前往热河行宫，胤稹并未随行，显然无意使之参加木兰秋猕。然而当七月盛夏之时，胤稹却专程遄往热河‘请安’，若不是有极重大的事情需要请命皇帝，应该没有专程前往‘请安’的必要。所以，所谓请安云云，实际正是官书记载的文饰之词。因为以时间推算，乾隆之生母此时正大腹便便，临产在即，康熙为了要确定雍正即为蓝田种玉之人，自必须在发现之后召讯雍正面质此事，否则雍正何以在此时恰有此请安之举，在时间上如此巧合呢？”其二，乾隆时官至御史的管世铭，在其所著《韫山堂诗集》之“扈跸秋狩纪事诗”中云：“庆善祥升华诸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诗后附有小注：“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日驻临。”上述七言诗及其诗注，庄练先生认为是乾隆降生于避暑山庄狮子园的有力佐证。
最后一条史料是清代官修的《热河志》中，专门将“草房”记于狮子园中。据此，庄练言及：“考之清代官修的《热河志》，热河行宫有狮子园，乃是康熙时御赐雍正所居之别馆，园中有一处房屋，名为‘草房’而别无其他名称，殊与同一别馆中的亭台堂阁显然有异。如果说是因为‘草房’的规制隘陋，不足以登大雅之故，所以才没有被赐以专名，然则又为何要将这一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草房’专门列入狮子园的房屋记载之内，与其他赐以专名的堂阁亭台同占一席之地呢？很显然，此一草房，并非寻常意义上的草房，正如冒鹤亭所言，是当年诞生乾隆的‘草厩’也。”为了进一步证明乾隆生母是热河汉宫女李氏而非什么钮祜禄氏，庄练先生不吝笔墨，从乾隆体健高寿入笔，洋洋洒洒抛出大段的旁白：“满清皇帝起家于关外的游猎民族，习俗尚武，虽富贵不忘其世代相传的骑射之风，所以在咸丰以前的各朝皇帝，不但他们自己都能驰骋鞍马，也以此教导他们的儿子。木兰秋猕，乃是满清皇帝经常举行的狩猎活动，皇帝和皇子们一起在山岭原野之间骑马驰突，射猎虎豹熊鹿之类的野兽，虽多危险，却也是极好的武术训练。乾隆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长大成人，当然能够得到很多的训练机会，从而成为一名善于骑马征战的武士，赳赳桓桓，雄伟壮健。但清朝的皇帝、皇子们虽多身体强健，却绝无一人能如乾隆之寿至九十，而且垂老不衰，这就与各人的先天禀赋有关了。皇子们的先天禀赋，得自其母后母妃的遗传。出身富贵之家的妃嫔，不可能有强健的身体，而唯独乾隆例外，因为乾隆之生母并非一般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妃嫔，乾隆得天独厚之处，就在这里。”有关乾隆生母的官书资料，《清史稿·后妃传》虽然记载简略，却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四品典仪凌柱女，后年十三事世宗潜邸，号格格，五十八年庚午高宗生。雍正中封熹妃，进熹贵妃。高宗即位，以世宗遗命尊为皇太后，居慈宁宫。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唯亦兢兢守家法，重国体。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即召宫监，谕汝等尝侍圣祖，几曾见昭圣太后当日今圣祖修盖庙宇，嗣后当奏止。宫监引悟真庵尼入内，导太后弟入苍震门谢恩，上屡诫之。上每出巡幸，辄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山者三，幸中州者一。谒孝陵猕木兰，岁必至焉。遇万寿率王大臣奉觞称庆。十六年六十寿，二十六年七十寿，三十六年八十寿，庆典以次加隆，先期日进寿礼九九，先以上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像冠服簪饰，金玉犀象，玛瑙水晶，玻璃珐琅，彝鼎艺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太后为天下母，四十余年国家全盛亲见曾之。四十二年正月庚寅崩，年八十六。葬泰陵东北日泰东陵。初尊太后上徽号，国有庆典屡加上。日：崇德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琪宁豫皇太后。既葬，上谥，嘉庆中再加谥日：孝圣慈宣康惠敦和诚徵仁穆敬天光圣宪皇后。子一高宗。
钮祜禄氏为满洲八大姓之一。早在努尔哈赤以十三幅遗甲起兵之时，孝圣宪皇后的曾祖父额亦都即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额亦都隶属镶黄旗。天命朝时，为后金五大臣之一，在奠定满清入关的萨尔浒一役中功勋赫赫，后官至总兵官、一等大臣，此等身世，显赫尊贵。钮祜禄氏十三岁嫁与胤稹，封侧福晋；二十岁时，生弘历于雍亲王府邸。雍正登基，先封熹妃，后晋熹贵妃。其子弘历继位后，因母以子贵而尊为皇太后。
雍正共有十个儿子，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生皇长子弘晖；齐妃李氏生弘盼、皇二子弘昀、皇三子弘时。弘盼两个月天折，宗室玉牒遂不入诸王之次，而以弘昀为皇二子；孝圣宪皇后生皇四子弘历；纯懿皇贵妃耿佳氏生皇五子弘昼；谦妃刘氏生皇六子弘瞻；敦肃皇贵妃年氏生皇七子福惠、皇八子福宜、皇九子福沛。
十个皇子中，弘盼不入序，弘昀、福宜、福沛皆中道天亡。皇长子弘晖八岁早殇，皇三子弘时于雍正五年被父亲处死，皇五子弘昼死于乾隆三十年。皇六子弘瞻于乾隆三年承袭十七叔胤礼封号，为果亲王。皇七子福惠八岁少亡，弘历即位后追封为亲王。从雍正十个儿子的归宿及其生母情况看，似乎没有一人能与民间盛传的“草房之谜”及“龙凤交换”沾边。
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所谓的“龙凤交换”之说假定成立，此故事当发生于康熙四十九年年底，且月份日期也不能有较大的出入。从清史资料中可以看出，是年海宁陈家在朝中为官者共有二人：一为陈倌之父陈诜，四月由湖北巡抚晋升工部尚书；一为陈元龙，八月初四由吏部左侍郎改任广西巡抚。但传说中的“龙凤交换”似乎与此二人毫无干连，而是咬住陈诜之子陈倌不放，而此时的陈倌根本就没有在朝为官，纵使陈倌此时得子，又如何被雍正换去？退而求之，若陈倌之子果真被雍亲王胤稹私下抱易，此时的雍亲王已有三子，第一子与第二子虽然早旱夭折，但第三子弘时年已八岁，胤稹又何必抱养一异姓汉人为子？时太子废而复立，“八爷党”横行无忌，兄弟自相火拼，骨肉煎熬正炽。就算胤稹对皇位之属稳操胜券，以当时之背景，纵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行易换汉臣之子之事。角胜于毫芒之间的诸皇子，一旦授人以柄，不但帝王之梦瞬间成为泡影，获罪遭遣之祸也会不期而遇，以胤稹之精明，断不会行此低能之事。
再假定乾隆南巡至海宁陈家去见或认那位辞官之乡的生身之父陈倌陈阁老，必须在第三次南巡，也就是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之后。因为乾隆第一次南巡于十六年正月启銮，入渐渡钱塘，祭禹陵而返，未到海宁。第二次南巡在二十二年，至杭而返，也没有来到海宁。直到第三次南巡时，才驻跸海宁，此时陈倌已死去整整五年，若乾隆不小心撞见或认下所谓的“生父”，那是活见鬼了。
乾隆喜欢穿汉装，确为史实。有清一代，不仅乾隆喜欢穿戴汉装，其他皇帝和后妃也有此好。故宫博物院至今完好保存着他们穿过的汉装及身着汉装的画像。仅凭服饰来判定其民族归属，显然过于武断，如果亚历山大同样穿上一身汉装，我们难道怀疑其为汉人后裔不成？现存的雍正披西洋假发的画像，其洋洋之情呼之欲出，难道雍正又成了西洋人的种子？而“草房之谜”则是关于乾隆身世疑案的与“龙凤交换”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传说，案发于塞外承德避暑山庄的一间草房内。事实上不独民间，就连言之凿凿的官书典籍对此也偶有涉及。尤令人惊奇的是，乾隆降生于避暑山庄之语，竟赫然出现在嘉庆皇帝的遗诏中，并由此而激起一场震惊全国的所谓“遗诏风波”。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正在塞外巡幸的嘉庆皇帝猝然驾崩于热河行宫。由于事起仓猝，嘉庆没有留下遗诏。
受命撰写大行皇帝遗诏的是首席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托津及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戴均元。两位军机大臣参阅嘉庆生前颁行的谕旨及其御制文字，很快草就大行皇帝遗诏。经新即位的道光皇帝批准后，遗诏迅即颁行天下。
不料，在八月二十二日，道光皇帝奉大行皇帝梓宫自热河回銮之际，大学士曹振镛突然出语惊人，指出大行皇帝的遗诏末尾一段有不可饶恕的错误之处，恭请皇上收回遗诏并对撰写遗诏的托津、戴均元严厉惩处！从皇家的角度看，遗诏事关神器所归和新帝即位后的大政方针走向，断无丝毫疏忽之理！道光闻讯大惊，在请出皇祖《实录》跪读、复遍阅皇祖《御制诗集》并与遗诏一一核实后，一腔悲愤轰然爆发。九月初七，盛怒中的道光皇帝突然明发上谕，指出遗诏中的明显谬误，一举将托津、戴均元赶出军机，同时下令收回遗诏：谕内阁：七月二十五日恸遭皇考大行皇帝之故，彼时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朕在居丧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
但思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以自不至有误。及昨内阁缮呈遗诏副本，以备宫中时阅，朕恭读之下，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之语，因请出皇祖《实录》跪读，始知皇祖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复遍阅皇祖《御制诗集》，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于是命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伯麟，尚书英和、黄钺传旨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
据托津等奏称：恭查大行皇帝《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记”，诗注恭载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又第六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注相同。至《实录》未经恭阅，不能深悉等语。
朕恭绎推究皇考诗内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兹据军机大臣等称、《实录》未经恭阅，尚属有辞；至皇祖《御制诗集》久经颁示天下，不得诿为未读，实属巧辩！除托津、戴均元俱已年老，毋庸在军机处行走，并不必恭理丧仪，与卢荫溥、文孚一并交部严加惩处，卢荫溥、文孚年力尚强，与托津、戴均元行走班次在前者有间，仍留军机大臣。
遗诏布告天下，为万世征信，岂容稍有舛错。故不得不将原委明白宣示中外。
道光以不惑之年承继大统，政治经验应该十分成熟。虽然处于守丧之中，但对这“万世征信”的大行皇帝遗诏必字斟旬酌，几番推敲后方令颁行。但托津、戴均元以嘉庆《御制诗初集》其中两首诗的诗注为蓝本，赫然书就“皇考降生避暑山庄”这一石破天惊之语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既称“御制”，必为皇帝亲笔所作，诗既称“御制”，诗注也应该称作“御制”。且看《清仁宗御制诗集》初版诗注及经修订改版的卷六及卷十四诗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