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卷六诗注：“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山符仁寿，京垓亿秭。”再版改毕：“康熙辛卯年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瑞启苍符，山征仁寿。”原卷十四诗注：“敬唯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钟祥。”再版改毕：“敬唯皇父以辛卯岁诞生，而山庄之建亦适成于是岁，瑞应祥征，默孚宝祚。”从嘉庆皇帝御制诗的原诗注中不难看出，乾隆皇帝降生于避暑山庄之说确为言之凿凿，且指证此事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生儿子，大清入关后的第五代皇帝。皇帝以九五之尊，一言九鼎，手下的臣子断不敢不听不信。但乾隆也是皇帝，不仅有“予康熙辛卯生于雍和宫”之纶音，《高宗实录》也有“上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之语。嘉庆与乾隆都没有错，错的是托津、戴均元不该硬着头皮接下这一倒霉的差使，从而导致身败名裂的凄惨下场。
一纸足以讥贻史册的遗诏若到了各省督抚手中犹可收回，若到了外邦手中，岂不使大清王朝颜面扫尽？明发上谕后，道光立即传谕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督抚，命令他们火速将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属国的遗诏截留，换上新的遗诏。
托津、戴均元撰写的嘉庆遗诏原本末尾如下：“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热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经新入军机的大学士曹振镛等修订为：“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热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复何憾？”曹氏无愧于文章大家，寥寥数字之变，即把乾隆降生于避暑山庄之意，改为康熙、乾隆神像在此。中国文字之不朽魅力，于此略见一斑。
清历朝《实录》恭藏大内，其作用仅仅限于当世皇帝每日必读的类似于吸收政治经验的范本，托津等人“未经恭阅”没有错，错的是当年时为皇四子的雍正不该“鹿血攻心，草房得子”，从而为本就绯闻迭出的天皇贵胄增加了新一轮丑闻。如果当年不是嘉庆偶发诗兴，随口吟出一句什么“长春宝祚绵悠长，拜祝山庄都福庭”并留双行小注，那么，托津等人也绝不敢在其遗诏中冒出“皇考降生避暑山庄”这一惊人之语，后世的学者文人也不会为什么“草房之谜”而喋喋不休了。
“草房”确有其处，就在避暑山庄西北部狮子岭下狮子园内。狮子园原名狮子沟花园，康熙赐名为狮子园，并于康熙五十一年赐予皇四子胤稹，作为其扈从山庄的临时府邸。此处峰高岭峻，水碧泉清，花繁树茂，景物天成。胤稹得此园后，在众多豪华秀雅的胜景中，于“待月亭”东北，修建了三间简朴淡雅的草房，用以点缀园林景色，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笔，竟为他的子孙引来无穷的麻烦。围绕这三间草房发生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事实上，在一派绚华富丽的楼台阁榭中轻缀野趣，为中国古代园林艺术之特有之处，从美学意义上也不难理解，大可不必对这三间草房产生一连串的揣测臆断。如果说乾隆的身世与草房果真有关，我们不禁要问：“乾隆降生于康熙五十年，而草房却在五十一年以后才有，难道乾隆还会妖术，缩回去了不成？”热河行宫于康熙四十二年破土动工，至四十七年轮廓初现，三年后更名为避暑山庄。建园伊始，即派重兵护守，仅兵营即达四十余座。
山庄建成后，康熙几乎年年夏初驻跸此地，少则四五月，多则半年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夏都”。而木兰围场则远在山庄之北，即使围场的最南界，离山庄也有二百里开外。当时定制：围场周围及各隘口均以树栅为界，七十二个小围场派兵驻防，严禁百姓出入，而皇室秋猕，亦限于场界之内，严禁逾越边栅。康熙四十九年的木兰秋猕，胤稹假定冲破边栅，但策马狂奔二百余里去山庄猎鹿，似乎难以令人接受。
再假定狮子园果有李姓宫女，其媚无比，胤稹也不敢乱其心性。皇子勾引宫女，必以秽乱宫闱论处。时诸皇子谋嗣正值白热化，各拥党羽，寻嫌查隙，此时若有毫发差池，瞬间即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说胤稹真的喝鹿血昏了头，谅也不敢逞一时之快，从而招致“只图一时乐，换来一世悲”的千古遗恨，何况在戒备森严的行宫和皇上的眼皮底下，处在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严酷环境中，更何况这本就子虚乌有的李姓宫女，既非月中嫦娥，又非人间西施。
乾隆休妻
放眼中国历史，皇帝做到乾隆份上，至矣，尽矣！这位一生游戏于女人之间，处处拈花惹草、追蜂引蝶的风流天子，竟然在宝座上坐了六十年，过足了皇帝瘾的同时又过了一把太上皇之瘾。不仅如此，这位所谓的“四德无违，十全有爽，文谟武烈，丕显丕承”的“古稀天子”，由于过早地把皇位让给了儿子，自己一门心思等死，故而他的死因，没有像祖宗们一样，给后世留下扑朔迷离的悬案。他没有遭到谋杀，也没有遭到中毒暴亡等不测之事。他的驾崩，是继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关东建国、世祖福临入主中原以来，六代帝王奔赴黄泉路上的第一次平常之事，也是延续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清王朝少数几个没有在死亡情结上留下悬案的帝王之一。
乾隆驾鹤西游，得道升仙，死得利利落落，明明白白。但他与皇后妃嫔及各式女人产生的风流韵事、情爱瓜葛，却版本百出，迭爆冷门。身后的悬案和谜团，则超过了有清一代所有的帝王。乾隆与“无发国母”之间的恩怨纠葛，清史虽然讳莫如深，只字不露，但民间却争相传播，喧闹不休，并最终演绎出一场凄美幽怨的深宫悲剧。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七月十四日未时，形似幽灵的那拉氏皇后终于在无尽的怨恨中撒手归西。那拉氏崩亡之时，正值乾隆亲率千骑万乘，在木兰围场射虎猎豹，对蒙古王公显示大清兵威与圣德之际。噩讯传来，乾隆面无半点戚色，决定继续行围射猎，只派那拉氏之子永瑾回京料理丧事。猎毕驾临避暑山庄后，乾隆突然明发上谕，对皇后丧事规格作出明确规定，并把帝后反目的隐私正式诏告天下：据留京办事王大臣奏：皇后于本月十四日未时甍逝。皇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值欢幸之时，皇后性忽改常，于皇太后前不能恪尽孝道。比至杭州，则举动尤乖正理，迹类疯迷，因令先程回京，在宫调摄。经今一载余，病势日剧，遂尔奄逝。
此实皇后福分浅薄，不能仰承圣母慈眷，长受朕恩礼所致。若论其行事乖违，予以废黜亦理所当然。朕仍存其名号，已为格外优容，但饰终典礼不便复循孝贤皇后大事办理，所有丧仪止可照皇贵妃例行，交内务府大臣承办。著此宣谕中外知之。钦此！此谕一经颁示，举朝哗然：堂堂大清国皇后，丧仪居然比照皇贵妃办理，岂非有悖常理？不管皇后何种过愆，既存名号，当以后仪入葬。如果此事不据理以争，真让后世讽笑朝中无人了。
没过几天，御史李玉鸣的奏书飞马传至热河行宫，言称上谕中遗漏了最重要的一节，即应为大行皇后服三年国丧！乾隆读毕此折，顿时目露凶光，下令把李玉鸣革职锁拿，发往伊犁戍边。
李玉鸣刚一露头，即遭当头一棒，群臣惊悚之余，再不敢对丧仪指指点点，只得老老实实按谕旨办理。可怜堂堂的大清国母，空负一顶辉煌的凤冠，死后竟以妃礼安葬，当真是死不瞑目了。更为悲惨的是，死后连个单独的墓穴也没有，只好借宿于纯惠皇贵妃的地宫之中。不仅如此，每当清明、冬至、忌辰等祭祀时刻，一般妃嫔的灵前尚且香烟缭绕，祭品不断，独那拉氏的灵前冷冷清清，无人问津。一朝失宠，竟然万劫不复，死无葬身之地，一缕孤苦幽怨的阴魂无处依附，遂游荡于无生无灭的永恒中。
那拉氏的悲剧，早在乾隆的第一任皇后富察氏死后即已蒙上了不祥的阴影。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三月十一日，富察氏突患寒疾，崩亡于回銮途中的德州地界。皇后猝然崩逝，乾隆悲恸欲绝，和泪写下“一天日色含愁白，三月山花作恶红”等令人肝肠寸断之句。在将钟爱的富察氏谥为“孝贤”皇后以后，乾隆就已在心中暗暗发誓：今生今世再不册立皇后，以慰孝贤皇后在天之灵。
按照大丧仪的规制，乾隆辍朝九日，缟服十二天；妃嫔以下，皇子并其福晋一律缟服服孝；亲王以下，凡有顶戴花翎的满汉文武大臣百日内严禁剃头，二十七日内不准婚嫁、筵宴、优乐；京中军人及其百姓，男摘冠缨，女去耳环。违者，杀无赦！当孝贤皇后灵柩由通州抵京后，先行抵京的乾隆一身缟服亲临长春宫祭奠。皇后梓宫移殡景山观德殿后，乾隆又身着缟服亲临祭酒三爵。此后初祭礼、大祭礼、满月礼、百曰礼、暂安礼、周年礼、二周年礼，乾隆无不素服亲往，酹酒致祭，直至孝贤皇后入土为安，煊赫飞扬的盛大丧仪才随之尘埃落定。
孝贤皇后死后不到一个月，湖广总督塞楞额竟无视“百日之内严禁剃头”这一血腥的禁令，悍然带头剃发。乾隆闻讯，天威震怒，下令将塞楞额赐死，后来又借口地方官员不上表奏请赴京叩谒大行皇后梓宫，将各省督抚、将军、提督、都统、总兵或降低或削去军功记录，一口气处分了五十余人。
就在乾隆借着皇后死去这股狠劲，把大小臣子们折腾得寻死觅活、人鬼莫辨之时，当朝太后——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却日益不安起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皇帝，怎么会为一个女人疯狂到如此地步？皇后之死固然令人忧伤，但人死不能复生，怎么能够把一腔愤怒泼洒到无辜的臣子们头上？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一旦把这群貌似恭顺的羔羊们逼到绝路上，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尽快把儿皇帝自悲恸的漩涡中拖出，维系四海民心，钮祜禄氏决定以最快的速度为儿子物色一位皇后。
早在雍正朝时，除了刚刚过世的孝贤皇后外，侍奉乾隆于藩邸的尚有七人：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慧贤皇贵妃高佳氏、淑嘉皇贵妃金佳氏、纯慧皇贵妃苏佳氏、愉贵妃珂里叶特氏、娴贵妃乌拉那拉氏及婉贵妃陈氏。钮祜禄氏之所以把目光定格在这群资深的妃子们身上，是因为她们早在雍正时即奉侍乾隆，至少比新选进的妃嫔更多地了解皇帝的脾性和爱好，知道从何处体贴和关心皇帝，更重要的，新一任皇后必须持重沉稳、雍容有度。一番比较、筛选、过滤和多方权衡后，钮祜禄氏皇太后最终选中了娴贵妃乌拉那拉氏c．那拉氏是满洲正黄旗佐领那尔布之女，生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二月初十曰。乾隆尚为皇子时，雍正赐那拉氏为乾隆藩邸侧福晋。乾隆登基后，那拉氏被封为娴妃，时年二十岁。由于深受钮祜禄氏宠爱，于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晋升为娴贵妃，从其贵妃册文中“性本婉顺，质赋柔嘉，秉德罔愆，协衍璜之矩度”等溢美之词可以看出，此时的那拉氏还是很受欢宠的。
当皇太后满怀某种沉重而庄严的责任和使命感，将这一关乎大清国最为严肃和敏感的话题向儿皇帝隐隐谈及时，乾隆当场愣怔在地：孝贤皇后死去不过百日，正是举国守丧之际，而母后却匆匆为自己选立皇后，此时该如何应变？虽然太后不能干扰国政，但母后为儿子选妃选后却纯属皇家内事，与国家大政毫无关联，况皇帝奉行以孝道治天下，如果连母后的话也不听不顾，又如何谈及“孝道”？对于选立那拉氏，乾隆丝毫不感到惊奇，因为母后不止一次向他夸赞那拉氏恭礼谦和、温柔和顺，足堪承当六宫重任。但不知何故，乾隆却对这个母后费尽心机挑选的继任皇后没有丝毫的向往和激情。事实上，就在母后喋喋不休夸赞那拉氏时，乾隆眼前显现的却尽是孝贤皇后温柔动人的身影，在乾隆的心中，至少目前还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取代孝贤皇后的位置。
乾隆对选立皇后的冷淡和借故延迟，终于使钮祜禄氏皇太后再也难以忍耐。七月一日，也就是孝贤皇后百日忌辰过后的第十天，皇太后正式颁布懿旨，敦促儿皇帝尽快将那拉氏册立为皇后：“皇后母仪天下，犹天地之相成，日月之相照。皇帝春秋鼎盛，内治需人。娴贵妃那拉氏系皇考所赐侧室妃，人亦端庄惠下，应效法圣祖成规，即以娴贵妃那拉氏继体坤宁，予心乃慰。”这道来自慈宁宫的懿旨，正式明确了那拉氏在坤宁宫的合法地位，也打碎了乾隆仅存的一丝梦幻。太后懿旨颁布后，乾隆无奈地向天下承认了这一无可更改的事实：“朕以二十余年伉俪之情，恩深谊挚，遽行册立，于心实所不忍，即过二十七日于心犹以为速，但思皇后大事，上轸圣母怀恩，久而弥笃，岁时令节，以及定省温情，朕虽率诸妃嫔及诸孙问安左右，而中宫虚位，必有顾之而怡然者。固宜亟承慈命，以慰圣心……册命娴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那拉氏虽然入主坤宁宫，但身份却不过皇贵妃而已。正式册封为皇后——那拉氏册封两年之后的悲剧，似乎早在此时就已埋下了种子。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八月初二，三十二岁的那拉氏终于迎来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她戴上了穷尽女人一生梦幻而承托起来的凤冠，正式成为大清帝国的皇后，开始了母仪天下的皇后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