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长城修筑得多么高大坚固，毕竟只是一种砖石砌筑的防线，是一座死的毫无生命的建筑物。长城的军事作用，要由将士同心、勇猛善战的部队来体现。明代隆庆年间，蓟州总兵戚继光曾大规模修筑长城，“周垣二千余里，先其要害，筑台千有二百，后以渐加筑室三千”。是时九边甲士共有七十万，“可用三十万以乘障，四十万以列阵”。面对如此雄厚的边防力量，戚继光却不无忧虑地说道：“长城一瑕，则百坚皆瑕。”与戚继光同时代的蓟辽总督刘焘，也曾指出单纯依赖长城的无益：“长城之设，古为无策。其在今日，何以谓之有策乎？是以修筑益急，而虏患日炽；钱粮益耗，而士马益疲。白创修以至今日，几四十余年矣，无一岁而不请修边之粮，无一秋而有修边之效，则其势可知矣。”事实上，不仅仅是戚继光、刘焘这样著名的边将，就连与戚、刘同时代的朝廷重臣胡宗宪也有如此慨叹：“虏之大举，动号十余万计，声东击西，乌散云集，边城千里，处处宜备。备多，则势分；列营摆边，久暴于外，久暴，则气惰。我散守于久里之边，彼并力于一隅之地；我以久劳之卒，彼乘方张之势；迅如急雷，不及掩耳。比及举炮鸣烽，虏已溃墙入境。我虽调集游兵，然势既析于分布，力必寡于并御，东西策应，顾此失彼，军士既出摆守，各堡悉皆空虚，风驰电扫，无不摧破！”所谓蝼蚁穿穴，千里堤溃。正是对这样的教训铭记于心，康熙在多次塞外北巡后，才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胜防”。弦外之音，当可推断。
但是，康熙毕竟又是一个雄才大略、千古难遇的圣明君主，深知国祚的绵长，皇权的巩固，绝非在于长城是否延袤万里，坚不可摧，而在于能否轻徭薄赋，得道多助。秦始皇倾其国力筑就长城，但秦朝只不过存活了短短的十五年，空留“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凄凄悲音。文宣帝强征数百万民夫大举修筑长城，北齐也只苟且偷生了二十七载。隋炀帝在全国范围内疯狂地搜罗丁壮，五次修筑长城，隋朝也在苦苦挣扎了三十七年后，终于不可避免地成为过眼烟云。有明一代，不仅修筑长城的历史最长，工程也最为坚固，但英宗却以大明皇帝之尊，可悲地沦为蒙古瓦刺部落的俘虏，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土木之变”。不仅如此，瓦刺铁骑居然跨越长城，直取京师，若非于谦等将领誓死守卫，北京又险些沦为敌手。一百年后，鞑靼部落又攻破长城，把北京团团围困。清朝在定鼎北京、逐鹿中原前，努尔啥赤率八旗大军，曾数次跨越山海雄关，踏碎了中原大地——这就是康熙在批复工部等衙门的奏折中提到的“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背后的历史事实。
康熙之所以忽略长城的作用，是因为早在满清入关前，已经有效地统一了内蒙古，其政治影响力，已渗透到漠北、漠西、青海、西藏等广袤地区。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皇太极在对喀尔喀蒙古的谕旨中，重申了他立志继辽、金、元之后统一中国北疆的政治宏愿：“昔辽、金、元三国之主，西伐额讷特珂克，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顺治入关后，虽全力用兵南方，但仍不忘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后来，又在喀尔喀设立扎萨克，进一步强化了管理。到康熙时，华南一统，东北防线相对稳固。接下来要做的，即是统一漠北和西北的连绵疆域。
蔡元奏请修筑长城时，正值“多伦会盟”刚刚落下帷幕不久。而随着多伦会盟的成功举行，清政府已牢牢控制了喀尔喀蒙古。是故康熙可以自信地放言：“昔秦兴土木之工，修筑长城，我朝则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纵观中国历史，游牧于漠南、漠北的蒙古部落，蹿边入塞而行烧杀劫掠者，历朝历代不绝于书，而到了清代却先后归顺，百年无患。这不能不归功于清王朝恩威并施的既定国策。康熙曾在不同的场合对亲信大臣们说过：“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知有也。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疮疡，方用针灸，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自古以来，好勤远略者，国家元气，罔不亏损，是以朕意不以生事为贵。”不以生事为贵是软的一手，通过满蒙上层联姻，分旗封王，因俗而治等一系列高明的权术，让素来桀骜不驯的蒙古各部落归顺于清廷，使塞外百年无患，自唐、宋至明从未有过。当然，对于分疆裂土，自外于王化的叛乱逆首，康熙自有硬的一手，三次亲征噶尔丹即是历史明证，也是“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最好注解。“乱则声讨，治则抚绥”，康熙软硬兼施，天威莫测，无形中构成“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的辉煌奇观。
深受汉文化浸润的康熙深知，所谓的“昭君出塞”虽然被传为千古美谈，但这一和亲之计毕竟是失败的，匈奴在饱餐秀色后，并没有停止对汉朝的入侵。只有国力空前强盛，示威于异族，才能达到“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的境界。满族说到底只是一个少数民族，要驾驭人口众多、拥有几千年文明的大汉民族，统治历史上武功赫赫、地域辽阔的游牧民族，除了，保持八旗劲旅“以弧矢威天下”的尚武精神外，最高统治者还必须具有经天纬地、能文善武的非凡才能。集经史子集于一身的康熙，幼时苦练骑射，及长能使用强弓劲弩，熟练地掌握各种火器，膂力惊人，箭术精湛，一生的射猎成果令人高山仰止，望尘莫及。
而每年一次声势浩大的木兰秋猕，又足以完全显示康熙“肄武绥藩”的政治情怀。随围扈从的蒙古王公，既被康熙射虎猎豹的天威所慑服，又被清政府丰厚多彩的赐赏所感动，在这种恩威并施的奇妙环境中，他们心悦诚服地簇拥在康熙周围，戴之如天，亲之如父，奔走效顺，融洽无间。
狩猎结束后，康熙还不时巡幸蒙古地区，在皇室额驸们的府邸小憩，与下嫁的公主格格、蒙古额驸欢聚一堂，尽享人间天伦。斯景斯情，谁还会去理会什么长城？修筑长城又有什么现实意义？明代以前，所谓的北部边防，实质上是指塞外长城的游牧民族。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看来，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战争的规模也大小不一。
然而，这些战争总的性质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争性质一样，都属我国国内战争，不包含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内容。有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虽然在政治、军事上一时征服了汉族，但在经济、文化上又很快被汉族反征服，从而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乃至心理状态都逐渐汉化。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也读孔孟之书，行儒家之道，制礼作乐，开科取士，标榜要效法尧舜禹汤，他们决不自认为“夷狄”而自外于中华，俨然以中国的正统自居。尽管北方游牧民族在蒙古草原上次第嬗代，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有先后之分，活动的地域也有大有小，然而毫无例外，这些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的民族史，是我们整个文明历史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辉煌，同样值得我们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