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御史丛洞闻讯后，冒死上书，极言此举耗财劳众，劝谏皇上切莫以游逸为由而荒疏朝政，希望停止木兰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大怒，在丛洞的奏折上毫不客气地批示道：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游之谓。至于“游逸”二字，时时警省，若使逸乐是娱，则在禁中，纵所欲为，罔恤国富，何所不可，岂必行围远出耶？从乾隆的批示中可以看出，木兰秋猕有两重深远的内涵：肄武强兵，绥抚蒙古。
除了以皇孙身份随祖父康熙塞外射猎外，乾隆共举行木兰秋猕四十七次。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八月的《起居注》中，可以看出乾隆自避暑山庄开赴木兰围场，沿途所经过的路线，具体时间及其射猎成果——十五日，上奉皇太后卷阿胜境进早膳茶果，晚赐随驾王公大臣并蒙古王公台吉等宴。
十六日，驾至双峰寺停跸，黄土坎行宫停跸，驻跸中关行宫。
十七日，驾至马化营停跸，什巴里泰行宫停跸，驻跸波罗河屯行宫。
十八日，驾至四间房停跸，沈家屯停跸，驻跸张三营行宫。
十九日，驾至松树沟停跸，三道河停跸，驻跸阿威图大营。是日上行围射狍一、兔四。
二十日，驾至看城停跸，驻跸海拉苏泰大营。是日上行围射鹿十、狍四。二十一日，驾至柏布哈哈达停跸，驻跸胡鲁苏泰大营。是日上围射鹿三十四、狍三、狐狸一、鹿一。
二十二日，驾至乌拉岱哈达停跸，驻跸那尔苏泰达巴罕得尔吉梅佛河大营。是日上行围射鹿十四、狍四。
二十三日，驻跸那尔苏泰达巴罕得尔吉梅佛河大营。
二十四日，驾至厄尔滚郭停跸，驻跸布尔哈苏泰大营。是日上哨鹿一、行围射鹿十二、狍四、狼一、香獐一。
二十五日，驾至毕娄哈尔巴齐达巴汉穆鲁停跸。是日上行围射鹿十五、狍九、狐狸二。
二十六日，驾至看城停跸，驻跸鄂尔楚克哈达大营。是日上行围射鹿七、狍五。
作为一位文武兼备的君主，乾隆无论是箭法抑或枪法都是出类拔萃的。
《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轭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己巳年十月，偶在大西门前射，九矢九中。”《清史稿》对乾隆在木兰围场射猎的场面也有如下简略记载：“较射木兰，如闻有虎，以必得为期。”乾隆一生射猎成果颇丰，仅猛兽类即捕杀虎五十三只，熊八只，豹三只，余者不计其数。
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秋，在岳乐图泉沟对岸的山洞中，乾隆用火枪射毙一只猛虎。
为了夸耀这一武功，激励后世子孙，乾隆命在射杀猛虎的山洞摩崖上，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勒石刻铭：“乾隆十七年秋，上用虎神枪殪虎于此洞”。并在射虎之地树碑，御笔书就《虎神枪记》碑文。乾隆射虎所用的火枪，系祖父康熙所赐。四十多年过后，此枪仍有如此神威之力，不觉“奇中之奇，其称为神”。
于是把此枪命名为“虎神枪”。
碑也由此得名。
九年过后，在永安湃围场出猎途中，乾隆又用此枪射杀了一只猛虎。于是又立《永安湃围场猎虎碑》纪念。此碑铭刻的是乾隆即兴创作的一首七言诗文。
诗中“威不可当曳尾驰，失险遽卧浅草坡”之句，展现的是乾隆为了追杀一只猛虎，不畏凶险，在崇山峻岭中策马狂奔，虽然不慎从马背上摔下，但最终还是把猛虎射毙的情景。诗文中难免有自我夸耀之处，但以帝王之尊，涉如此凶险之地，单骑追逐猛虎并最终把它杀死，还是让亲眼目睹这一场景的蒙古王公不自觉地惊出一身冷汗。
乾隆时期，动辄几万、几十万的丰厚赐赏，为木兰秋猕掺入了不应有的奢靡之气，数万名狩猎大军年复一年无休止地疯狂捕杀，终于使围场内的野生动物明显减少，有的动物甚至灭绝，为木兰围场的最后衰败过早地埋下了伏笔。到嘉庆时，终于出现了不能如期秋猕甚至无猎可狩的尴尬局面。好在嘉庆是个大度的君主，并不计较这些，先后在木兰围场的东崖口和西崖口修建了两座行宫，作为无猎可狩的一种自嘲和精神慰藉。这两座不伦不类、宫庙合一的建筑，被后世戏称为东庙宫和西庙宫。
东庙宫本名敦仁镇远神祠，建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位于伊逊河谷北岸。伊逊河是途经木兰围场的一条大河，由东向西流，后又折道南下，形成一条狭窄细长的山谷。东崖口由此得名。在东庙宫之南，伊逊河南岸的山冈上，立有乾隆皇帝《入崖口有作》纪念碑，上面铭刻着乾隆御制五言诗，极言东崖口的雄险和木兰秋猕的重大意义。嘉庆所以选中此地建宫立庙，是因为这里前临静静流淌的伊逊河，背倚连绵无尽的群山。山水相映，美不胜收。而且，这里又是由东路进出木兰围场的必经之地。
在东庙宫的前殿，供奉着敦仁镇远神，即大兴安岭山神像。后殿为嘉庆秋猕时的行宫，称“缵功致祷”，又称“上兰别墅”。东、西跨院为扈从的王公大臣和随驾嫔妃们休憩之所。
西庙宫本名协义昭灵神祠，建于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位于卜克河西岸。其形制、结构与东庙宫完全相同。正殿供奉的协义昭灵神，也是大兴安岭山神。沿卜克河谷北上，即可进入木兰围场。因此，西崖口又是由西路进出木兰围场的必经之地。
之所以在东庙宫和西庙宫供奉大兴安岭山神，是因为大兴安岭在木兰围场中地势最高，最为雄伟，被认为是神灵居住之地。嘉庆曾经宣称，木兰围场“北峙兴安大岭，万灵萃集，高接上穹，群山分干，众壑朝宗”。蒙古人称大兴安岭为“赛罕达巴罕”，即赛罕神所居之山。嘉庆在孤苦无奈中供奉这本就子虚乌有的山神，无非是祈求神灵的佑护，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野生动物尽快繁衍生长，使木兰秋猕永远进行下去。但是，嘉庆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由于他在位期间的大肆砍伐，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惊散逃逸。山神鬼怪不仅没有领受他的一片真诚，反而把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等到他儿子道光继位后，作为皇家盛典的木兰秋猕，只好在无奈中永远废止了。
据清宫史料记载，乾隆年间在热河修筑的外八庙，所有木料均来自于木兰围场。乾隆死后，其事先修建的裕陵棱恩殿已腐朽塌垮，重修时，又在木兰围场大肆砍林毁木。嘉庆年间修缮的圆明园、避暑山庄、外八庙，木材均来源于木兰围场。大面积无节制的砍伐，终于使禽兽无法栖息，只好逃逸外流。道光初年，木兰围场中原本数量最多的鹿群，竟“甚觉寥寥”，无法举行真正意义上的木兰秋狳，被迫废止。后来，内忧外患不断加剧，国家财力空前紧张，就连守护木兰围场官兵的粮饷也无力发放。万般无奈之际，官兵们只好靠山吃山，就地伐树以维持生计。这一恶性的循环，使木兰围场又一次遭受重创。同治即位后，热河都统瑞麟上书垦荒招佃，很快得到批复。于是，从同治初年到光绪末年，木兰围场的森林几乎被砍光伐尽。民国时期，各路军阀又不忘在此一展身手，疯狂地毁林垦荒，伐树烧炭，致使木兰围场再次遭遇浩劫。至20世纪50年代初，木兰围场已是林尽水枯、流沙苍茫，徒剩一个美丽的空名而已。
大风起兮，流沙飞扬。三百年前，木兰围场曾是山葱水碧、鹿鸣虎啸的乐土，是康、乾二帝肄武绥藩、显示天朝神威的禁苑，是清王朝遗老遗少一段永远珍藏和值得回味的历史。而今，这里却是阡陌纵横，风流俱散。无知者的无畏无惧，终于为后世打造出一片黄尘蔽天、穷山恶水的蛮荒图卷，终结了一个时代的神话，留下了一个游荡于苍茫天地的绝响！自然的法则竟是这样的无情——创造着一切又毁灭着一切！
大道无形
公元1969年7月20日，世界人类史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美利坚合众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登月成功，人类首次迈出了拓展宇宙空间的第一步。
当美国国家宇航局询问在月球上的宇航员能看到地球上的哪些人类建筑时，登月队员阿姆斯特朗站在加里加特梯死海之上，充满活力与想象地回答：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此言一出，举世哗然。
以艾田蒲博士为首的严肃学者立即予以反驳：一条宽仅几米的砖墙，即使长到六千公里，也不可能从那么遥远的地方看到。一根头发在一定的距离就看不到了。它的长度根本不起作用。后来，美国的《地理杂志》最终证实阿姆斯特朗确实看走了眼，他所看到的所谓“长城”，只不过是一条可怜的云带而已。但中国人却一直坚持阿姆斯特朗这一讨人喜欢的说法。
就在阿姆斯特朗号称在月球上看到了长城的二百七十八年前，中国的康熙皇帝却在长城上陷入了沉思。放眼望去，浮云横谷，峰峦乍现。斯情斯景，不由勾起一代圣君的情怀：“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年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与包括阿姆斯特朗在内的中外人士所怀的长城情结不同的是，在康熙眼中，长城根本不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军事防御物，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依托下的精神状态。
“如果长城仅仅是一种精神状态，那么，我们的长城又在哪里？”在这一怪异思维的冲动下，康熙开始启驾北巡，踏上了寻找“长城”的路程。十年过后，人们惊讶地看到，康熙所谓的长城，仅仅只是一座山庄——一座位于燕山丛地，烟水葱茏的避暑山庄。
多少年后，我们沿着康熙当年北巡的路线，试图破解康熙当年的思维。
但一踏入塞外热河，迷雾又一次扑面而来：全国可供避暑的地方很多，康熙为何选中这燕山丛中的荒漠之地？为何把号称“紫塞明珠”的山庄镶嵌在长城塞外？修建避暑山庄的历史背景又是如何？有关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近世编撰的中国古迹名胜辞典中，有如下简略记载——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俗称承德离宫，建于康熙四十二年至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03—1792年）间，是清代营建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山庄为宫苑一体制，分宫殿区、湖区、平原区和山峦区，总面积五百六十四万平方米。山庄内清泉环绕，峰峦叠翠，山水相依，洲岛交错，山林野趣横生，楼台亭榭辉煌，一百二十多处景点构成了一幅美妙的画卷。这里不仅有仿江南名胜的西湖、烟雨楼、金山寺，还有北方的草原及少数民族的蒙古包、赛马场；山区峰峦起伏，湖区微波荡漾，平原芳草萋萋，宫殿凝重庄严，既有北方园林雄奇浑厚的韵味，又有南方园林玲珑剔透的风姿。
在避暑山庄东面和北面山麓的平台上，星罗棋布地建有十二座风格不同的庙宇。建筑总面积约四十万平方米，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寺庙建筑群。这些庙宇中有八座曾归清朝理藩院管理，习惯上称“口外八庙”，简称外八庙。外八庙建于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13—1780年），既有雄伟壮丽的藏、蒙建筑风格，又有汉族传统的艺术。这些不同风格的庙宇与避暑山庄相衬托，连成一片博大宏伟的人文景观。
然而，避暑山庄的内涵却远非如此。
让我们走进历史，探索康熙大帝的心路历程。
《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工部等部门议复：“古北口总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应如所请。”从这一简短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修筑长城，拱卫京师，不仅仅是古北口总兵官蔡元一个人的建议，还应该包括同意蔡元奏请的工部等衙门的官员、长城沿线的某些守将。
但是，康熙的批复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长城的修筑，已有两干多年的历史。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来，修筑长城，加之移民实边，实施军事屯垦，战时就可以固守长城，收到兵民结合，军备充足，报警迅速，东西呼应，居高临下，进可出击，退可据险，切断敌人归路等多种效果。这是两千年间许多朝代不断修筑、坚固长城的重要原因。
